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新闻周刊》在二十六日的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尼克松先生得到的报酬》，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宣布他将访问北京后，《新闻周刊》随即请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中的老前辈、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态发展作一番估计。费正清的看法如下：
北京邀请了尼克松总统，总统接受了邀请，这使我们对东亚的政策比较符合外交上的现实情况
——不但对北京和台北是这样，而且对越南、东京和莫斯科也是这样。尼克松现在可以拿到了采取冷战政策的政府长期所无法得到的现实主义的报酬了。
对北京来说，尼克松的访问意味着，即使在没有任何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将需要与美国进行某种谈判。各大国的首脑如果事先没有找到一些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事情，是无法会晤的。美国与中国的黄华大使在渥太华或其他地方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自然将有助于导致最后的承认。
对台北来说，尼克松的访问戳穿了二十年来重返大陆的空想，结束了一直用来支持国民党统治一千二百万台湾中国人的那些在法律上虚构的说法。国民党年轻一辈的领导人现在不是保持内战的局面，宣布台湾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而是有机会为这个岛屿制定一个合乎现实的新地位，从而使台湾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大中国的主权之下，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的部分。
我们美国人不能决定台湾的地位，虽然我们可以并且应该保护台湾，使它不被强行接管。但是一个中国（只有一个）的中央主权与省或边区政权的地方自治常常是可以并存不悖的。一旦内战状态结束，台湾不再成为一种军事威胁，北京的现实主义者也许就能够容忍台湾在政治和经济上实行自治。思想上的僵化
在联合国，尼克松的访问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反对北京进入联合国。让北京在联合国和在华盛顿设有代表，不会带来一个幻想中的黄金时代，而只会带来进行激烈地讨价还价的机会。这只是离开大混乱和大决战的第一步。对于这种事的合乎常理的认识，突出说明我们在思想上的僵化长期以来使我们陷入何等的愚昧状态。要么友好，要么是别的
对莫斯科来说，北京和华盛顿的接触，只不这是形成一个自然的三角。自从中苏分裂以来，十年来早就有这样一张牌。不论是我们还是中国人，都不希望俄国人成为我们的中间人，从三足鼎立中唯一能同双方打交道的地位上操纵我们两方。另一方面，中美接触很可能推动苏美和解，而这不是为了损害中国，而只是为了同发展中的中美关系竞争。鉴于战争和冷战使我们变得麻烦了，所以俄国和美国发挥了想象力之后才看到，核时代的关系要么是友好，要么是别的。这同样适用于核中国。
中美接触应该有助于而不是有损于我们长期以来的盟友——日本的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地位。尼克松先生在东亚扩大美国外交战线，是指望在西太平洋形成一种国际政治局面，在这个局面中，日本的经济扩张可能成为不那么令人惊慌而成为更具有建设性。
因此，归根结底，将要进行的访问北京之行，是一个有希望的、创造性的行动，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必须进行艰苦的工作为这次访问作好准备，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艰巨的讨价还价。同中国进行的外交活动本身不是一服万灵药，而只是谋求真正解决办法而不是用暴力的解决办法的一个机会。从中国观点来看，尼克松此行的最好的方面是他找上门来，作这次旅行也就是向他们表示敬意。这在中国政治中是有意义的。
【合众国际社伦敦二十二日电】（记者：特勒）
权威外交人士今天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仍然犹豫不决：在尼克松总统所计划的访问北京得出结果以前，究竟是赶快同美国和解呢？还是强化他们的政策和原地踏步呢？
有些人赞成采取等着瞧的态度，希望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对毛泽东主席的拜访不会实现。这些地位很高的人士说：“从现在到明年五月是一段长时间，可能发生许多事情使总统访问不了。”
他们还希望会谈失败，如果举行的话。
他们在私下交谈中使人很明白，总统的行动震动了克里姆林宫，使它的领导机构对如何作出反应犹豫不决。
这些人士说，由于死抱住这样的稻草和有希望的期望：对北京的访问可能实现不了，而且相反地怀着越来越大的惊慌情绪看待更可能的另外的情况，使苏联领导机构要花时间来作出影响它今后整个政策的决定。
这些人士说，莫斯科越来越深地怀疑中美的外交和平探索。看来苏联人相信，就北京而言，最新的事态演变有着强烈的反俄低音。美国的意图，虽然总是受到怀疑的，可是在这方面却被认为不如毛的政府对俄国有那么大的威胁。
所以，现阶段并不排除同美国进行具体会谈，虽然目前还没有作出什么决定。
据说克里姆林宫担心北京的是：
北京为争取世界大国地位而急忙来一个突进，同时强化反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
日本摆向中国，或者不如此而是日本越来越更要求美国给予核武器以改善它的防务状况，对付正在出现的核中国。
据这些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对于北京的真正和长期的意图“完全不知道”，它至今是焦急和犹豫不决，再加上没有把握。
如果俄国走向在赫尔辛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同美国达成协议，那就预示莫斯科决定赞成在北京之行以前同华盛顿和解。
预料即将出现可说明莫斯科打算采取怎样的方针的初步迹象。据这些人士说，这些迹象至少眼前将标志着谨慎小心和慢慢来的战略。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十二日电】（记者：斯图尔特·汉斯莱）预料，尼克松政府将设法尽快地安排总统的北京之行，从而避免出现可能破坏面对面会谈的某些国际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权威人士说，目前要明确讲出究竟能够多快地举行这次会谈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尚未派出先行人员去解决后勤和安全方面的各种问题。
要尽快地举行尼克松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的另一个原因是，为这里和国外反对举行面对面会谈的人提供尽量少的时间来对此事提出批评。
就来自国外的评论而言，白宫仍在等待苏联官方对尼克松上星期四宣布的关于已经就他将访问北京一事达成协议的消息作出某种反应。
到目前为止，苏联人发表的唯一的评论是刊登在《文学报》上，这家报纸说，尼克松之行“同真正关心和平或真正关心各国之间达成国际上的谅解毫无关系”。
【本刊讯】美国《新共和》周刊五月一日一期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观察尼克松》，《向毛发出的信号》，摘要如下：
尼克松先生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一日，也就是在他上台后的第十二天，写了一个便条给亨利·基辛格。这位总统说，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应该探索同共产党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一切办法，而且应该告诉当时正在同基辛格保持接触的东欧共产党，这是新政府的一个非常认真的目标。丝毫没有谈到把这个信息传给北京的事情，但是当然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于是总统在他今年发表的每年一次的对外政策研究报告中所说的“朝着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前进”的行动便开始了。前进的速度一直很慢，对有些批评家来说，是太慢了。这些批评家认为，对自从共产党人在一九四九年接管大陆中国以来一直存在的敌对状态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而不是北京政府。但是尼克松以这样的速度来鼓励取得某种进展和最近略略加快速度的作法是有理由的。根据上周在白宫和国务院向我作的解释，现把这个理由阐述如下：
指导原则是：政府不应该做、也不应该提出可能招致北京明确拒绝的任何事情和建议。这是一种在国内舆论界引起的骚动最小和政治风险最少的办法，实际上它要求和解的方向采取一些谨慎的小小步骤，这些步骤虽然引起北京立即作出反应的可能性不大，在国内引起反对或公众热情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采取谨慎的原则的好处还应当不仅限于这一点。这是以这样一种判断为根据的，即只有在北京政府主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或对美国为改善关系采取的行动作出反应是绝对必要的和符合人民共和国的切身利益的时候，它才会采取这种行动或作出这种反应。按照上述的这种看法，美国应该设法做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使北京共产党人相信，当他们认为采取同情的行动或作出同情的反应是符合他们的基本利益的时候，尼克松政府将欢迎他们所做的任何表示，并且将在它认为符合美国的需要和利益的范围内作出反应。
在此之后，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初，逐步放宽了美国在对华贸易和到中国旅行方面实行的限制，以后北京邀请了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周恩来发表了中美关系已经打开了“新的一页”的讲话。尼克松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有一段相当奇特的历史。一个局际研究小组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制订了政府可能采取而又不致冒人们所担心的遭到拒绝的风险的一长串行动清单。这个清单大体上包括自从那时候以来所作的一切表示，其中包括总统在四月十四日宣布的行动。这些表示中最重要的是部分取消了对向中国出口和从中国进口的货物禁运。同样，有关最近的另一个让步，为了什么目的能够向中国汇多少美元的规定，还没有想出来，也还没有拟订。
白宫和国务院认为，这些让步达到什么程度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据了解这些让步是象征性的行动——是表明尼克松政府准备一俟北京政府准备好就坐下来进行认真会谈的信号。尼克松认为重要的问题是，北京政府由于它自己的原因和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已通过邀请乒乓球队和允许一些美国记者到大陆中国访问而把信号发回来了，这就使他得出了下述结论：“向正常关系前进”是合适的。在尼克松的估计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和解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时候，北京才会走向同美国和解。官方的想法是：如果北京政府认为和解是十分重要的，因而应当谋求和欢迎它的话，它必然准备为此付出某种代价。从而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政府现在所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将是表示愿意实现和解，而不要对方付出代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府现在反对，并且预料将继续反对如麦戈文提案之类的参议院提案。麦戈文提案要求政府立刻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支持接纳它进入联合国。尼克松的论点认为，为什么不等下去，至少等到足以看出北京是否可能愿意暂时把台湾问题撇在一边，或者也许（象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多克·巴尼特建议的）接受一个只限于台湾的政府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部分，以作为同美国和解的交换条件呢？
政府比一般人所认识到的更接近于断然改变它同台湾政府的关系和对台湾政府的支持。国务卿罗杰斯一月二十九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认为政府不再认为台湾政府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不是“一个适当推论”。罗杰斯回答说，他对这种推论不会提出疑问。在总统二月份的对外政策研究报告上，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同义词。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只是台湾的同义词。总统在这个研究报告有关同中国关系的一段中说：“虽然我不能够预言台北和北京之间的分歧的最后解决办法，但是我认为这些分歧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就是尼克松先生用隐晦的方式表示同意参议员麦戈文的说法，即“台湾将来的地位”必须最后让“台湾海峡两边的人民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
根据总统的命令，亨利·基辛格去年年底对这些问题和与外交上承认北京政府及其肯定越来越接近进入联合国的情况有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现在已经结束。现在还不知道这些研究结果会提出什么建议，尼克松先生在研究了这些调查结果之后将会作出什么决定。但是下令进行这些研究这一事实足以表明总统承认亚洲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的政策必须随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