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六月二十日刊登六月十五日寄自美国旧金山的一封信，摘要如下：
“美中友好协会”在旧金山成立的一天，在旧金山举行了一个展览会，有来自中国的招贴、木刻和其他展品，并整天放映中国的电影。还有到过中国访问的人，在场介绍他们的见闻，气氛相当热烈。
这个协会在一份六点的声明里，讲明了他们的原则。全文如下：
美中友好协会是美国人民为加强美中两国人民的联系而成立的组织。我们的目标是：
一、促进美国和中国两国人民的友谊。二、结束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一切干涉。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军队必须全部撤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三、主张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一切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四、结束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帝国主义战争。五、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六、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教育文化交流和互利贸易。
美中两国的人民群众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全文完）
这个协会表示以后将主办电影会、学习组、讲座等，并准备定期出版一份会报。会报的第一期已于六月十二日出版。在这期的版头之下，刊登了一篇编者话，题目是《友谊第一》，也阐述了协会的宗旨，文内说：
中国人民邀请了我们的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再次表示了他们对美国人民的友谊。这是两国人民之间有悠久历史的友谊的恢复。
中国一贯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谊。但曾使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中国人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中国人认为——我们也如此认为——美国政府代表少数而有权的资本家，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想支配亚洲和中国。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是没有利害冲突，因此是有和平的基础的。但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敌视中国，而且是代表着想掠夺中国的人的利益，我们不能依赖美国政府去保障和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谊之际，美国政府却耍出两面手法。一方面，华盛顿作出一些举动去取消限制，让美国公司可以轻易和中国贸易。但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继续它对台湾蒋介石集团予以军事和外交支持的政策。假如一些外国政府企图把曼哈顿岛从美国分出去，我们能想象和它们建立关系吗？台湾对于中国，如曼哈顿对于美国一样，都是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当美国政府在台湾驻军，它就是插手中国的内政。
我们美国人民，在中国不存有任何“利益”，也不想控制中国。美国和欧洲公司于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前掠夺中国的财富，我们不受其利。这些公司剥削亚洲的劳动人民时，我们也没有得益。同时，美国的士兵也不会因对中国打仗、给美国资本家争取特权而得益。
相反，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和平和友谊。例如要建立永久和平的话，我们必须建立美中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尊重中国的主权，这就是美中友好协会的目标。
【本刊讯】香港《星岛日报》五日刊登该报驻美特约记者梁厚甫题为《两股逆流》的航讯，详细摘要如下：
如果我们能面对现实，并且客观地看问题，美国国内的人心，对中国国民政府起了两股的逆流，那是不能为讳的。
“乒乓外交”发其端，而最近周恩来对纽约时报记者西摩·托平的谈话煽其焰。或者可以说，“乒乓外交”影响之所及，主要是美国的青年界和妇女界，而至于一般的老百姓；周恩来的谈话，摇动了美国最高的阶层，至少国会山那边，已有人考虑，径直去摇撼中美联防协定了。
周恩来所接见的美国记者，计共三人，一是《每日新闻》的记者，二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三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这三家报纸，均属美国的东方系统，论潜力之雄，以《纽约时报》为最，论与华尔街当局关系之深，以《每日新闻》为最，至于《华尔街日报》，既以华尔街为名，更不能说它对美国的故家巨宅，毫无影响，一般来讲，其最大的影响力，在于美国的中西部和西部那边。
周恩来的谈话，主要计有三点：
（一）美国如撤退台湾以及台峡的兵力，则台湾问题，自然成为中国的内政问题，其解决也并不如一般人理解之困难。中共对台湾那边的人，亦将加以宽大待遇，不必明正典刑。
（二）表明中共是大国，而不是超强大国，中共发展核武器之目的，在打破核讹诈，因而中共每一次试验核武器的时候，都声明不率先使用，而最后希望核武器之受到禁制。
（三）苏联建议举行核国家会议，中共业已接到通知，政府尚未加以研究。但就周恩来所表示的意见，看来是：如果会议最后以取消核武器为目的，中共或不会作坚强的反对。
光就美国的高阶层人士而论，目前显已呈现了一条裂痕。中西部的议员们，如麦戈文、曼斯菲尔德等，纽约的议员们如贾维茨等，目前已倾向于摇撼中美联防协定。美政府虽屡次声言，对于中美联防协定的条约义务，将加践履，但美国政府的声明，并不保证中美联防协定之不受国会的摇撼。再加以协定有防制反攻大陆的条文，台湾方面，早有人对条约表示不满，从国际公法来讲，这就构成美国单方面终止协定的原因（条约本来附有任何一方经过一年的意思表示而予以终止的条文）。
这是一股很大的道流，充逆流的力量，大之可以终止中美联防协定，至少亦可以令到今天美国的最高阶层，感到孤立。在越南问题上，美国的最高阶层，已感到难受，曼斯菲尔德的撤兵方案，近获通过，美国的最高阶层，是否愿意看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现象呢？
周恩来所谓对台湾那边的人，不必明正典刑的话，对美国来讲，尤有山岳摇动的力量。当日内瓦会谈之始，美国锲而不舍的要求，对台湾不要使用武力，中共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拒加讨论。为甚么要使用武力？为的是明正典刑。周恩来的话，有不少的美国人看来，认为是中共同意不使用武力的间接表示。姑勿问这样的解释是否正确，但美国人显然象是服了一剂清凉散了。
不过，关于核武器问题，对美国的最高阶层，是不无摇撼力量的。今天美国为着经济问题，对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虽有企图独霸的意味，但亦不无“象有齿而焚其身”的感觉，周恩来作这样的表示，如果不能说是可以全部打动最高阶层政策设计人之心，至少是可以打动一部分人的心的。
这是一股逆流。
第二股逆流，来自美国的青年界和妇女界。这几天，由美国男女青年人组成的“美中友谊协会”，已在各地涌现起来了。以旧金山而论，会址设在二十三街的二九○一号内边。其建会原则，计如下述：（略，见本版《美国旧金山成立美中友好协会》消息——本刊注）
可注意的事情是：该会成立的时间虽然不久，但会员的人数，几乎席卷旧金山，伯克利，圣何塞，奥克兰等地的青年人和妇女。在美国与他国的友谊协会中，这一个“美中友谊协会”，处于后来居上压倒一切的地位。
据说，他们重视电影的工作，他们还致力于建立一系列的电影放映室，渴望取得《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以及《红灯记》等类电影。
这又是一股逆流。
我们素知，美国人向来是冲动的，但是想不到，这几天，山雨欲来，竟呈一面倒之势，而且有持续力量。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六月四日刊登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业务第二部长武吉次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根绝“公害”的试验》，摘要如下：
人民经常问起：“在中国公害情况如何呢？”因此我想介绍一下从去年夏季开始的八个月时间里，在中国逗留期间的所见所闻。
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人口有一千万人。大小工厂加在一起将近一万个。前年，开展了回收大工厂废水、废气、废物（在中国把这三样东西叫“三废”）的人民战争。
这样一来，在一年的时间里上海全市回收了染料数百吨、油类八千吨、化工原料数万吨和各种金属近一万吨。使用废水灌溉
这个经验作为变废物为宝、变有害之物为有益之物的“综合利用”，去年波及到了全中国。
综合利用目前正在成为中国有关工业人员的一句口号。
本来，中国在研究筹建新厂的地基条件的时候，总是考虑到对市民生活的影响的。例如，解放前是消费城市的北京，在东郊和南郊建设了工厂区，这是考虑到大半是刮西北风而设计的。
上海情况就不同了。当年，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分别设立了租界加以统治，正因为是盲目发展的城市，因而最近随着惊人的重型化学工业的发展，每天有两百万吨的工厂废水和城市下水流进了穿过城镇的苏州河，开始引起了其下游黄浦江和长江的污染。
在那里，城市建设部门和沿岸的工厂同心协力地研究对策并反复试验。为从工厂排液中回收有害的物质，有关工厂费尽了脑筋，就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其次，为了把这种废水和下水变成高速堆肥以利于灌溉田地而进行了试验。在试验的基础上，市内西南方的肇嘉浜路用管道把一日三十万吨的废水汇集起来通过黄浦江的河底，开始灌溉向东三十公里以外的十四个人民公社的近一万公顷的土地。这么多的废水中每一公顷含有相当于四十五公斤的肥料，而且据说还起到了预防虫害和改良土壤的作用。克服刘少奇路线
国际港口——天津，作为面向渤海的食盐产地也享有盛名。化学工厂排出的“三废”达到了几十种。在这里也充分地有效利用“三废”，直到形成织网手工业。
综合利用之所以如此地被推进，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害”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大的社会问题。其转机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管理和工厂领导方面一向采取的作法进行了批判。
之所以达到这一步是因为有着一个克服受“刘少奇路线”影响的各种各样的想法的过程。在核算方面也是有利的
说明综合利用重要性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文章断定说：“综合利用是发展生产的客观法则。唯物辩证法认为，自然界的一切资源都可以综合利用。”大概今后中国的各个工厂将朝着以一业为主同时谋求多种经营的方向发展下去。
那么，综合利用和企业核算的关系如何呢？的确在中国，由于不是私人企业，所以即使不考虑一个企业的得失也能够生产，这点是优越的。但是成本问题在中国的企业中和生产量、质量一样都是重要的任务之一，所以综合利用在这一方面也产生出带来有利因素的结果。
不仅如此，中国的工业安排不是大城市的畸形发展，方向是到处开发沉睡在广大国土上的丰富的资源，在当地加工消费，地方工业和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的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综合利用由于在这种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得到重视，因此和“工厂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这样一种计算具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也是肯定无疑的。
周恩来总理以及北京和上海的领导干部都深知日本的“公害”问题，“公害”这一日本的新语也是照样用的。在上海时他们说：“日本的情况很值得参考。希望你们务必介绍一下经验。”就在这时真正出现了一种不寻常的气氛。
不管怎样，综合利用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的，它被认为是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中国综合利用不光是根绝“公害”的空前试验，而且共同地发展工业和农业，使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都设在适宜的地方，彻底地利用大自然的财富，可以说这清楚地表明了科学技术本来应有的姿态。虽说是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中国的这一努力难道不值得重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