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2日参考消息 第2版

    【美联社华盛顿二十八日电】两位美国学者(前美国政府亚洲事务专家)说,国务院由于怕得罪国民党中国没有发表一九四五年至四九年的重要历史文件。
    密执安大学教授艾伦·惠廷叙述了共产党中国领导人要同美国进行接触的企图。他说,“当时发表这些文件和评论据说是为了把蒋介石的失败和我们的对华政策的全部事情告诉给美国人民。”
    哈佛大学东亚历史的讲师、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问题专家詹姆斯
    ·汤姆森,在参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对华政策问题作证时支持了惠廷的看法。
    汤姆森说,这几卷由国务院历史资料室编纂的记述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九年美中关系情况的文件已编完多年了。几卷涉及一九四二年至四五年战争的文件已是推迟发表的,但是其余若干卷文件仍存放在政府的库房里。
    在国务院,历史资料室对外关系科科长格利森说,已要求一个特别小组作出努力来使其余各卷很快发表。
    但是在杜勒斯担任国务卿的年代里,人们认为这些文件是破坏同国民党中国的关系的。这些保存的文件冷落了多年。
    格利森说,两卷同一九四六年的事件有关的文件有希望将在今年夏末或初秋发表。这两卷文件的内容包括马歇尔将军赴中国的使命、以及导致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中国人谈判破裂而再次发生战争的其他事件。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十八日电】汤姆森说,国务院仍然“封存着”在五十年代准备的一个研究报告的四卷,涉及的时间是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研究报告的名称是《中国论丛》。他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曾经“有选择地发表了”一部分,是为了支持官方的孤立中国的政策。
    富布赖特说,他将设法搞到这些文件。
    惠廷还对该委员会说,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八年,美国曾经先后扬言要进行“毁灭性的核打击,如果北京在朝鲜战争和金门危机中不屈从我们的意志的话”。一九六九年,莫斯科“在漫长的夏季的边界冲突中也嘟哝着扬言要使用核武器”。
    斯坦福大学中国历史副教授曼卡尔同意这种看法:“对中美关系处于目前这种状态,美国必须负很大责任”,他说,建立外交关系是“中美间悬而未决的冲突得到解决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然而,共和党参议员彼得·多米尼克反对改变目前的对华政策。


    【南通社伦敦二十六日电】尼克松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手基辛格即将结束在这里同英国官员举行的会谈。他的使命是在发生了发表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文件以后,到这里了解英国如何保守国家秘密的。
    【本刊讯】英国《观察家报》二十七日登载外交记者罗伯特·斯蒂芬斯的一篇报道,标题是《西方在认真考虑和谈问题》。摘要如下:
    据了解,西方对苏联最近发动的和平攻势——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就核裁军问题召开五国会议的建议——作出什么反应,是英国官员同尼克松总统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上星期在伦敦会谈时所讨论的问题之一。
    基辛格这次访问的表面目的是要比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英国相等的决策机构的工作。但是,基辛格还在外交部举行了一些非正式会谈。据认为,在这些非正式会谈中讨论了中东问题,越南问题,欧洲的前景,以及同俄国谈判的前景等。
    据信,美国对于它自己对中国逐渐采取和解态度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关心。华盛顿在同俄国谈判广泛的军备控制措施的态度方面,对于力量对比的考虑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种关心的情绪不仅影响讨论限制战略核武器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且影响共同减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驻欧洲的军队的问题。
    举例说,减少苏联在欧洲的军队的一个后果可能加强俄国在中国边境的力量。在最近同北京解冻以前,华盛顿可能几乎并不注意这一方面,或者甚至可能欢迎这一情况。现在,苏联可能加强对中国的压力的事未必受欢迎了。


    认为基辛格在制订美外交政策中占居重要地位;尼克松政府正在采取不利于蒋帮的政策,“基辛格要负很大责任”;鼓吹找出一个比基辛格更高强的人来扭转蒋帮外交劣势
    【本刊讯】香港亲蒋帮刊物《新闻天地》四月十日一期,刊载一篇题为《发掘中国“基辛格”》的华盛顿航讯,摘要如下:
    最近这一阵,华盛顿政治圈内最热烈谈论的问题,就是:“究竟谁才是美国真正的国务卿?”美国现任国务卿是罗杰斯,这是人所皆知的事,但是赛明顿参议员竟然在国会公开的说,他听到很多人嘲笑罗杰斯,笑他只有国务卿其名,而无国务卿之实,因为真正制定和施行美国外交政策人物,是白宫政治顾问基辛格。基辛格除了没有国务卿的头衔之外,他所做的,所管的,任何事都显示出他是国务卿。
    不论基辛格是所谓真正国务卿也罢,或者是别人以此中伤他也罢,反正他在美国外交事务中占居着极度不平凡的重要地位是无法否定的。举几个小例子来说吧,尼克松到任何一个外国去访问,或召开与外交有关的会议,或者与访美国的外国首要谈外交问题,基辛格陪同在场的次数绝对比罗杰斯多,甚至于可以说,次次皆有基辛格。有一支由儡激份子组成的“反战集团”,蓄意要绑架美国联邦政府的首要人物,以作威胁停战的讨价还价资本,要绑的领衔人物就是基辛格,他们认为基辛格是制定这种政策的负责人。有些驻美大使,特别以亚洲国家使节为主,喜欢直接找基辛格谈问题,他们觉得他才能直接解决问题。有一支高度偏激的“反犹太人集团”竟然还如此说过:“当前美国的总统并不是尼克松,而是有着犹太血统的基辛格,因为他主宰着尼克松全盘外交政策”。从这些小例子中,人们自然可一目了然的看出基辛格在美国外交事务中担当的角色是什么。
    基辛格这次受到参议员的攻击,但是这种攻击对他个人的“才能”毫无影响,即使是攻击他这样厉害的赛明顿参议员,也公然赞扬他的才华,佩服他的干劲,只把攻击的范围限定在“越权”的小圈子里。在今年年初,基辛格一度曾辞职,重回哈佛大学教书,但尼克松再三挽留他,当他打消辞意后,尼克松还特别写了封信向基辛格‘“致谢”。在信中尼克松说:“假如我们政府没有你,我真不敢想像我们政府将会怎样啊!”基辛格今年才四十多岁,但你到他办公室去看看,他的助理人员一个比一个年青,他的办公室充满着朝气和干劲。基辛格是个读书人,他是博士,是哈佛的名教授,但这个读书人一直在政治圈内打转,在民主党总统任内他被用过,但被重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还是在尼克松执政之后。虽然他说话的口音并非纯正的美国腔,使人听起来好像是欧洲移民在打美国官话,但是一般美国人并不计较他的说话未能字正腔圆。虽然四十来岁仍是单身汉,而且还常常约会好莱坞电影女明星,并把她带到白宫宴会上,可是没有人以此指责他私生活不检点。在华盛顿政治圈内,谈他谈得比较多的话题,竟然是他不买富布赖特的账。
    美国法定的国务聊是罗杰斯,但是我们从很多事实可看出,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多么大,多么深。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很新,而且变得很快,自然这种新和变化之快和基辛格有很大关联性。以此类推,美国对华政策变到这种地步,尼克松在世情咨文中竟然称毛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倡导“两个中国”,基辛格自然要负很大责任。一个有着长久传统友谊的友邦,和共过患难的盟邦,竟然发表这样不利我国的言论,而且在一步进一步的采取对我国不利的行动,任何一个有国家、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无论他在国内或旅居海外,对此都感到无比的愤慨。
    自古到今,国际间只重利害而不重道义,这种事实早已千锤百炼成为金科玉律。尼克松只要顾到美国“所谓”的利益,甚至于只要顾到任内,以及能促成下届连任的秋益就够了,他没有必要去顾全别国的利益,尤其在顾全别国利益会对本国利益直接的,甚至抽象的有损的时候,就更无需顾全。美国有权以这种原则来制定它的新外交政策,包括新的对华政策。那么我们国家自然更有权来制定我们的新外交政策,包括新的“对美政策”。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基辛格负了那么大的责任,因此,我国外交当局的负责人起码应该是基辛格这种“水准”的人物,才能和美国在外交战中打出个旗鼓相当的局面。我国外交当局的负责人如果是位比基辛格更灵活、更精明、更厉害的角色,方能扭转劣势。
    这只不过是几位旅居美国的普通中国人所想出来的平凡意见,假如我们的“外交部长”是位“中国基辛格”的话,他必能想出各种绝招,灵活的利用国际间的矛盾,即使在别的国家掀风作浪的怒潮中,我们也能掀起使他们自行混乱的台风。
    希望我国有关当局能以“美国基辛格”为着眼点,选出一位比他更高强的“中国基辛格”来开辟我国外交的新航线。


    【美新处华盛顿二十九日电】下面是布雷在国务院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谈话记录摘要(本刊有删节):
    问:关于举行五国核裁军会议方面的协议以及从程序上来说,这个工作如何搞法,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讨论这个问题,等等,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答,没有,我目前没有什么非常有用的东西可向你们谈。政府内部仍然在考虑苏联的照会,并且正在同我们的盟国、包括联合王国和法国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
    问:有人在昨天参院外委会作证说,由国务院编的、时间是从四一年到四九年的一套关于美中关系的特别报告早已编完,但是有关一九四五年以后的报告从未发表过。你能否谈谈这个情况,并且谈谈究竟为什么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发表这些报告?
    答:由于本周人们对许多这样的研究报告很感兴趣,我看了。
    问:最好现在就发表这些报告。
    答:我今天上午了解了这个情况。我的理解是,在五十年代初,我们每年发表一套报告,题目是“美国的对外关系”,它包括我们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的广泛的文件,这些文件的发表从理论上说要晚二十年。
    近年来,由于战后文件的来往数量如此之大,以致于分类问题变得如此复杂,因此,时间可能要晚二十四年或者二十五年。
    在五十年代初,国务院把有关从四一年到四九年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主要文件汇集起来。在一九五六年发表了这些文件中的第一批。根据我的记忆,第二批文件直到一九六二年才发表,我相信这批文件中提供的是一九四三年的情况。
    问:你们的第一批文件提供的是一九四三年的情况?
    答:提供的是一九四二年的情况,是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
    第二批文件提供的是一九四三年的情况,是在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关于一九四四年的情况的文件是在一九六七年发表的。关于一九四五年的情况的文件是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
    有几卷文件——我相信将包括关于一九四六年的情况的两卷——现在已有校样,应当可以在今年发表。
    有人告诉我,目前“美国对外关系”的一套关于一九四六年情况的文件将有十一卷,将在今年发表。在这十一卷文件中,七卷已经发表。两卷有关中国的文件以及其他两卷现在正在最后准备阶段。
    问:对此是否也作了一些分析,还是这仅仅是文件?
    答:没有进行分析,这是标准的、当前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汇编。
    问:中国国民党人是否反对发表这些文件?
    答:据我了解,他们对于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第一卷是不高兴的。作为我们打算坚持下去的一个总的和持续的主张,我们将在应该发表这些文件的这一年发表这些文件——这就是在这些文件的日期大约二十年以后发表。
    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第一批文件是在情况过后十四年就发表的,我认为,决定发表有关中国的文件,是根据同发表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文件一样的时间顺序和编年顺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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