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六月二十六日一期刊登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走向和平的真正道路》，摘要如下：
（原编者注：尼克松总统在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之行以前就开始准备这篇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析文章，这篇文章是特意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写的。总统在从中国回来后对这篇文章作了提炼和修改，当他结束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后在乘飞机回美国的时候对这篇文章又进行了加工。他于六月十一日星期天完成了刊登在本刊这一期上的定稿。这是自从他当总统以来单独地、专门地为任何刊物写的第一篇署名的文章。）对新世界的新的对外政策
每一代人都可以实在地说，他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上。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世界一直在发生比以前任何时代更迅速和更剧烈的变化。一项明智的对外政策必须不仅跟上这种变化，而且要预见到这种变化；它必须不仅跟着历史潮流前进，而且要设法引导历史潮流趋向我们全国人民信奉的伟大目标。
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美国的对外政策经历了全面的和深远的变化——但是这些政策也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性。我们一直保持了我们对美国的目的的基本观念，但是使谋求实现这个目的的方式适应于变化中的世界的变化中的情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美国不可避免地负有主要的责任，要维护世界和平，并且帮助那些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重新站起来。
但是自从那个时期以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美国政策据以制订的那些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感到沮丧和筋疲力尽的西欧国家和日本，在我们的帮助下已经得到近乎奇迹般的恢复。我们在各地的盟国已经变得更加独立和更加自信。
——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为它们自己提供安全和福利的新的能力。现在它们的大部分决定是以一种新的国家自主的观念为指针的。
——我们先前在军事力量方面对苏联具有的压倒一切的优势，已经让位于一种比较均衡的军事力量对比。我们的军事能力仍然是首屈一指的，但是我们不再能够指望美国拥有巨大优势这个明白的事实来保持世界上各地的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我们对抗的坚实的共产党国家集团不再是一个坚实的集团了。
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固定不变的两极局面转变到一种比较流动的和互不相同的、多极的国际局面——这种局面比较均衡和稳定，因为它是建立在较为广泛、较为多样化的基础上的。
尽管世界上发生了这一切变化，但是一个主要的现实仍然没有改变美国的参加仍然是任何稳定的和协调的国际秩序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们不能全靠我们自己来缔造和平，这是一种成熟的明智的思想，但是不应因此而抱有危险的幻想，认为没有我们也可能实现和平。如果美国遵循新孤立主义者鼓吹的方针，世界的和平和自由将处于致命的危险。七十年代的新的情况要求创造性地对美国的领导重下定义，而不是要求悲哀地放弃美国的领导。
如果我们变得内向，如果我们放弃我们在世界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沉溺于自我关心和自我满足的陶醉的思想之中，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留下的真空将会很快被其它人填补进去。我们还可以肯定，这样一个世界对美国将会不那么安全，对民主制度将会不那么安全，对人类将会不那么安全。
逃避现实是既得不到安全也得不到和平的。曾经有过这么多代的人，在这么多次的情况下，为了走这条逃避主义道路而从事自我陶醉的活动，最后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使这个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但是，我们也不能让它成为美国销声匿迹的世纪。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一种正义的和稳定的世界秩序。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积极的参加这样一个秩序也建立不起来。
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在世界上发挥我们积极的领导作用，虽然我们决定以新的方式来发挥那种作用。那种领导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持久的——和平结构。
在建立和平结构时，最重要的考虑是，要达成一套协议，一套谅解和一套做法，那些谋求变革的人将根据这一切来保证只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变革。
这就是通向一代人的和平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核心。
这些政策已经取得了成果。
——在经过一代时间的敌对状态之后，在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打开了新的、较有希望的一页。
——在经过一个对抗的时代以后，一个谈判的时代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同苏联进行会谈并取得协议的整个过程中就极其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经过一段捉摸不定和调整时期之后，我们的联盟正在得到恢复和加强。
——在经过十年战争之后，我们卷入越南的局面即将结束——结束的方式将使我们的目的不受任何损害，并且将有助于在太平洋实现持久和平。
在经过时常发生危机的十年之后，在建立一种既对美国公平也对全世界公平的国际货币制度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开端。最高级会议
在美国与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大国的关系中缺乏健全的相互作用，有时候政策频于瘫痪状态，这是本届政府一九六九年开始执政时，世界局势中最危险的因素之一。在一九六九年，我们曾认为，如果世界要摆脱已成为生活方式的对抗的话，那么必须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建立新的关系。
在我们追求这个目标时，我们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人的期望已有某些变化。
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放弃自己对世界的特有看法。但是，双方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认为谈判而不是对抗能够更好地为它们自己的最大利益服务。我们对如何才能最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主动行动，结果在今年，美国总统对北京和对莫斯科进行了第一次访问。
关于中国，这个开端也许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因为我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和隔绝状态一直是更为突出的。
今年二月份我到北京作了“谋求和平的旅行”。
由于这次旅行，我们开始在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由于二十二年的怀着怨恨的沉默状态而变得越来越深的鸿沟上搭上了桥。我们已表明，有着非常深刻和根本的分歧的国家可以冷静地、理智地和坦率地讨论它们的分歧，而不损害它们的原则或牺牲它们的切身利益。
我们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并没有产生任何象变魔术般的方案，以解决我们的分歧。但是，我们在扩大文化、新闻和教育交流方面，在扩大贸易方面，以及在加强和扩大我们所建立的联系方面，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开端。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些国际行为的基本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原则将会减少在亚洲和太平洋发生对抗和战争的危险。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在太平洋地区称霸。我们
一
致同意，国际争端应该在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情况下予以解决，并且我们一致同意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一原则。我们取得了这些谅解，并没有放弃我们以前对中华民国或者对我们的其它朋友所承担的任何义务。
总之，访问是朝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间断的和有成果的对话迈出了很大的第一步，这样不但对太平洋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将作出贡献。由于国会领袖访问北京，在巴黎定期举行大使级会晤，以及在一年前看来还是不可能做到的其他接触，第二步和随后的步子也已经迈开了。
在确定同苏联改进关系的道路方面，我们面临着同我们在同北京打交道时所面临的不同的形势，在许多方面是更为复杂的形势。苏联在六十年代后期奉行的是全球性的对外政策，象美国早就做的那样；我们两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利益和活动是互相抵触的。我们两国都拥有一旦爆发全面战争能够摧毁文明的核力量。
单是后面的这个事实就有力地说明美苏应当举行最高一级的会晤以协助减少战争的危险。可是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的具体现实——以及由于这些分歧而大搞军备的具体现实——也说明，要举行任何有价值的最高级会议必须使这种会议具有相应的解决一些真正困难的问题的具体前景。
因此，我们同苏联人就范围很广的问题进行了谈判，希望造成一种取得成就的势头，使得在一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会有助于在其他领域取得进展。
这种势头发展了，在控制武器方面，除了使得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外，美苏还就禁止在海底设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禁止拥有或生产生物武器和毒素武器等条约达成了协议。我们通过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就建立更可靠的华盛顿一莫斯科“热线”通讯系统和就为减少因意外事故发生核战争的危险而进行通知和磋商的措施达成了协议
。他们还在我个人和苏联领导人的过问下在限制核武器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的过问帮助突破了在谈判的道路上发生的几次僵局。
正是在维也纳和赫尔辛基的会谈中所取得的这种进展，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四国柏林协议，在去年秋天最后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铺平了道路。
从十月份宣布举行最高级会议计划到我五月份出访，这七个月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并没有使举行这次会谈的计划有什么改变，而同这个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的是，在一九六○年由于Ｕ
—２型侦察飞机的事件和在一九六八年又由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使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希望落空了。这本身就是
一
种证据说明美苏关系达到了一种新的成熟和稳定的程度。
五月份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充分肯定了这种证据。尽管我们没有谈判立即实现和平的问题，也没有在一夜之间使尚有缺陷的世界变得完美无缺
，也没有消除我们之间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根本分歧，但是，我们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关系打下了基础。这种新关系的标志是：互相尊重和平等、在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情况下解决分歧、强调合作的方面而不强调冲突点。
但是在莫斯科，我们不仅在这些相对来说没有争论的领域里建造了重要的桥梁，我们还正面地讨论了我们之间的重要的军事问题。
双方的抉择实际上是限制武器呢，还是进行无法控制的核武器竞赛—
—
而在这样一种竞赛中将没有胜利者，而只有失败者。就长远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会允许形成这样一种形势
，在这个形势中，一方将以美国在
一九
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所具有的那种占压倒地位的核优势来对抗另一方。继续不加制止地让核武器螺旋上升将会引起一次竞争，在这场竞争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胜，因为任何一方都会感到让另一方取胜是吃不消的。
当然，在莫斯科取得的成就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每一个取得成就的方面
，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在印度支那和中东，必须找到实现公正的和持久的和平的解决办法；欧洲的局势和缓必须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限制武器的谈判必须朝着长期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方向前进。
但是我认为，在最高级会谈上签署的具体协定和我去苏联首都逗留的最后一天所一致同意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宣言，都为取得进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象我们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所同意的行动准则一样，这些原则现在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证明。但是如果得到证实，那么世界将会在从一个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季节走向一代和一代以上的持久和平的道路上取得很大进展。（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如果把这两次进行最高级会谈的访问之一看成是一种能够医治世界百病的灵丹妙药，那将是一个错误。在国际事务中，打下“万灵药”记号的货色都常常是有毒的。这些最高级会谈之所以如此成功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其目的是如此之现实。这正如我对中国人民所说的：“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但是我们可以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有可能跨越这座桥进行会谈”；也正如我对苏联人民所说的：“我们有时候是竞争者，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必要成为敌人。”虽然这两次会晤的动机是相类似的，但从概念上来说是各不相同的，这两次会晤已使我们更接近于我们的伟大目标：结束自由世界和共产党国家之间的长期对峙局面和美国同世界各国人民改善关系。我们的联盟仍然是不可少的
从各方面来说，我们为了在同我们的朋友的关系中建立一种新的伙伴精神所作的努力，不亚于我们为了争取同那些一直是我们的敌手的国家建立新关系所使用的力量。
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力量现在比较强大了，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消除家长作风的一切残余，同时也不再抱有任何这样的期望：我们的主张会一贯地或自然地得到听从。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和将要期望我们的盟国对全世界的防务和发展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作出较多的贡献。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离开他们，而是同他们共同从事这项努力。
特别是，大西洋联盟的安全以及大西洋世界的实力和繁荣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策的基础。现在仍然是这样。
在太平洋彼岸的世界，我们对保持我们同日本的联系纽带的强固给予特别的注意——我们已通过自愿同意让冲绳和日本本土诸岛重新统一加强了这些纽带。我们在七十年代的任务是重新塑造和加强我们同日本的联系纽带，从作为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关系的特征的家长作风转变为成熟的伙伴关系。后一种关系比较符合于日本在经济上新出现的朝气这一现实情况。
现在在某些人当中有一种倾向，即对于在东南亚的冲突中遭到的挫折和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二十五年来居于世界领导地位所积累下来的负担作出过分的反应。有些抱着善意然而却是悲观厌世的美国人，要使钟摆从处于支配地位的一个极端转向迟疑不前的另一个极端去，从把摊子铺得过大的危险转到一心只顾自己的危险。这些人希望——而其他一些人则担心——本政府执行的新的主义规定单方面从世界撤退。这样的一些观察家对于我国应该做些什么和本届政府正在做些什么的看法是错误的。鸵鸟是不会代替雄鹰的。
当然，我们已经大大减少了美国在国外的驻军，不仅是减少了在越南的驻军，也减少了在其他地方的驻军。但是这反映出我们的各个盟国的力量在不断增强，而不是放弃我们所承担的义务。美国在国外保持一支有效的力量和实行向许多自由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有力计划，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然是需要的。
我们可以指望其他国家更加充分地参加经济援助活动。但是，在这方而，我们也应该保持强有力的领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会和行政部门应该共同合作来制订一项关于对外援助的新的方针。
我们正在把很大的重点放在同潜在的对手举行谈判上面。但是，我们不打算出卖久经考验的友谊。我们的谈判能够而且应该减缓我们同我们的对手之间的壁障；但是，我们将继续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来防止他们在我们同我们的盟国之间筑起壁障。尼克松主义已经开始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这个主义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计划：加强我们的联盟，比较公平地分摊维护和平的负担，争取更多的国家更充分地承担保护它们自己的任务，以及帮助确保不直接牵涉到大国主要利益的未来的冲突不会把大国本身直接卷进去。
小国可能爆发小规模的战争，但是只有大国能够引起大战。确保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永远不使用它，这是同全世界有巨大利害关系的。
当然，我们全都希望有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战争的世界。但是我们应当为这样一种很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小国之间会爆发争端，而这些争端将涉及到使用武力。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家之间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武装冲突已经有一百多次了。虽然我们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消除这种冲突，但是我们的比较眼前的目标应当是防止它们引起一场世界规模的灾难性战争。
越南
在我们就对外政策所采取的新的态度中，有一个方面受到非常特殊的挑战，那就是在越南问题方面。我们在过去三年半中成功地应付了那个挑战。我们正在从越南脱身，但是在我们这样做时，我们的目的不变。
在本政府就职时，越南战争完全占据了美国的注意力。它占据了我们的头脑，消耗了我们的资源并严峻地考验了我们的耐心。
面临这样复杂的问题，我们立即在两方面采取行动：一方面，我们进行认真和持久的努力来尽可能迅速地通过谈判解决的办法结束战争；另一方面，我们保证在军事上和心理上为南越人作好准备，使他们在谈判不成时负起他们自己防务的主要责任。
当北越在今年复活节周末大规模入侵南方时，在那个被围困的国家的战争突然大大地重新升级，战争的性质改变了。
这种北越的大规模入侵使我们面临一种新形势，这需要作出大规模的反应
——由南越部队在地面作出反应、由南越和美国联合进行空袭来作出反应、并由美国海军力量作出反应。
这种反应已经开始了。同时我们进行另外一次巨大的努力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基辛格到莫斯科去执行使命和我们回到巴黎谈判桌去。但是北越的反应表明，除了按照把一个共产党政府强加于南越这样的条件以外，他们仍然不愿意解决。
面对河内不断进攻和在会议桌上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我在五月八日决定采取决定性的军事措施来帮助战争早日结束。
在仔细地衡量一切有关的考虑以后，我宣布我决定在所有北越港口入口处布雷和命令我们的军队尽最大的可能截拦任何补给品的运输并切断铁路和其他交通。这些行动并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这只是为了不让河内得到它继续进行侵略所需的武器和补给品。
这种迅速而有效的反应是必要的，这有好几个理由。
第一，为了保护我们在越南的剩余军队，为了保持确保我们的战俘获释所需要的手段，这样作是必要的。
第二，为了一千八百万南越人民，这样作是必要的。
第三，为了东南亚地区未来的稳定，这样作是必要的。由于北越的军队已经在老挝和柬埔寨，由于河内已经在支持泰国的日益增长的叛乱，如果允许这企图置南越于死命的一击获得成功的话，那就会使越南的所有邻国面临的危险更加严重——就象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强调的那样。
第四，为了向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清楚地表明，美国的诺言是要兑现的，这样一种直接挑战是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的，这样作是必要的。在过去三年间我曾一再说过，如果北越企图利用我们军队的撤出而使战争升级的话，我们将会作出适当的反应。
第五，为了维持一项对于世界要求持久和平的希望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原则，即为了维持关于任何国家都无权进攻邻国领土的原则，这样作是必要的。
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河内在它的孤注一掷的赌博中正在输掉。然而，我们准备根据将不要求任何人投降和丢脸的体面的谈判条件解决这场冲突。我们准备在交还了我们的战俘的时候，在交待了我们失踪的人员的下落的时候，以及在整个印度支那开始实行由国际监督的停火的时候，停止目前正在对北越采取的武力行动。然后，我们将着手在四个月内把所有美国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国际经济政策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仅包括外交活动，就美国而言，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基本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世界经济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碰到了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激烈的和越来越厉害的竞争。
我们的贸易伙伴的竞争性的加强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惊慌；相反，我们表示欢迎。因为这标志着生产率的提高、财富的增加和迅速发展的加快，所以这就为改善各地人民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但是这也给美国造成了新的挑战。这意味着，旧时代已经过去，在那时，我们愿意接受使我们同我们的贸易伙伴比较起来处于不利地位的安排，因此，旧的政策也必须随之而抛弃。
一九七一年，我们开始实行旨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政策。当我去年八月十五日宣布我们的对付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新经济政策时，我提出了一些措施，其目的在于促成非常必要的货币兑换率的重新调整，消除对美国出口设置的壁垒和力促其它主要国家达成早就应该作出的足以应付今后几十年需要的新的国际货币安排。
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至少是要对国际经济制度进行一种根本的长期改革。我们的目标是要保证我们的产品有进人世界市场的同等机会和保证我们的工人、农民和企业的产品能够同其它国家的产品在同等地位上进行竞争。
但是，除非美国人民挺身而起来对付国外日益加剧的竞争这一挑战，否则取得进入市场的同等机会和进行竞争的同等机会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在面对着加剧的外国经济竞争的情况下，许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只是试图在美国周围建起一道墙，然而藏在它后面，这将是无用的。在今天的世界里，躲在一道墙后面是无法取得繁荣的，正如躲在一道墙后面无法取得安全一样。只有我们向外展望我们才能前进。而只有我们显示出在竞争面前成为更加充满活力的竞争者而不是躲避竞争的民族精神，我们才能维护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伟大和维护我们永远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力量的生命力。一个强大的美国
当我们展望未来时，必要的是，我们潜在的对手们保持对美国实力的尊重。必要的是，其他国家认识到——正如我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强大到什么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强大到什么时候”。必要的是，他们充分了解我们要在世界上和平生活的愿望以及我们要使这个世界实现和平而采取必要的行动的决心。
任何国家，只要它尊重它的邻国的权利，将无需害怕美国的力量。保持我们的军事力量，不是为了追求美国的利益，而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利益——特别是我们在世界上维持一个和平、稳定和进步的结构的利益。
那些嘲笑在世界舞台上实行“均势外交”的人应该认识到，代替均势的唯一办法是力量不平衡——而历史向我们表明，任何情况都不会比这样的不平衡如此剧烈地加剧战争的危险。正是由于目前存在着一些均势因素，才使我们得到一个稀有的机会来建立一个稳定的体系，从而能够维持不单单是十年的和平，而是一代的和平——并且我们希望超过一代的和平。
未来的岁月将不会是轻松的岁月。它们将要求作出牺牲。它们将要求提供智慧。它们将提出一种最严重的挑战，考验一个民主治理的国家是否能够采取为维持和平而必需采取的行动。
我相信，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应付得了这一挑战，正如我们已经应付了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我们所遇到的其他挑战一样。着手建立一个和平结构
对一项外交政策的最后考验是看它起不起作用。今天，当我们观察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已经接近于完成结束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局面。
我们发现中东纠纷仍未解决，但是现在停火至少已经维持了差不多两年。
我们发现美国的联盟更加强大了，对美国过去一度采取的压制做法所表示的愤懑情绪已为重新恢复起来的共同目的感所取代。
我们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那种危险的孤立局面已被打破，一种新的联系格局已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建立起来。
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方面，我们发现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所谈判的协议，比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整个的以前一段时期里所达成的协议更加重要，更具有深远意义。
要形成一个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结构，我们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但是我们也知道架子已经搭起来了。我们正朝着在本世纪前几十年中世界上的政治家们都避开了的一个目标前进。而且我们是以一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实事求是的方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如果我们过去不是小心谨慎地使我们的所有政策都为这个中心目的服务的话，本来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如果我们未能保持我们的实力、表现我们的决心、显示我们的坚韧不拔精神，如果在同我们潜在的对手们和朋友们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未能做到既彬彬有礼而又态度坚定，如果我们没有采取在当时看来是不得人心的措施——的确，如果我们不为和平而甘冒某些风险的话，要做到这一点本来也是不可能的。
我经常使用“和平结构”这个名词。在这次讨论中我又用了这个名词。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其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触及到我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为谋求实现和平所采取的办法的核心。
许多人非常感情用事地谈论和平
——但是感情用事并不能获致和平。和平不可能凭愿望而实现。和平必须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一个健全的和平结构必须包括一个世界范围的联盟网；它必须包括足够的遏制侵略的武装力量；它必须依靠各种不同的政府之间的谅解的格局。这些谅解有的已写在条约或行政协议中。其他许多谅解还没有写进去；但是不管怎样，它们构成了据以规定各国之间关系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规的一个重要部分。
如果说历史给了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的话，那么，这条教训就是：在谋求和平时，良好的意愿代替不了耐心的建设工作，代替不了艰巨的工作，也代替不了为维护和平而保持足够的实力。力量均势仍然是维持和平的一种必要因素。我们同苏联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的新协定，将是保持这种均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各个主要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集团之间正在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格局也是如此。至关重要的是，不应使任何可能怀有或策划侵略阴谋的国家认为，它能够从事这些阴谋而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