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九日刊登了该报社论主笔江幡清同途经日本前来中国访问的《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的对谈，题为《谈秘密报告和国际形势》。摘要如下：
江幡：我对美国最高法院关于越南秘密报告事件的判决表示钦佩。
赖斯顿：这次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来尝试阻挠报纸刊登消息的事件，从而使消息停载两周。
江幡：我想，这一文件在国际和国内都将降低美国政府的威信。这对尼克松政权的越南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赖斯顿：完全没有迹象表明尼克松总统要以向前看的态度来理解这次将国防部的秘密文件公诸于世。不过，也不可能由于公开发表秘密文件而使国民对越南战争的支持至少超过往日。关于国民如此地不支持越战对今后的越南政策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希望你直接地向已经访日的莱尔德国防部长进行确切的了解。
江幡：最近，南越临时革命政府已经提出了新建议，要撤退美军和释放战俘同时进行。日本好意地认为这将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对此将采取什么措施？
对新提案也有不能接受的一面
赖斯顿：显然，美国政府不会同意在得不到释放战俘保障的情况下达成妥协性的和平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南越临时革命政府这次提出的新建议是按照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然而，这一提案中也包括美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一面。必须慎审地进行谈判。问题不仅是南越临时革命政府，而在于河内是否会同意这一条件。我在访问北京以后，还想访问河内，以便就北越是否会同意这一条件，试探它的真意与实现和平的可能性。
过去，我虽然一直论述诸如越南问题的难处以及美国国内政府和报纸的对立等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我此次来到东京，不想散布暗淡的印象留下一个悲观论者的形象而离开。事实上，看一看世界形势的底流就会了解，今后它包含着可以指望的光明的前景。
譬如，两个月以前同中国囿于一定范围的对话也被认为是困难的，今天则甚至出现了将会导致正常化的可能性。十年前，英国有希望实现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吗？日本已经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振起来，取得了很大的繁荣。这些都是历史事实。看来，报纸总是反复地进行批判和谴责。决不应该对政府和体制方面的说法捧场，但是需要在世界形势动荡的局面中确认富有建设性方向的消息。不解决“台湾问题”
是不行的
江幡：最近的美中关系自“乒乓球外交”以来，已经有了迅速的开展。同解决越南战争的动向并驾齐驱，美中关系的正常化也比预料的要加快。我想对今秋联合国大会上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加快步伐的可能性将会增大。
赖斯顿：必须明确地将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和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区别开来加以考虑。近来，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增多，中国也已开始采取“合作路线”。由此，在国际上支持从联合国中驱逐台湾、让中国参加的国家将会增加。联合国或许通过这种决定。但是，我认为美国恐怕不会赞同这一决定。因为有台湾问题。
可以认为，在台湾问题解决之前，华盛顿同北京不会建立邦交。美国政府似乎没有希望接受北京的条件，相反，北京也不可能同意美国政府的“两个中国”的想法。
美国迄今还没有抛弃过盟国。之所以为收拾越南战局而操劳，就是因为如此。台湾问题的确是一筹莫展的。
江幡：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也缺乏国民的同意。然而，就象公明党这次访华所表明那样，日本走在美国前面先同中国建交的前景已经增强。不要等待美国的步调，日本要设法自主地实现正常化这种舆论已经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赖斯顿：如果日本先建交，美国恐怕不会欢迎。但我认为，无论美国政府或者国民，在某国行使主权采取独自政策的情况下，即使不欢迎，也会同意。
江幡：《朝日新闻》希望早日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因为我们认为这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与和平是重要的。同时，近来摩擦已经突出的日美也必须维持友好关系。在美国看来，现在希望日本对调整日美关系做些什么？
赖斯顿，我国亦是问题成堆。我们正在大声疾呼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遗憾的是，自己的国家也满足不了这种期望。何况对别的国家更不能说应该怎么办和提出忠告。同所有的国家都维持圆满的关系，在地球上恐怕是不可能的。
【本刊讯】新加坡《南洋商报》六月四日刊登梁厚甫发自旧金山的一篇航讯，题为《孤立、重欧轻亚、环球主义》，摘要如下：
这一篇通讯的题目看来十分的赘累，但是，我们看美国的外交史，不能不注意这三个名词，更不能不理解这三个名词：因为，美国近百年的历史，不外是这三个名词的翻来复去，我们说，美国的政策改变了，实际是由一个主义而移到另一个主义上边。
美国本来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独立战争以后，当时的美国但求自保，自保就是孤立，对举世的国家，都认为不能为友，这就是孤立主义的雏型。后来，美国的国力逐渐膨大，和西班牙进行战争，从西班牙的手中，得到不少的土地，这时美国的孤立主义，又进了一步，认为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他国不能沾手，孤立主义的范畴，是美国的本土和南美。
既然有了孤立主义，自然会有孤立主义的反面。这时的世界，只有欧洲的国家是强大的，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还是半殖民地，日本不过是英国在亚洲的警犬，美国对亚洲的看法，实际和南美差不多。当时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简直就是欧洲，因而，和孤立主义对抗的主义，不是环球主义，而是重欧主义。环球主义可以说是后来重欧主义的扩大。
在晚近的美国总统中，好些流动于重欧主义与环球主义之间，既然在变，自不能用他来做代表。如果一定要找代表，我们可以说：胡佛（第三十一届美总统：任期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共和党——本刊注）是孤立主义的代表，威尔逊（第二十八届美总统，任期一九一三——一九二一年，民主党——本刊注）是重欧主义的代表。谁是环球主义的代表呢？我们不能不举出约翰逊来，终约翰逊总统的任期，对环球主义，恪守不逾。
其实，我们看尼克松，有一个极端简单的量尺，只要看他是重欧主义的总统还是环球主义的总统。从他的白宫地牢下边的外交顾问室来讲，重欧主义的色彩甚浓，从他的越南政策来讲，环球主义，也没有完全放弃。不过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美国经济扩展的进程，决定美国由孤立主义而进为重欧主义，再由重欧主义而进为环球主义。不能讳言，今天美国的经济，正在萎缩之中。由于有了这样的因素，由环球主义而缩回重欧主义，再由重欧主义而缩回孤立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
最近，美国民主党参院领袖曼斯菲尔德，主张把美国驻在欧洲四师的兵力（约三十万人）减为十五万，又把美国每年在欧洲四十亿元的军费支出，减为二十亿。曼斯菲尔德的建议一出，白宫就忙乱起来，除了派官方走廊客去游说各议员之外，并且请到杜鲁门、约翰逊时代的要员如艾奇逊、腊斯克等，声明重欧主义不能放弃。同时又公布了，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曾向美国建议进行谈判，互撤欧洲驻军。
曼斯菲尔德的主张，究竟属于那一种主义，我们可以说，曼斯菲尔德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至低限度是一个重欧主义的修正者。
曼斯菲尔德可能以撤减西欧驻军为幌子，来表现其反对环球主义的立场，而环球主义的立场，又是尼克松总统最不稳的立场之一。因此，不妨说，如果曼斯菲尔德成功地逼到尼克松总统成为一个高度的重欧主义者，即是要他脱离环球主义的立场。
如果尼克松不是环球主义者而是重欧主义者，其结果，必然以苏联为主要的敌人。欧洲驻军既不能减：而美国的经济，又不容许美国兼顾欧亚两洲，那末，今天美国对中共缩短距离的政策，必然加强，而放弃越南的设想：亦将由不可想像而变成可以想像了。
如果再深一层来讲，即是说，曼斯菲尔德以孤立主义为幌子，而逼令尼克松总统走近重欧主义，走近重欧主义即放弃环球主义。这是现代的连环计，倒值得我们重视。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八日电】（国际新闻处采访白宫记者：布拉希尔斯）题：基辛格：白宫外事专家
尼克松总统在他执政的头两年里制定和执行美国对外政策时，一直需要和基辛格商量并听取他提供的情况。
当基辛格谈论美国对外政策时，他总是认真和谨慎的。
但是当他谈论自己时，显示出一种能够使人们完全信服和精明的特点。
基辛格在白宫的办公室离总统的办公室只有几步远。他像其他顾问一样经常与尼克松磋商——平均一天要商谈九十分钟，他是对外政策方面最有影响的顾问之一。
当尼克松总统宣布任命基辛格时，他说他要基辛格着重于从长远的角度以创造性的精神进行思考，而不要在眼前的问题上花太多时间。基辛格一直按照总统的委托办事，同时他对日常作出决定的工作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他在大约三十多个专家的帮助下，还花了大部分工作时间来研究情报部门的电报和需要予以严重注意的大量报告和文件。他一天工作的时间常常达十二到十五个钟头，星期六和星期天也工作。
基辛格也是由高级官员组成的部际政策计划会议的主席，他必须对这些高级官员的想法和建议加以估计并把它们汇报给总统。
他煞费苦心地务必使一切可能的选择办法都能提交给尼克松考虑，并且小心翼翼地保证总统的决定得以贯彻。
此外，基辛格还要寻找时间与外国官员和外交家们商谈，以及与记者和大学生们商谈。
同样，他还随时接见记者，既回答个别记者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在对外政策介绍会上回答华盛顿和其它各城市的记者集体提出的问题。
基辛格和尼克松总统通常在上午九、十点钟就二十四小时内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发展举行一次三十分钟至四十五分钟的会议。他们很可能在这一天内再举行几次会议，总统从来没有找不到基辛格的时候。他们都相信外事方面是总统责任最大的方面，也是给总统带来最大机会的方面。
基辛格认为他的作用之一是阐明和解释各种可供总统选择的办法，和详细说明这些选择办法很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
基辛格长期从事参与谋求和平的努力，他在接受尼克松总统任命他为正式白宫助理之前，曾当过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顾问。
和总统任命的同尼克松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人——例如国务卿罗杰斯和司法部长米切尔——不一样，基辛格在就职以前是不大了解尼克松的。
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虽然尼克松以前曾写信给基辛格，表示钦佩他写的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核武器和对外政策》一书。他写那本书时才三十四岁。
基辛格由于在哲学和历史方面有丰富的学术知识，他写了许多关于外交历史、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的著作。当他被任命为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的时候，他是哈佛国际研究所所长和这个大学的国际研究计划的负责人。在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还当过洛克菲勒的对外事务顾问。
他写的其他几本书还包括：《选择的必要》，一九六一年出版；以及《麻烦的伙伴关系》，这是一九六五年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作的研究。他还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
人们说基辛格是一位有坚定的信念和反应敏感的知识渊博的学者，他既避免采取极端的唯心主义，又避免采取极端的实用主义。
在他的所有讲话和文章中，到处都可以看到非常热衷于世界秩序这个概念的迹象。
布鲁金斯学会在尼克松总统开始执政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名为《国家的议事日程》的论文集，基辛格在这本论文集里写道：“在军事上分为两极而在政治上是多极的世界上形成某种保持秩序的概念”将是美国政策所面临的最重大的任务。“在外交政策方面，如果我们不首先形成某种世界秩序的概念，我们就永远不能为建立一个稳定和富有创造性的世界秩序作出贡献。”
也许是成为尼克松总统经常说的开创一个谈判的时代的愿望的前奏，基辛格在《麻烦的伙伴关系》中写道：“我们的政治家有责任讲清楚，我们始终准备谈判，但是谈判必须是认真的、细致的和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