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月十六日电】（记者：汉斯莱）在尼克松总统采取的使美元贬值的措施方面，显然在幕后施加了一些巨大的外交压力。
受到压力最大的是日本内阁阁员，他们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勉强地同意让日元向上“浮动”——这一行动可能使日元同美元的比价增加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二十。
关于东京愿意让它的货币浮动的消息是在财政部长舒尔茨在十二日深夜宣布美元贬值前约三个小时才传到华盛顿。在这以前，日本驻美国大使牛场把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同国务卿罗杰斯会谈的内容通知了东京。
虽然美国官员不愿公开说罗杰斯向牛场说了些什么，但是据了解，美国国务院清楚表明，除非东京允许它的货币对美元实行较为现实的汇率，否则美国和其他贸易国家将对日本产品采取限制措施。
一些日本官员指责美国和西欧国家实际上联合起来对付日本，迫使它采取一项行动来大大地增加在外国市场的日本货的价格，从而减少那些货物的销售量。
国务院官员们否认曾采取歧视的做法，但是，他们承认日本货币浮动在解决国际货币危机方面是个关键问题。
在美国去年的六十亿美元的国际贸易赤字中，有四十多亿是由于日本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货物超过美国卖给日本的货物造成的。
此间官员们认为日本愿意使日元浮动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也是富有象征性的姿态。”
实际的作用是明显的。其所以有象征性的价值，是由于东京行动将有助于政府使国会给总统以无限的权力，以便在今年九月开始进行的国际贸易谈判中做到使关税提高或降低。
政府认为，这种无限的权力将使得总统能利用增加关税的威胁或减少关税的诱饵来使诸如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放弃一些非关税壁垒，如限额（就是限制目前出售美国商品的数量）。政府官员们承认，在迫使日本采取一个不受欢迎的行动的同时，美国通过使美元贬值使德国和法国得到好处。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二月九日刊登该报记者伊万斯和诺瓦克合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石油、阿拉伯人、莫斯科和一项秘密研究》，摘要如下：
尽管人们企图使具有政治意义的爆炸性的动力危机不要大肆声张，但是尼克松总统已经下令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这里缺乏石油和天然气的情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长远影响进行一次秘密的、彻底的研究。
这项研究是由一个月前任命的高级人士组成的总统委员会作出的第一批决定之一，这个委员会仍然处在保密状态。这个委员会以白宫国内政策首脑埃利希曼为首，它另外只有两个成员：尼克松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博士和财政部长、政府的经济沙皇舒尔茨。
埃利希曼、基辛格、舒尔茨进行的研究，是政府对内政部官员要求制订国家新的动力政策而一再发出的呼吁所作出的迟迟的反应，这项研究报告谈到这个国家最棘手的问题：在几十年以后从经济上可以得到新的动力资源以前，得到足够的石油和天然气来避免动力不足和汽油配给情况（政府的一些官员现在纷纷预言今夏将发生这些情况）。
这种动力和燃料的越来越大的危机的任何方面，都没有比美国依靠多事的中东的阿拉伯石油和遥远的西伯利亚的苏联天然气的问题，更引起这个超级委员会的注意了。
甚至在完成这个研究报告以前，埃利希曼和基辛格就得出了初步结论：必须投入大量的钱来发展从煤和页岩中提炼石油的新技术，以便防止拥有世界最丰富的石油资源的阿拉伯人进行价格勒索。在新的联邦预算中，一个人们不大注意的项目中可以找到这个证据：虽然大多数开支都减少了，但是尼克松要求在研究新的动力技术的款项方面增加百分之二十。
甚至这样，它也不能满足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的要求。
杰克逊本人在去年夏天写给尼克松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曾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估量一下我们越来越依靠从中东和其他地方进口原油和石油产品对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和国内动力政策的影响”。
杰克逊说，一种经济的从煤中提炼石油的技术是可行的，并且应当立即发展这一技术。
由于杰克逊非常怀疑莫斯科能成为美国动力需要的可靠供应者——加上把西伯利亚的天然气进行提炼、液化和运往美国要花费大量的钱——国此在他的思想里已排除苏联是未来的一个来源了。
迄今为止，杰克逊的方针比白宫内部持有的看法要强硬得多。因此，总统的高级顾问决没有放弃以进口西伯利亚天然气为基础同莫斯科进行有来有往的贸易的主张。
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研究报告将必须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对美国对苏联和阿拉伯世界奉行的对外政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这就是动力危机的特性，而这个危机在短短的十年内已使美国从一个石油出口国变为一个越来越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
【法新社巴黎二月十二日电】题：埃勒夫一法国石油勘察、生产财团董事长对《新观察家》周刊记者的谈话
法国政府控制的石油企业埃勒夫一法国石油勘察、生产财团董事长皮埃尔·吉约马认为，美国石油公司的统治和美国对能源的巨大需要，是未来几年里国际石油政策的首要因素。
吉约马在《新观察家》周刊发表的对记者的谈话中认为，各方的兴趣集中在如下一个基本问题上：从再销售中获取最大限度的收入。
吉约马认为，如果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缔结政府级的优惠协定，这在能源的供应方面将是一件头等大事。尽管在中东十个国家里有十家生产公司，美国的比重是决定性的，而美国对能源的需要也愈来愈大。
除了美国的供应问题之外，公司的兴趣显然是使石油价格能取得尽可能多的报酬，而消费国家，特别是欧洲的消费国家将付出这笔款项。吉约马指出：
“美国人对在欧洲提高石油价格感兴趣有三个原因：因为这能促使美国的价格回升；因为这能弥补美国的货币收支差额；最后因为正是美国征收过境利润。”
说欧洲必须重新把美国同自己联系在一起，必须实现欧洲的政治联合，建设自己的防御，必须对东方集团奉行一种共同的政策
【本刊讯】奥地利《信使报》二月二日刊登一篇评论，题为《欧洲将错过“欧洲年”吗？》，摘要如下：
随着尼克松总统开始第二个任期，随着几乎是同时美国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出来，世界政治又开始充分活跃起来。苏联党书记勃列日涅夫宣布苏美有合作的新的可能性，英国首相希思已经在华盛顿，和尼克松首先就美国一西欧未来关系进行谈判。从表面上看来，这一切都表明国际关系上有一种新的突破。
西方和东方已经共同坐在三张会议桌旁——在赫尔辛基讨论欧洲安全，在维也纳就可能减少部队进行会谈，在日内瓦寻求进一步限制战略军备，这一切对上述情况也有利。
但是，如果人们把这些迹象只看成是它们争取世界性缓和的真诚的努力，而不看成是它们之间为现在和将来的实力地位而进行的艰苦斗争，那就是错误地理解了以上迹象，这种实力地位会立即重新开始变成非常严重的进行对抗的基础。如果要避免这一点，人们就必须恰恰在现在，在这许多谈判中，异常小心地和在充分注意到可能的事态发展的情况下行动。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
必须极其清楚地看到苏联政策的目标。这种政策一直是由苏联和中国的对抗决定的。
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也许将拥有足够强大的核力量，来有效地使任何敌人不敢对中国军队使用核武器。一旦和中国发生冲突，这就会迫使苏联只有用常规武器进行这场战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二亿五千万苏联人就将和八亿中国人对峙。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地把自己用常规武器武装起来，或者在反苏的斗争中找不到强大的盟友，上述数字也许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苏联政策的目标是：即使不能使美国成为自己的盟友，也要通过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紧密合作，使美国和中国不能结成强大的联盟。但同时苏联的政策也必定要制止西欧从政治上紧密联合起来，从而形成共同的外交政策和防御政策，也要防止西欧发展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通过与中国的结盟来加强这种军事力量。
欧洲地区的巨大的缓和攻势——从波恩的东方条约直到安全和减少军队的会议——将使西欧得到宽慰，并使它觉得自己的努力，特别在军事方面的努力是多余的。为此，美国目前至少维持在欧洲的驻军也是必要的。如果美国人撤走或者甚至由于苏联巧妙的政策被赶走，西欧就会受到震惊，而很快从它军事的昏迷状态中醒过来。
因此，目前苏联对赶走美国人不感兴趣。之所以是这样，还因为人们不打算得罪美国，由于许多经济上的原因人们还需要它，但是也必须阻止它和中国过度的接近。
但在这个世界性的力量平行四边形中，西欧的地位绝不是这样好。它与美国的关系没有得到澄清，目前甚至有很大的困难。
欧洲经济共同体一方面以美国的激烈的经济竞争者姿态出现，对通过公正的协议来停止这场战斗没有多少兴趣。欧美在货币方面的争吵有增无已，最近美元的疲软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同时西欧也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核保护和美国在欧洲的驻军。
如果美国总统目前说，一九七三年对美国来说是“欧洲年”，那末这绝不是宣布美国要进行大的单方面的和解攻势，而是首先向西欧挑战：目前要彻底澄清它与美国的关系。一项欧洲理论
但是这将意味着：限制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而且在并不是不牺牲欧洲利益的情况下来进行这种限制；为调整世界货币制度作出共同努力，在这方面欧洲同样也将作出较大的牺牲；以及为西方未来的防御政策制定一种明确的方案。在这方面，可能尼克松将长期对欧洲提供一项类似于在他的关岛理论中对待亚洲的那种办法：在现有的美国盾牌的保护下，欧洲必须迅速地建设一支自己的能经受未来种种可能事件考验的防御力量，以使美国人能慢慢地撤出欧洲。
如果欧洲不理解这些信号。如果它还继续谋求只是增加其经济成果，而不是同时也考虑到政治统一，特别是考虑在可见的将来的一种统一的防御，那么美国就可能打算，撇开欧洲人而仅仅在同苏联和中国的较量中谋求自己的安全。这样做尽管是目光短浅的，但迫于强烈的内政要求，美国会很少有远大的目光。强大起来的权利
这样，可能有一种双倍的和三倍的灾难威胁着西方：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一种危险的分离；保持并甚至于增加西欧本身政治和军事的不一致，会向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建议同莫斯科建立特殊关系的这样一项巧妙的苏联的政策，还会促进这种不一致。
没有政治和军事的统一，就几乎不能阻挡西欧的“芬兰化”，如果不能成功地在足够充分的程度上维持美国对西欧的利益，那末就尤其不能阻挡西欧的““芬兰化”。因此，人们不应为举行许多缓和局势的会议所迷惑。在这里当当敲打的钟声，不是自动地宣告更好的时刻的到来，它首先报告的是欧洲的时刻。
为了适应这个时刻
，欧洲应该做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它必须重新把美国同自己联系在一起——那怕作出经济和财政方面的牺牲，它必须利用由此而获得的时间，来实现它的政治联合，并因此手携手地建设自己的防御，必须在这段时间里对东方集团奉行一种共同的并不为特殊的建议所扰乱的政策。
欧洲也必须有同样的极利，这种权利是任何超级大国为自己所谋求的，那就是不为其他人所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事情所动摇，全力地保卫自己的利益。
欧洲是否最终也为自己争得这种权利，还是它不为世界政治的严酷事实所动摇，而继续稀里糊涂地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