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时代》杂志六月二十八日一期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五角大楼文件：秘密战争》，摘要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这些问题是重大的，情况是空前的。美国历史上这次最大规模泄漏秘密文件的事件，突然暴露了约翰逊政府使美国的最不得人心——和最没有成效——的战争，遽然升级的敏感的内部过程。尼克松政府正在顽强地努力按它自己的精心策划的步调退出那场战争，却采取了想在文章发表前就加以压制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并且扬言要对美国最著名的报纸进行刑事诉讼。
更为根本的是，这场法律上的争论使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竭力要加以保护的那些纪录上。这些纪录使大家难得地了解到高级官员如何作出影响千百万人生命以及各国命运的那些决定的内情。这个情况不管如何压缩或不完全，是令人深感不安的。这些纪录透露估计错误、官僚机构的傲慢和欺骗已达到令人沮丧的程度。
透露的情况使某些官员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使少数官员的声誉得到提高，而且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自己的政党受到损害最大的长期耐心的民主党人——非常发火。
这个耸人听闻的事件是随着星期日《纽约时报》大叠报纸送到订户台阶上和阅报室时悄悄地开始的。材料之多似乎使读者、甚至使其他记者感到厌烦。在将近一天以后，电台和通讯社都注意了。白宫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发表评论，但是当司法部长米切尔指责说《纽约时报》透露的情况将“使美国的防务遭到无法补偿的损害”、并且在发表三篇文章后得到停止刊登连载文章的暂时禁令时，就必然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了。遭到忽视的一项研究报告
《纽约时报》显然引起了一个大消息。埃尔斯伯格是以前的五角大楼分析人员，他从超鹰派变成了超鸽派，他显然对他卷入越南悲剧的情况非常不安，因此他想办法把五角大楼关于这场战争的大约四十卷特殊的历史交给了报纸。
这个研究报告是在一九六七年由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命令开始进行的。当时麦克纳马拉对于战争的一无所获感到失望，他要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够断定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三十五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埃尔斯伯格——兰德公司专家、文职人员和五角大楼的军职人员在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办公室中工作。他们在麦克纳马拉的支持下，能够调阅五角大楼的文件，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一九六八年年中，当研究报告交给麦克纳马拉的继任者克利福德时，他说决不会花时间去看它。在早期被请来帮助指导这项工作的学者之一就是哈佛大学的基辛格，他现在是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是白宫关于这场战争的主要战略家。但是这项研究报告完全被忽视了，直到上周连基辛格本人也没有查阅过这个报告。一些主要角色
看来每个步骤几乎都是在绝望中采取的，因为上一个步骤未能制止住南越政府及其军队的崩溃——而且尽管经常有人对下一个步骤是否会有效表示怀疑。五角大楼的文件说，但是官僚机构总是要求有新的抉择，每个抉择使用更多的力量。每拧紧一次螺丝就制造一个必须加以辩护的局面；一旦干起来，就必须保持军事上的压力。
由于这些文件暴露了制订计划的过程，因此它们还削弱了人们一直抱有的这样的信念：美国的重大决定是由一些处事慎重的人作出的。使用的文件之广、要求澄清的电报之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是一些心情不安的人，考虑问题和起草文件时太草率，有时由于敌人的做法没有符合官方的预料而感到漠然。
当有经验的泰勒在西贡就任大使时，他表现得非常天真，他曾劝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现在要把农村的人吸引到西贡的越南政府一边，无需采用复杂的心理办法。所需要的只是保证有一种相当安定的生活。”
这个保证是这场冲突的核心，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兑现。
在这些发表了的文件的外表下边，从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产生了其他一些形象。在初期，机敏而仪表端正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坐在他的巨大的写字台旁，他在一九六三年抱有信心，他认为事情能够做成，他经常说：“情况会越来越好。”
在一九六七年，情况变得不妙和发生危机了，他力图解释他为什么变成了第一个出来公开反对这场战争的人。
他的高个子的助理部长麦克诺顿（现已死）用满怀信心的目光扫视着世界地图，说话说得很快很快。没穿外衣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很随便地坐在他的皮沙发上，一直很确切地谈到西贡走马灯式的政府又将换一个人上台的可能性。笼罩在所有人之上的是林登·约翰逊，他沉默寡言，在最后时刻以前他一直不作出抉择，好象连自己也不愿意告诉自己下一步他将怎么办似的。
《纽约时报》透露的最惊人的具体事情有：
战争目的。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一九六四年三月的一个国家安全备忘录中，约翰逊总统都坚持说，美国的中心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南越”。
麦克纳马拉在同月给约翰逊的一个备忘录中使用了同样的措词，但是他扩大了这个目标，把对越南的看法扩大了许多，认为这是“对美国能力的一次考验，即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能否帮助一个国家对付共产党的解放战争”。后来在一九六五年一月，麦克纳马拉赞同他的助手麦克诺顿的说法，即美国的真正目标“不是帮助朋友，而是遏制中国”。一个月以后，麦克诺顿排列美国目标的程序与以前大不相同了：“百分之七十是为了避免美国遭到丢面子的失败，百分之二十是为了使越南的领土不落入中国之手。百分之十是为了让南越人民过更好更自由的生活，也是为了在摆脱危机的时候不留下因使用的方法所造成的不可接受的痕迹。”
对西贡表示悲观。虽然高级官员试图驳斥驻西贡的记者们持续不断地报道战争打得很糟糕的消息，但是麦克诺顿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的一份备忘录里说，对局势作了坚定的估价并且预言：“南越的局势正在恶化。除非采取新的行动，否则新的政府可能会不稳定并且无效力，越共可能会继续扩大他们所拥有的人口和夺取的领土。可以预料，很快将会出现这种局面：
（一）政府各级官员将调整他们的行为以适应越共最后夺取政权，
（二）大批军队将发生叛变，
（三）越南政府将完全失去这个国家的整个完整地区，
（四）中间分子和左翼分子将进入政府，
（五）将会出现一个人民阵线的政府，它将把美国请出去，以及
（六）对越共的基本让步以及对（河内）的妥协将使南越落在铁幕后面。”
总的来说，官员们对局势表面上装出一副谨慎地高兴的样子，并且斥责美国报界所持的立场，而私下却是同意报界的立场的。
隐瞒空袭。这些文件透露说，中央情报局一九六四年初，在滚筒行动中经常使用美国民航驾驶员驾驶美国飞机对老挝的渗透线进行空袭。这个行动在十二月份里升级到由正规的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每周发动两次袭击，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命令：“除非飞机被击落，一律不得发表有关在老挝进行武装侦察（对行动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在这些行动中，驾驶员可以袭击他们所发现的任何目标，而不受所指定的目标的限制）的行动声明。”
隐瞒东京湾事件。一九六四年八月在东京湾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国驱逐舰“麦道克斯号”是最关键和最有争议的战争事件之一，约翰逊政府显然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了公众。美国官员们自称不知道，在“麦道克斯号”遭袭击前不久南越海军部队一直在该地区进行隐蔽的活动。但是，五角大楼的秘密研究报告说，“七月三十日午夜，南越海军突击队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指挥下对在东京湾的北越的渭岛和宇岛进行了两栖袭击。显然，（攻击‘麦道克斯号’的北越船只）把‘麦道克斯号’错当成南越的一艘护航舰了。”
隐瞒关于部队的情况。关于向南越派遣地面部队的整个问题被掩盖得那样严密和那样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以致于泰勒大使打电报给国务卿腊斯克说：“我非常需要有人给我澄清一下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目标。”泰勒特别感到恼火的是，在泰勒不知晓的情况下，给他的名义上的部下威斯特摩兰将军派了一个空降旅。
向盟国任意下命令。美国官员们在整个文件中表明，西贡各届政府、非共产党的老挝首相富马、美国的其它盟国、甚至是美国国会，一再被认为是为了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可以加以操纵的一些对象。
对待一个盟国采取最蛮横的做法是，泰勒在包括阮高其和阮文绍在内的一批南越年轻的将领解散了文职的最高国家委员会后，以老师的姿态申斥他们。泰勒说：“你们全都懂英语吗？我在威斯特摩兰将军举行的宴会上已经清楚地告诉你们大家，我们美国人是厌烦政变的。显然我的话白费了。现在，你们把事情弄得真的一塌糊涂了。如果你们象这样干事情，我们就不能永远支持你们了。”正如阮庆将军上周所说的，“他召唤我就象他是占领日本时的麦克阿瑟一样。”
进行挑衅的计划。秘密文件表明，美国制订计划的人曾经认真考虑过挑动北越人对美国部队发动攻击，以便可以对北方采取公开的报复性的空袭，这是冲突的关键性的升级。
这个步骤将成为对北方进行持续的空中袭击的一个前奏。优胜者和失败者
在五角大楼的这个历史公布之后，约翰逊遇到了更多的信用问题。
尽管他被描写成为对他的更着眼于军事的顾问们起克制的作用，他最终仍然采纳了他们的关于升级的大部分抉择。他还大大地低估了共产党人的韧性，并继续使用了大量的空中力量，甚至在他自己的专家发现这样做实际上可能会加强北方的反抗决心之后仍然这样做。在受到局势发展和顾问们的严重打击的情况下，约翰逊既抱着应当受到称赞的犹豫不决态度，也采取了应当受到谴责的默许做法。他像通常一样既令人愤慨，又激起人们的同情。
勇敢地倡议搞这个研究报告的麦克纳马拉部长也受到了损害。
具有特色的是，沉默寡言的国务卿在这些文件中出现太少，因此他既未受到损害，也未得到帮助。参谋长联席会议起了它通常起的强有力的作用，虽然这种作用是眼光短浅的，它不断要求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但却没有很大的胜利的把握。中央情报局是对的
经历了越南战争的混乱局面而荣誉基本上没有受到伤害的唯一的政府机构是中央情报局。在逐步升级的年代担任局长的是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约翰·麦康，他认为美国在越南必须设法要末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要末退出来。他经常反对得到一致同意的逐步升级政策。
在麦康的激烈的反对下，约翰逊向中央情报局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南越和老挝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是否也会这样？所得到的回答同惯常的应用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做法发生了矛盾。中央情报局说，“在这个地区很可能没有一个国家会很快落入共产主义之手，柬埔寨可能是例外。”
麦康老是打扰总统。在他一九六四年底同约翰逊一道飞往纽约的途中，他争辩说对北越进行的有限轰炸是无效的。麦康认为，轰炸没有使北越人的士气瓦解。“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轰炸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使他们的态度更强硬了。在这个军事行动中，时间将对我们不利。我们可以预料美国将需要派出越来越多的人员，而取胜的机会却没有任何显著的改进。我们将发现我们自己陷入一场丛林战争的泥沼之中，而在这场战争之中，我们是不能取胜的，我们将极难摆脱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康和中央情报局只是在做他们每年用六亿美元的经费做的事情：提供确切的情报来指导美国的政策制订者行事。
同样有先见之明和有主见的人是副国务卿乔治·鲍尔。
他不因他周围的专家治国论者的意见而动摇，他一再有礼貌地告诫说，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他在一九六五年七月一日致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中说：“谁也不能向你担保，我们能够打败越共，或者哪怕是迫使他们按我们的条件走到会议桌旁来，不管我们部署多少万——几十万、成百万白人外国（美国）军队。一旦我们部署大量战斗部队，那就将变成一场美国和南越的一大部分人口之间进行的战争。在这样一场战争中，美国军队不适于在一个即使不是完全敌对也是不合作的乡村中作战，他们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将开始遭受重大伤亡。一旦我们遭到了重大伤亡，我们就会开始遇到一种几乎不能挽回的局面。由于我们卷入的程度是如此之大，因而我们如果在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的情况下停下来，就必然要使国家丢脸。我认为，丢脸的可能性更大——即使是在我们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