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
【本刊讯】美国《生活》杂志七月三十日一期刊载埃德加·斯诺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将从实力地位进行会谈》，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谋求和接受去北京的邀请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人们已经作出了许多回答和猜测，但是为什么中国人作出表示同意的反应呢？难道北京忘记了尼克松早期是以进行政治迫害起家，并且踩在把中国出卖给俄国的“国务院中的姑息分子”背上成为参议员和副总统的吗？毛泽东刚刚安全地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国内清洗，眼看美国在越南的冒险行动弄得一团糟，并且认为美国在国内外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处于严重麻烦之中，为什么却要接受一个迟迟才伸出的橄榄枝呢？如果尼克松到中国去不光是为了吃鱼翅，那么他的主人可能拿出些什么作为小菜——而且他们可能期望得到什么回报呢？
关于尼克松的问题部分地已在我先前发表的一篇报道中由毛主席给我们作了答复。他告诉我，尼克松代表垄断资本家，应当欢迎他来，因为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必须同他解决。毛按照他的思想的辩证法，经常说坏事能够演变成好事，坏人能够变成为好人——通过经验和正确的教导。他对我说，是的，他喜欢像尼克松这样的人，而不喜欢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说的是一回事，当权后做的又是一回事。
他接着说，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但是他的欺骗性可能比另外一些人稍微少一些。尼克松使用硬的策略，但是他也使用一些软的策略。是的，尼克松只要乘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这位主席将愿意同他谈，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尼克松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他认为他不会同尼克松吵架，但是，当然他要批评尼克松。主人也将作自我批评，就是谈他们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例如，他们的生产水平低于美国。
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以来发生了些什么情况而使毛改变了想法呢？那时我曾问过主席是不是有什么信息要我传递给约翰逊总统，他回答说：不是！再没有说别的话了。即使这样，毛说越南冲突的可能解决办法仍然是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来结束战争和保证印度支那的独立。这个信息传到了国务院，但是约翰逊轰炸北越的行动几乎立即把这个“抉择”排除了。
在一九六五年的那次谈话中，毛曾十分清楚地说明，他预料美国人在吃了苦头，懂得了他们无法用军事暴力把他们在政治上的意志强加于革命的越南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中国人相信，毛之所以有可能在一九七○年谈到尼克松的时候采取不同的说法，是由于美国在越南取得了教训，而不是由于仅仅更换了总统。他们之所以改变看法，还是由于发生了另外一些重大的变化：美国国内出现反战抵抗运动；形成了一个把河内、越共和柬埔寨、老挝的抵抗力量联结起来的、得到北京单方面支持的联盟；中国本身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包括核导弹和运载能力的增长，这一点是具有使人头脑清醒的作用的。
中国人认为，从理论上说，尼克松有多种抉择，而且在一个时期的确曾加以利用作为战术上的威胁手段——像在柬埔寨和老挝做的那样，但是结局已经接近了。一旦作出了撤出越南的决定，显然同中国达成一项谅解就成为迫切需要的了。总统不仅必须保卫他的后方，以防止可能遭到在中国支持下的北越攻势的破坏，而且还必须应付撤军在国内和全世界引起的政治反响。
这是一九七○年站在天安门前的总的看法，但是应付最坏的局面的准备工作继续在进行。（好事也可能引出坏事。）
一九六九年夏天，尼克松政府公开主张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同年晚些时候，它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中国人当然注意到这一点。尼克松政府还建议在双方同意的任何时间或地点恢复暂停的华沙会谈。一九七○年一月，在华沙开始举行了中美预备性会谈。在入侵柬埔寨的事件发生以后，这种会谈立即暂停举行。但是尼克松继续前进，他采取了一种逐步取消禁止同中国进行贸易的措施的做法，解除了禁止在两国之间旅行的禁令。今年春天，一个总统委员会主张让大陆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并且第一次正式把它称为人民共和国。北京领导人仍然抱怀疑态度——特别是怀疑莫斯科和华盛顿勾结。
到一九七○年秋末，中国接到了几次紧急的、有真实文件记载的询问，在这些询问中，总统表示希望知道他或者他的代表如果去北京，是否会受到接待。一个间接的回答包含在周恩来在十一月对我发表的谈话中，当时他说，中美会谈能够开始，但是只有在美国人表示“真心”希望谈判的情况下，中美会谈才能开始。对比较了解情况的人来说，“真心”首先意味着抱现实的态度尝试制订一个处理台湾问题的计划。在毛和周看来，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解决其他所有亚洲问题的关键。显然后来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去年十月国庆检阅时，周恩来领我的妻子和我走到毛主席身边，同他一道拍照，而过去从来没有一个美国人受到这样的注意。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没有目的的。有洞察力的人知道某种新的事情正在发生。接着出现了关于乒乓球的友好表示。毛主席在去年十二月同我谈了话，在关于乒乓球的友好表示以后，我才能报道他将欢迎尼克松先生或者他的个人代表到北京去。这时一种新局面已经在望了。
我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已被翻译过去，并在中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中间广为散发。因此到最近北京—华盛顿联合公告发表时，他们不会非常惊讶。虽然公开的报纸可能只作几行字的报道，但是对整个这个问题今天无疑正在进行审慎的讨论，并且正在向下面进行解释，一直到向各个公社进行解释。中国人也许只对一件事感到意外，这件事就是基辛格先生能对他的访问保守秘密。同美国外交官打交道的经验已使那里的领导人相信美国人是守不住秘密的。
中国人当然不仅很清楚尼克松先生的计划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而且很清楚它在（美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现在和将来的政治生涯产生的附带的好处。主席在谈到尼克松先生可能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时说，一九七二年将举行总统选举，是不是？他接着说，因此，尼克松先生可能在一九七二年年初之前先派一名使节，前来北京，不过他自己不大可能来。
到一九七○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大清洗的考验，丧失了许多本来可以用于国内建设的时间，为了结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许多籬笆有的必须加以修补，有的必须新建。国内紧张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已告结束。现在，如果有机会收复台湾——毛的关于实现统一的最后一个国家目标——和使人们在承认中国的辽阔的国土、巨大的成就和潜力的情况下把中国看作一个平等者的话，为什么不谋求这个机会呢？毛的思想和教导从来不主张进行一场征服外国的战争，毛的意识形态完全不相信核弹。的确，制造核弹和建造防范进攻的地下室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而且负担很可能变得更加沉重；中国已不止一次地呼吁完全销毁这些武器。
中国对中美和解感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改善它在对付俄国方面的战略地位。一旦美国离开亚洲大陆，苏美勾结的危险消失，加上在联合国获得席位，北京进行活动的力量显然将大大增加。
那么基辛格先生是否明白中国准备从实力地位而不是从软弱地位进行会谈呢？
周和基辛格在会晤时研究的眼前的问题（以及今后的议程）都是很具体的，可能对任何一方来说都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在中国人看来，解决办法将包含三项对尼克松来说是转折点的决定：（１）让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内取得席位，重新使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２）美军完全撤出印度支那；（３）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某种可以谈判的初稿必然曾带回给尼克松，以使他能够接受周总理的邀请。
中国的关于台湾的方案一向是可以谈判的，只要美国领导人愿意这样做。正如一再阐明的那样，这需要采取两个步骤：首先美国和中国共同宣布，它们打算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之间的所有争执，其中包括关于台湾的争执。其次，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同意把它的武装部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关于如何撤出和何时撤出的具体步骤将是以后讨论的问题（美国在台湾设有三个能供装核弹的飞机使用的航空基地，并驻有九千名军队——《生活》杂志编者注）。
中国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的争端是一个国际问题，而同蒋介石已中断的内战则完全是内部问题，一旦美国在原则上同意撤出台湾，将必须确定许多条件。在取消美国的地位的程度方面，以及在同台湾本身交涉方面，北京都很可能表现得通情达理，它也许甚至会给蒋介石一定程度的自治，如果他希望在那里继续终生当省长的话。
中国认为它最后应当拥有在必要时恢复台湾的主权，中国决不会公开宣布放弃这种主权。但是现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中国人自己之间很有可能制订出一种非军事的解决办法。中美开始进行认真的会谈可能已促使台湾和北京重新暗中进行会谈，来寻求可能的合并条件。这无疑是尼克松的希望之一。毛泽东曾向我指出，使台湾和平合并是他的目的，他曾提醒我注意，在中国的内战中，有几次另外一些省没有经过战争就归顺了。
尼克松现在说他准备看到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但是他还希望在那里为台湾政权保留一个席位。中国是不会根据这种条件进入联合国的。不论是联合国会员国自行接纳北京，并简单地抛弃台湾，还是台湾为了表示抗议而撤走它的代表团；中国人认为，一旦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不再承认台湾，台湾就不能再长期在联合国起作用了。
然而，解决台湾问题显然不能同在越南达成一个停火协定和撤军的问题分开，而后者也不能等待前者解决之后再说。
这些区域性的问题必须解决，然后才能在东亚和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取得全面的和缓。说明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不那么紧迫的然而是平行的愿望不是本文所谈的，——但是这些愿望包括“为了中中国和全世界的利益”而继续支持革命斗争则是明显的。
总统访问北京时，将是进入一个同他的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真正国家元首并没有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尼克松肯定会同这位党的主席会晤，但是大部分谈判十之八九将由周进行。
在总统同周恩来会晤时，他将遇到怎样的一个人呢？周显然是世界上最富有谈判才能的人之一。他现年七十三岁，从不感到疲倦。
据说，基辛格在他呆在北京的不到四十九小时的时间花了二十个小时同这位总理进行会谈。这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我同总理进行了几次谈话，其中有一次，从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一直继续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精疲力尽了，而他看起来仍旧精力旺盛。
我嘟嚷着说：“我得让你睡一会儿了。”
他把头往后一仰，笑着说：“我已经睡完了。现在我要工作了。”他在晚饭之前打个盹就算是夜间休息了。
周告诉我说，他在十年中度过了一次假期——因病休息了一周。《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毛是一位进取者，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最善于采取让令人惊讶的局面、紧张局面和缓和局面交替出现的战略。他不相信漫长的稳定时期，而且从来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但是他是重实际的，他对逐步实现一个目标有极大的耐心。
不管中国人对尼克松的动机有什么想法，尼克松已经获得了他们的赞赏，因为他采取了一种有礼貌的做法，前去会见他们，从而提高了毛泽东的威信，增强了全体人民的自尊心。过去的藩属的国王曾经带着东西向北京进贡，但是在过去，从来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脑这样做过。这种友好的表示本身可能大大有助于减轻在过去二十年对中国发出好战的威胁期间积累的愤懑和憎恨。尽管这种友好的表示有遭到错误的解释而对美国不利的危险，但是这种表示更有可能被欣然接受，从而增加互相和解的可能性。
太平盛世看来是遥远的，眼前的前景是出现最激烈的调整和斗争。目前的危险在于，美国人也许会想象中国人正在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毛对世界的看法，而变成温和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一个较为现实的世界的确已经在望，但是，如果普遍存在一种幻想，认为将出现各种意识形态掺杂在一起的甜蜜的混合体，或者认为中国将不再相信革命手段，那只会使深渊在幻想破灭时再次变得更深。一个没有通这革命实现的变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最亲密的友邦将不是革命的国家——对北京来说是不能想象的。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相对地和平相处的世界对中国以及对我们来说都是必要的。如果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将是自找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