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七月二十二日刊载杜斯科·多德尔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强硬路线派对自由派的呼声。克里姆林宫内目前正在进行最高级会议以后的辩论》。摘要如下：
正如在美国那样，在苏联，一场最高级会议以后的政策辩论正在进行。这次是以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为首的苏联强硬路线派强调同西方的斗争将继续进行。在自由派的呼声中，最突出的是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他们要求现在，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的协定表面上已使世界变成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的时候，作出有深远影响的改变。
争端的中心是苏美和解的长远影响，以及这种和解是否会使克里姆林宫缩小它在国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作用，而代之以集中精力于建设苏联的社会和经济。
苏斯洛夫作为主要理论家，是苏联的教条的主要鼓吹者，他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中比较公开地谈到强硬路线派的观点，说尽管目前局势缓和了，克里姆林宫“对于帝国主义及其冒险主义的本质和政策不抱幻想”。
在另一端是苏联的科学界（克里姆林宫需要他们的智慧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和管理政府的技术治国论者。他们的想法反映于萨哈罗夫去年给勃列日涅夫的一份备忘录中。萨哈罗夫指出，苏联把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国民收入用于军备，而苏联人民仍然缺少基本必需品。他说，苏联社会不需要“这样一种外交政策，其目的是向外实现政治稳定，或者是扩大势力范围，或者是出口它的思想，只有集中精力开发国内资源，才有可能克服经济困难和增进人民福利”。萨哈罗夫比一些自由派技术治国论者（他们主张大大减少军事预算以促进经济）更进一步。他主张，紧张局势的缓和还应该导致苏联社会的民主化。他鼓吹放松共产党对苏联生活各方面的绝对的、专断的控制。
勃列日涅夫在鼓吹对外政策的新重点放在同美国和解这件事上，在政治局里是一意孤行的。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他得作出妥协，以赢得政治局的批准，看起来，这些妥协涉及国内政策。勃列日涅夫似乎已支持了强硬路线派，他们担心国外的缓和会扩大国内的政治风险和更加放松。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二日刊登罗伯特·凯泽从苏联爱沙尼亚的塔林发回的一篇报道，标题为《来自爱沙尼亚的一封信》，摘要如下：
这个古老的日耳曼族的城市中大多数摆设整齐的单家独户和公寓住房的屋顶上有高高的电视天线。这些天线是朝着赫尔辛基方向的。据说，芬兰的电视节目在苏联爱沙尼亚是极为受欢迎的。
爱沙尼亚人从他们同赫尔辛基的联系中得到外界的真正的消息。这是他们似乎保留特有的民族地位的许多办法之一，虽然从法律上说他们是苏联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爱沙尼亚人讲的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同芬兰语非常相似），他们保存自己的中世纪的首都，在艺术中坚持自己的比较开明的标准，一般地说造成了一种使人觉得与俄罗斯大为不同的气氛。对于住在莫斯科的西方人来说，呆在爱沙尼亚使人更加强烈得多地觉得像是住在家中一样。
爱沙尼亚人口大约为一百二十万人，其中将近三分之一是非爱沙尼亚人，多数是俄罗斯人。俄罗斯族人口正在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力缺乏而促使从东部移民进来。三月，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对劳动人民进行民族关系方面的思想教育”问题——这显然是个迹象，表明爱沙尼亚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并不理想。
许多来爱沙尼亚的旅行者都注意到了这里反俄情绪的表现。本记者几天前的上午在一家咖啡馆里显然遇见了一个这样的事例。我要一些爱沙尼亚闻名的糕饼，我用俄语讲，同时又用手指着食品陈列柜。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个爱沙尼亚姑娘不肯回答我的手势，她用带当地口音的俄语说：“你该懂得你所住的地方的语言！”她的态度是不友好的。
该共和国的俄罗斯族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爱沙尼亚族人口。
爱沙尼亚一向生活在强有力的邻国的庇护或控制之下。塔林这个城市的名字是由两个爱沙尼亚文的词组成的，其意思是“丹麦之城”，因为在中世纪的三百年内它曾是丹麦人的。瑞典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也在不同期间统治过它。
【本刊讯】西德反对党的《巴伐利亚信使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评论，评施罗德访华，题为《对未来的考察旅行》，摘要如下：
不需要有特别的洞察力就能认识到，施罗德访问北京（这是一个西德政治家同毛的国家的最重要人物的最初的接触）是具有突出意义的一步，不仅对联邦共和国的未来，而且对西欧的命运来说都是这样。
为了能够估量这次旅行的整个内容，人们必须不单单在较长时间以来就更换了布景的世界政治舞台的背景上来看这次旅行——这是这样一个事件，它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完全是世界的转折点。
人们不得不——从德国的立场出发——在从当前几乎所有方面都必然无能的波恩半官方对外政策中发出来的比阴暗更糟的光线中来看这次旅行。因此就碰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怪诞状况。当经济和社会政策所决定的勃兰特—谢尔政府的痉挛在持续而且不由自主地加剧时，该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就越来越象一个莫斯科单独玩的击拳球，而我们的已变得毫无兴趣的盟国，已戒掉了继续注意这种可悲的事件的习惯。但正是在这个事实上令人抑郁的阶段，一个居于领导地位的德国政治家首次去北京旅行，这次旅行是在勃兰特和谢尔制订了完全错误的工作计划（该计划的结果无非是对苏联人束手无策）之后的第一次，它不仅再次表示了德国对外政策的主动性，而且还让人知道一种确定的目标，这种目标是以当代世界的现实为基础的，它也能指明前途。事情本身已经说明，这种主动性只能够和必须出自反对党——它反映了我们身受其害的整个情况。
对北京来说，一个懂得防范苏联人的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谈伙伴。
中国希望有一个能够与苏联人抗衡的强大的西欧，所有受莫斯科压迫的中欧和东欧各国人民也是这样希望的。因为勃兰特的东方条约没有给他们发出希望的信号，而施罗德的北京之行做到了这一点。
如果莫斯科想怎么样，波恩就怎样办，那末他们的命运是不会好转的，而只有当——简单地说吧——中国对俄国东部边界的压力强大到足以使莫斯科（不管它愿意不愿意）本着使其制度人道主义化的精神在西部边界进行妥协，并随后第一次愿意在现实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真正合作时，这些国家的人民才能够重新有所希望。
【本刊讯】西德《黑森林信使报》七月二十一日发表题为《完全是世界转折点吗？》的评论，摘要如下：
格哈德·施罗德在北京时所表现的机警和镇静，和他的东道主的显然是——因为长期不被注意
——十分大的会谈诚意的协调一致，看来把这次近似的国事访问变成未来任何一届联邦政府的对华政策的极受欢迎的联系之点。就这点来说，施罗德的会谈是我国的一个收获，对巴泽尔的成问题的对外政策方面是一个竞选资本。
然而，人们不可能完全排除这种担心，即这位伟大的、年老的保守分子的强有力的巴伐利亚朋友们，正在有准备地毁掉我们这位在北京的人物力求用没有约束力的祝酒辞和同记者恰如其分的谈话来保护的东西：不管怎样现在又变得相当不稳定的联邦共和国和克里姆林宫（同东方集团其他国家以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因此，基督教社会联盟首脑施特劳斯的《巴伐利亚信使报》极其谦虚地谈论着施罗德在北京所作的“完全的世界转折”，并从所有炮筒里对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开炮，说东方政策只在欧洲而不在中国寻找缓和的钥匙是“不幸的近视”。
莫斯科的《消息报》又在有准备地重新散布俄国对德国——特别对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不信任。巴泽尔对他的几个朋友的害怕不亚于对他的竞选对手的害怕，的确是有原因的。
【本刊讯】苏《消息报》七月二十日（晚版）刊登奥西波夫写的题为《施罗德访问北京》的文章，摘要如下：
西德前外交部长、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之一格哈德·施罗德在中国的访问，被中国报纸和某些接近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领导人的西德报纸说成是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事。
当然，这种访问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因为发展各级的全面接触是目前国际生活的典型特点。问题全在于这种或那种接触是为缓和紧张局势的目的服务，还是相反为加剧紧张局势的目的服务。
关于格·施罗德这次访问性质的报道使人们有根据认为，他被北京活动家邀请来华，并不是为了促进国际和缓以及促进由于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及其他众所周知的行动而得以实现的欧洲的积极进展。
从种种迹象来看，北京活动家决心依靠他们来阻挠缓和欧洲紧张局势。并非偶然的是，外国评论员现在注意到“北京明显地日益关心”发展作为与苏联在政治上相对立的势力的西欧一体化，保持欧洲武装对峙的局面，不让全欧安全合作会议顺利举行。而且北京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这种关心。
显然，在欧洲问题上，北京领导人的立场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右派首领的观点完全吻合。而且还不只是在这些问题上。
大概，北京准备同所有站在西欧反动势力极右翼立场上的人联合起来。看来，北京对欧洲人民需要的是什么这一点抱有它自己的看法。至于表示愿意在北京玩弄的新的国际阴谋中同它合作的那些西欧活动家，我想，《新来因报》对他们提出的忠告是完全适时的，这就是：“……谁都知道，不应当在北京，而应当在欧洲本身寻找缓和中欧紧张局势的钥匙。”……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赛科夫斯基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的镇压未能压制住持不同政见分子的声音》，摘要如下：
尽管克里姆林宫当局加紧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继续在苏联进行。最近的事态发展包括：《时事纪事》第二十五期问世了；六月初在莫斯科的信筒里散发了据说大约一千份油印的小册子，号召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目前，还不了解小册子的起草者是什么人。
第二十五期《时事纪事》上的新消息中，有一则报道，谈到存在一个“爱沙尼亚民族阵线”，该阵线争取就爱沙尼亚的自决进行一次公民投票。《时事纪事》说，它不知道这个爱沙尼亚组织的规模。
另外，据记载，五月份出版了一本地下杂志，上面登载了这个爱沙尼亚阵线的纲领。
《时事纪事》上的另一条消息指出了所谓的“民主运动”的多样化和策略上的冲突。它谈到一九七一年五月号的非官方期刊《民主》。该刊是一派奉行强硬路线的持不同政见分子的机关刊物，他们同出版《时事纪事》的那些人不是一派。《民主》指责《时事纪事》自相矛盾，一方面批评这批持强硬路线分子的非法抗议方法，同时《时事纪事》本身又是在地下活动。它问道，对苏联来说，只有一家《时事纪事》就够了吗，难道只有它才有权采用非法手段从事活动吗？
《时事纪事》高兴地报道说，三名大学生由于出版了一份叫做《性民主》的刊物而被开除出沃罗涅日大学和共青团组织。不清楚这是一个色情文学的刊物还是一个学术性刊物。但是，它说明这个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