【本刊讯】蒋帮《联合报》三月十二日刊登一篇题为《粒子时代即将来临》的报道，全文转载如下：
一个崭新的“粒子”时代即将来临！
据外电报道，我国两位旅美物理学家郑洪教授和吴大峻教授的“原子构成”新理论已获实验证实，这项富有挑战性的理论，不但将改变我们的质量观念，在继续发展应用后，也将打进人类的生活圈子里，就像由原子时代走进电子时代，我们已面临一个新的“粒子”时代。
记者昨日访问了国内专研“基本粒子”的青年物理学家，得到的答案是：我们已离“粒子”时代不远了。
由于研究“原子构成”理论的两位青年物理学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执教的郑洪教授，与哈佛大学的吴大峻教授，不仅为国内去过美国深造的物理学家熟悉，同时郑洪教授与吴大峻教授在多年前，已被美国物理学界视为杰出的中国青年科学家，他们的名字已列入美国“杰出物理学家”的名人录里。
国内的“基本粒子”专家学者认为，郑洪教授与吴大峻教授的研究成就，固值得我们高兴，但最令人兴奋的是，物理学上争论已久的“粒子”学说，将因“原子构成”理论的实验证实，而有“拨云见日”的感受，此在“粒子”学说来说，是一种“突破性”的进展。
什么是粒子？正如我们早的时候，会问什么是原子一样，在没有弄清楚以前，原子学说与近代粒子学说，都是高深的学问，皆为专家学者的“专利品”。简单来说，我们过去认为一切物质，都是由分子组成，现在已弄清楚是由原子组成，然而物理学家们认为，宇宙间一定有比原子中电子、中子与质子更小的东西存在，于是“基本粒子”的研究，成为近数十年来的一项热门研究课题。
严格说来，粒子研究目前还没有到通俗化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解释原子能发电、电子计算机那么简单。不过，可以相信的是，粒子就像当初的原子一样，是极微小的东西，然而能量却大得惊人。一般来说，科学不是懂得善恶的，完全视人类如何运用，以前我们知道原子弹可怕，氢弹更可怕，但把原子能用到发电，大家都可得到福利，未来的“粒子”在应用后，所产生的能量，庞大得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
科学家们钻研“基本粒子”者很多，近数十年来已发现的粒子有数百种之多，大多停留在需要实验证实的阶段。任何理论在未“尘埃落定”前，必有一番激辩，“粒子”学说自不例外。大致说来，现各国研究“基本粒子”的科学家，主要分成两大派，一派主张“粒子民主”，即从数百种已发现的“粒子”中，抽出三种或三种以上，加以分类，来说明宇宙质量的观念。另一派则主张另谋途径，找找看有没有未被发现的，因为已发现的粒子虽多，始终无法证实，有碍研究发展，郑洪教授与吴大峻教授是主张后者的，另找出新的粒子，用世界最高速的一种加速器，来实验证实。
在两大“粒子”派系的辩论中，经常是互不相让，各持己见。无疑的，以现阶段来看，郑洪与吴大峻两教授已居上风，这足以说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常在科学领域中出人头地。
郑洪教授与吴大峻教授，一个是“冲劲十足”有新创见，一个是数学与统计力学权威学者，双方各尽其能，合作研究已有多年，并被国际物理学界，视为继吴健雄、李政道、杨振宁之后，最佳的中国“粒子”搭档。
最令人注意的是，他们这项三年前的“原子构成”理论，在实验证实后，推翻了一项普遍性的物理观念，即在加速器中，撞击原子核的机会，应是速度愈大，撞击机会愈多，而不是速度愈大，撞击机会愈小。因为撞击机会愈多，愈容易找出真正的粒子。
国内的物理学家指出，这项新观念十分重要，已打破了过去“粒子”观念的死“结”。换句话说，这项“昨是今非”的新观念，有助于“粒子”学快速进展，扩大了人类的视界，带来更大的福祉。
粒子学说不容易实验的道理，主要在需要极大高速的加速器，全世界现只有三个庞大的加速器，一个是美国新近完成的质子加速器，能量可达二千亿电子伏特；苏俄不久前才拥有七百五十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集欧洲雄厚的财力完成设在日内瓦附近，属于欧洲核研究中心的加速器，能量则为三百亿电子伏特，也是郑洪教授与吴大峻教授理论获得证实的实验地方。
国内的物理学家表示，“粒子”研究就像登山一样，愈高愈向前不易，郑洪教授与吴大峻教授的新发现，使人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受。
由于郑洪教授与吴大峻教授是属于另找新粒子的一派，所以三年前的研究报告，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科学研究讲求“事实胜于雄辩”，他们的新理论获得实验证实，将使质量观念有重大的改变。
美国有三位物理学家，包括史温格教授、汤斯教授及茂瑞盖尔曼教授，都因对“粒子”有不同的看法，先后获得诺贝尔奖。
国内的物理学家认为，郑洪教授与吴大峻教授的新成就，可与前面三位美国物理学家媲美，因为两位中国物理学家，找到了构成原子最小的新“粒子”，并带来新的质量观念。按照此一理论循序发展，今后可不断从高速加速器撞击原子核中，找到更多此类的新“粒子”。
专家们强调，如果这种新“粒子”能再加以确定性质，如同我们知道原子核中的电子、质子及中子情形一样，再继续研究发展，“粒子”时代就要来临，势将带给人类另一个新的天地。
【本刊讯】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日报》二月十日刊登了马丁·梅雷迪思和杰夫·雷福德自内罗毕专发该报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在多数黑非洲国家中成为主要力量》，摘要如下：
中国于一九六九年在文化革命结束后不久在非洲发动的外交攻势，已使北京政府成为多数黑非洲国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主要盟友。
中国人并不把注意力局限于那些令人产生好感的非洲社会主义政府；他们表露了一种新的愿望，要同那些在文化革命前视中国为危险的颠覆中心的保守政权合作。
这种新的灵活的做法明显地表现于中国卖力讨好象扎伊尔、尼日尔、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和乍得这样一些国家。最近中国人赢得了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外交上的承认。
在尼日尔，曾经一度激烈攻击中国资助一个颠覆性的游击队运动的迪奥里总统，已同意接受北京的一笔大量的现金赠予。在埃塞俄比亚，长期被视为华盛顿的最可靠的非洲盟友之一的塞拉西皇帝，已不顾过去北京的行径而与它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于去年访问了中国首都。
在其他十几个非洲国家中，中国的新的可敬的形象已造成了一阵忙碌的外交活动，并且导致北京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援助的大量流入。
一些非洲领导人，主要是象牙海岸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和马拉维总统班达仍然坚决反共，对中国的意图感到怀疑。但是，他们现在是居于少数。
在文化革命期间，中国的较为正规的活动主要局限于两个国家，即坦桑尼亚和刚果（布）。自文化革命以来的几年中，北京努力同世界各大国争高低，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它们的地位。
有若干因素帮助了对非洲的这一突进。
第一，中国的经济援助通常是长期偿还的低息或无息的援助，因而显然是很吸引人的。
第二，中国人已表示愿意在完成援助项目时过简朴的生活，不需要好的住宅、空气调节设备、电冰箱和其他利益。
第三，中国的自力更生的决心很受钦佩。自力更生是多数非洲国家的主要愿望。
第四，中国设法使自己同第三世界集团的目的和愿望紧紧连在一起。
还有一些对中国有利的事。中国同非洲的贸易迅速上升。在接受中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坦桑尼亚，中国已成为最大的进口品提供国。中国在世界上最大的援外项目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的一千一百五十英里长的铁路涉及一项复杂的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在这两国煽起了售卖从中国进口的各种货品之风。此外，中国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正在得到非洲大陆的广泛的支持。
有一万五千名以上的中国人在把赞比亚的铜矿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连接起来的坦一赞铁路线上工作。
在来年中，中国可望巩固和扩大它在非洲的基地。但是，北京的最终意图是难以预料的。一些评论家认为，中国并没有真正改变其革命目的，只不过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其目的而已。的确，北京在非洲南部的解放运动中已具有支配性的影响，成为武器和装备的主要供应者。
【共同社东京三月十七日电】题：中国首任驻日大使陈楚将于本月内到任
据政府十七日宣布，日中航空协定谈判中方代表团团长王晓云通过正在访华的日本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外务省亚洲局参事官中江）正式转告说，中国首任驻日大使陈楚将在三月份到任。王先生还表示，以廖承志先生为团长的大型代表团将于四月份访日。由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代表团转达决定以陈楚先生为中国首任驻日大使和到任时间这还是第一次。据外务省说，随着陈楚先生的到任，中国大使馆将以本月二十日为完成开设准备工作的日期。同时估计，陈楚先生将乘专机直接来日。
【德新社东京三月十七日电】（记者：约翰·纲岛）日本政界人士、保守和进步的工会以及其他公众团体正热切地等待着北京一位要人的即将来日本访问。但是，此事显然使苏联感到恼火，因为苏联对于改善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及其他方面关系越来越关心。
日本除共产党以外的所有政党的领导人今天在东京举行会议，决定给予北京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以盛大热诚的欢迎。这位迄今为止来日本访问的级别最高的北京领导人预计在四月月中到达这里。
看到报纸消息说，苏联激烈攻击中国企图“干涉日本内政和阻挠俄日关系的改善”，东京有关人士感到沮丧。据报道苏联正在特别抨击廖承志。
【本刊讯】埃塞俄比亚《明镜》季刊二月份一期刊登了德雷杰·德雷萨写的—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新的高度冒险故事发生之地》。摘要如下：
自从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朋友们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是：“你对中国的真正看法如何？”
我的直接反应是说：“中国不是一个魔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一直被描绘成象“侵略者”和坏“家伙”。至少这是西方报纸给第三世界造成的印象，我们都越来越相信中国准备入侵全世界，或者相信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是某种荒谬的理论。
为了把一个长故事缩短，我不禁对询及中国情况的我的朋友们作了同样答复：“今天，中国人在移山。”
例如，我们看到在旱灾严重的林县，为了取水，千千万万中国人移去了高山，越过太行山，从漳河引水。结果，这个县免遭旱灾，今天，这个山谷一年到头都是绿油油的。但是，这并不是要表明中国人完全战胜了这个问题。他们自己首先承认还有涝灾和旱灾。
就一个第一次访问一个新国家在二十天的观察中所能分辨的来说，中国人体面地、正直地及象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所看到的那样幸福地生活着。
他们给我看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坏的东西。
就我们这批人所能发现的情况来看，中国人民似乎是快活的，虽然采取的一种悄悄的、含蓄的方式。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那里没有什么犯罪或根本没有犯罪、没有酗酒、没有吸毒、没有性病，卫生设备也不缺。
为了给整个一代灌输一种革命和创造一种“充满年青与活力”的社会制度，教育当然是今日中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的整个教育制度产生于这个简单的原则：“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在北京的一所小学校，我问一名八岁的小男孩，他长大了想干什么。他的反应最使人难忘。他用回答应征入伍问题的那种神态回答说：“我要参加人民解放军，打垮祖国的敌人。”
我问道：“但是谁是中国的敌人呢？”由这位八岁的政治哲学家断然作出的回答是可以预料的，但是是使人扫兴的，他谈到他称之为的一个修正主义国家。
在我访问中国的三个星期中，我看到的情况很多，要我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把我的一切感受都谈出来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最后要说：我得到的印象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