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沙捞越《诗华日报》九月二十六日发表题为《基辛格正式就任美国国务卿》的社论，全文如下：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基辛格博士正式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这是美国内阁首席成员，由德国出生的犹太族移民担任的首次。
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在基辛格就任国务卿的仪式上谈话说：“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捩时刻，执掌这个部门的工作。这是美国处在和平的时刻，这是一个公认维持和平与获得和平同样重要的时刻。”——这是列强之间的和平。
其实，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捩，固然是尼克松总统主持，而设计与策划，完全是基辛格的手笔。把原来传统的美国外交围堵中国的仇恨之墙拆除，改为美国外交政策着重与中国和平共处，友好通商政策的敲门人，正是基辛格博士。安排了尼克松二月访华之后，始取得美国与北越签约，并结束了印支战争，使美国全面退出，这就是尼克松所说的，“美国处在和平的时刻”之到来。
愈来愈多的事实，已经使基辛格所策划的“尼克松主义”政策，“均势外交”的轮廓，逐渐明朗化了！
美国把重点移向西欧，堵住苏联西进之路，其目的，乃保住中东的石油，巩固以色列的阵脚，这是互相连环的西线阵地！
让中国与日本在亚洲成为主要自立的台柱，则美国可以不出一兵一卒，也无须花钱，就可以牵制苏联对亚洲的扩张主义，并收取与西欧互为犄角之势。
美国集中全力，经营西半球，门罗主义的复活，在当前的情况下乃必然的结果。
这是美国由于争霸全球的实力，在越战中消耗殆尽之后，退而求其次；也是根据苏联实力壮大后，美国无能独自抗拒之时；以重点保守代替全球称霸的不得已罢了！
任命基辛格为美国国务卿，除了说明美国“因事任人与因人任事”相结合外，亦说明美国新外交政策，有其长远的打算。
在“因人任事与因事任人”上，美国外交重点的生命线之一，是中东石油。中东石油必先支持西欧与以色列作为唇齿相依，替美国分担抵制苏联扩张的前线阵地，才有可为。否则，西欧沦亡之后，苏联势力南下，将席卷中东油田，割断美国的热能供应。基辛格出生在西欧、又是犹太人，乡情族谊相加，必然一心一意努力巩固西欧与以色列。
在亚洲，美国必须退出，才能使中日合力抵拒苏联，否则，美国西保欧洲，东侵亚洲，两面受敌，且有促成中苏同盟复活之虞。故乐得退出，让中日牵制苏联。
在西半球，美国必然全力控制拉丁美洲，“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因此，对拉丁美洲而言，美国是反动的。对亚洲而言，美国是民主的。对欧洲而言，美国是保守的。
美国总统，有时候是执政者，这时，美国国务卿是摆设品。美国国务卿，有时候是执政者，此时美国总统是象征性的主宰。美国历史上，已有事例，无须细说。
现在，尼克松总统，第一任是执政者，第二任可要和基辛格国务卿分权了！其目的，在于第三任尼克松不能蝉联的话，基辛格就顺理成章，以国务卿来执政了！所以说美国的现政策，是长期的。
如果，西欧终于守不住的话。比如西欧统一后自立，或者被苏联加了盟，美国仍可退守西半球。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把门罗主义复活的根本原因了。
当前的问题，是美国加紧和中国解决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进一步友好往来，迅速而稳步的移交势力，以促成“亚洲人的亚洲”，来换取“美洲人的美洲”。
五大列强，虽然互相勾心斗角，但基本上四对一之局，有相当的眉目了
——中美西欧和日本，共同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
【美新处华盛顿九月二十八日电】题：基辛格对国务院工作人员讲话
国务卿基辛格说，他要国务院高级顾问向他提出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明确的选择”，而不是司局内部提出的“谈妥”的建议。
基辛格博士九月二十八日在一千五百名国务院雇员的集会上说：“我们主要的任务应当是问问自己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担心政治压力、关心官场利益或者短期考虑。”
他说，他打算“保证尽快地使最能干的人上升到（国务院的）重要职位上去”。
他说：“从美国目前同世界的关系的状况来看，从美国目前对自己的考虑的状况来看，我们主要的任务应当是问问自己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担心政治压力，关心官场利益或短期考虑。”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二十九日刊载约瑟夫·哈希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攻击中国：重新提出的问题》，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是否在认真考虑对中国发动一次军事进攻？
这是一个看来时起时伏的老问题。从透露基辛格访问北京之时开始，已有很长时期这个问题平静了下来，事实上是潜伏起来了。显然，苏联不会在中美和解的蜜月阶段对中国发动一场军事进攻。
但是现在那个蜜月阶段已经结束。中国人显然正在接近于这样的时期：他们将能发射足以打到莫斯科——以及在俄国欧洲部分的任何其他重要目标——的核武器。
在西方军事专家中间，对目前中苏军事局势有两种估计。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拥有能够袭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伊尔库茨克和中苏边境附近任何其他地方的短程核武器，这样就有了威慑力量。俄国人会以一些滨海的省份为代价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吗？
我们知道，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苏联居民是稀少的。我们知道，中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拿下苏联滨海的一些省份和东西伯利亚的一大部分地区。
中国人在重型核武器方面毫无希望地处于劣势。但是他们可以进行报复。俄国可能在战争中取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将失掉西伯利亚的一半。这样是否有意义呢？
但是，如果苏联人考虑到对中国发动进攻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因而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为什么莫斯科发出一阵新的反华言论？为什么苏联报纸对据说的中国越过蒙古边境的袭击大肆宣传？
究竟是中国人真正在向苏联人在亚洲内地的禁脔挑衅，还是苏联人为了发动进攻而正制造借口？
西方人士的另一种理论是，苏联人还有一些时间，使他们在这段时间内作出决定：他们是否将容许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核国家。那一时刻将在中国部署能够击中俄国的欧洲部分的人口和工业的重要中心的时候到来。这一时刻还未到来，但是正在到来。莫斯科是要容许它到来呢，还是在它还来得及把中国赶回到核时代之前就动手？
中国人再度感到深为不安。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中国人已加紧在所有各大城市修建很深的防空洞。西方最近的情报证明俄国人继续扩充他们在中亚的军事部队。
【本刊讯】法《记录》周刊第五九五期（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至十一日）刊登吉尔·里维埃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捷克人反对苏联战车的秘密武器：幽默》，详细摘要如下：
苏军对一个“正常化”国家的占领，对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来说，又开始了新的一年——第五个年头。那么这个著名的正常化是什么呢？捷克人的答复是：
“这是在某人的背后捅一刀子。然后把刀子留在肉里，让伤口自己愈合……”。
实际上，不再有这些不受欢迎的人离开的问题。由此又出现了另一个漂亮的流行说法：“今年夏天，我们这里西方的游客很少，但我们一直有十万名没有签证的游客。”
在布拉格，今天谁也不再对看到这些穿大皮靴、扎宽皮带、戴红星帽的游客三三两两地散步感到惊奇。人行道上的广播解释说：“第一个苏联士兵会认字，第二个会写，第三个在那里监视这两个知识分子。”
在这个国家，幽默仍然是答复占领者的最好武器。有一个例子：勃列日涅夫硬说，苏军到捷克斯洛伐克是响应人民的苦苦哀求而来的，那些还记得一九三八年慕尼黑时期被苏联抛弃了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向勃列日涅夫解释说：“确实，勇敢的苏联军队是应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要求而来的。这个一九三八年的要求，到一九六八年八月才得到积极的响应啊。”
胡萨克这个“合作”的臣民对社会主义的声援是不抱幻想的，马歇硬说不是如此是徒然的。一则民间故事证明了这点：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俄国人同乘一架飞机。发动机出了故障，飞机逐渐下降，有撞到山上的危险。驾驶员预告说：“有一个人要牺牲”。没有降落伞。过了一刻，美国人作出了决定。他说了一句动人的话：“为了自由世界”，就跳了下去。飞机继续下降。英国人响应了驾驶员新提出的要求。他喃喃地说：“为了女王陛下”，也跳了下去。这样，飞机又上升了一点。但这还不够。必须牺牲第三个人。俄国人站起来喊了一声：“为了社会主义祖国”，于是就抓住捷克乘客，把他扔出机舱去了……。
捷克人的反共幽默感并非昨天才有。从诺沃提尼同志时代起，布拉格就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话：“国家假装要付钱给我们，我们也假装劳动。”捷克人反驳那些对这种哲学感到不安的外国同志说：“在劳动的人和不劳动的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差别。”
于是有了布拉格之春的简短插曲，莫斯科感到不安。
这说明了为什么克里姆林宫愈来愈神经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杜布切克和他的班子准备同勃列日涅夫及其一行在切尔纳边境上的村庄会谈。杜布切克吩咐说，“我们到了那儿，应当在狰狞面孔前保持我们天使的面孔”。八月二十一日，入侵的那天，莫斯科电台千方百计地为这次入侵辩解，特别是把一个捷克作家散发要求该政权更加自由化的二千字宣言作为理由。整个布拉格立刻流传说：“在俄国买一辆汽车要二千卢布。在美国，买一架飞机要二千美元。在捷克斯洛伐克就更妙了：仅仅两千字就值两千辆坦克。”
全体人民动员起来给占领者们的生存制造困难。街道上的牌子和路标都消失了，只有写这种字的例外：“莫斯科，二千公里”。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在被人群围着不能动的苏联装甲车前面，大学生们插上了这样的标语牌：“莫斯科的大马戏场。禁止投喂食物和挑逗动物”。然而人们是要戏弄这些动物的，将要使他们有许多伤亡。
捷克人的幽默到处可见。《真理报》驻布拉格记者给勃列日涅夫发去一份假电报：“今天在妇产院出生了十二个反革命分子，请增派坦克！”
捷克人互相安慰说：“天气这样冷是由于西伯利亚的大门开了，冬天来了。”他们羡慕不会遭到入侵的以色列“国家”，因为“它不象我们这样被友好国家包围。”但是，有哪一个政府比瑞士更中立呢？这就是我国政府。“它甚至不搞自己的事情。”言外之意是：俄国人取而代之了。
一个捷克人走进巴尔托洛梅伊斯卡大街的警察分局。他控诉说：“警察署长同志，三个瑞士兵抢了我的俄国手表。”警察署长疑惑不解，他请这个人再慢慢讲一遍。这人肯定地说：“三个瑞士兵抢了我的俄国手表。”这位警察不能相信他的耳朵。这个故事尽管不象是真的：因为在布拉格怎么可能有瑞士兵抢捷克人的俄国手表呢？这位警察恍然大悟：“你说错了。你是想说，三个俄国兵抢走了你的瑞士手表。对吗？”这位原告强烈抗议道：“啊！这是你说的，警察署长同志，这可不是我说的呀！”
一九六九年三月，几万人在瓦茨拉夫广场狂欢。在斯德哥尔摩，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打败了苏联队。过路的人们解释说：“这次‘他们’没有战车，所以我们得了四分。”在墙上用沥青涂写着或画着所得的分数：“四比三”。这记号保持了整整一个夏天。
自那以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经历了“正常化”。一种谣言流传开了，说党报《红色权利报》将发表政治笑话征文结果，一等奖：二十五年徒刑。
但是警察手里的大棒是什么？“这是党的跳动的心脏”。人们清洗了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清洗了很多，将近五十万。
今后，党的政治与社会成分如何？捷克人回答这个谜语说：“百分之三的自由职业者，百分之二的保守分子和百分之九十五的有家庭负担的人。”
今天，幽默已变得极为巧妙。偶尔发现在一些小广告中，在文章前后有一些用缀字游戏拼成的意思。现在苏联人弄了一些捷奸，这些人显然善于按照捷克的方式看出报纸上字里行间的东西。但居然有一些俄国人也有幽默感。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为证：一个苏联军官进入布拉格一个工人的咖啡馆，这是少有的事。一个顾客站起来，举杯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干杯。苏联军官微笑了，也举起他的酒杯，说了一句“自由的立陶宛万岁”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