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时代》周刊在七日一期刊载一篇题为《紧张的三角
——对台湾该怎么办》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同大陆政权能否取得任何真正的和解都要依台湾而定。
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一切行动都表明，它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将继续执政。但是，在国民党人面对北京最近取得的胜利所采取的外交反击行动中仍然存在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如果不是拼命挣扎的气氛的话。又甜又酸。台北的外交攻势将不会使尼克松总统放弃他所说的要同北京改善关系的意图。但是，只要台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北京就不可能改变它目前对美国所执行的这种赞扬美国人民但是攻击他们的政府的又甜又酸的政策。
这就使华盛顿处于一个三角形的困境之中：一边是官方的神话，一边是以前的旧恨，一边是不可靠的国际法的先例。美国要承认北京所说的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说法，就不得不抛弃一个老的盟友和不得不放弃一项承担了对这个岛屿的防御义务的庄严条约。支持蒋介石所说的他代表在大陆的八亿中国人，以及在台湾的人民的这种说法，根本再也站不住脚了。承认两个中国的说法是不可能的。主要的问题是：谁将在联合国占有席位？怎么办的问题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联合国在今年秋天投票赞成在牺牲台北的情况下接纳北京是完全可能的。尼克松一直在研究两种选择：继续同台北站在一起而反对接纳北京，或者主张双方分别得到一个席位。上月前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主持的一个五十人委员会实际上建议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国可以通过赞成接纳北京但反对开除台湾的办法实行这一政策。
如果美国获得成功，联合国在不开除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情况下给予大陆上的人民共和国以会员国资格，其结果可能是一场比胆量的国际汽车顶牛比赛。两个政府都早已发誓说，如果另一方也在联合国占有席位，它就不坐在那里——但是哪一个首先转弯让路呢？台北可能甚至没有选择的自由。联合国一向面临的问题是谁应代表中国，而不是哪一个政权应该被接纳或被开除。如果投票的结果有利于北京，那么台北将被迫离开，不管共产党人是否到来。
正在酝酿的联合国辩论将提出两个棘手的问题：台湾属谁所有？谁统治着中国？国务院在六个星期之前宣布：“我们认为，台湾的主权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有待将来国际解决。”北京和台北同样地被激怒了，因为它们双方都坚持认为，台湾的主权明确地属于中国政府，不论是哪个政府统治着中国。谁控制中国？虽然在国际法中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是根据所谓的“埃斯特拉达主义”，北京的要求是得到有力的支持的。“埃斯特拉达主义”是以三十年代的墨西哥外长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主义认为，任何控制着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和领土而且没有立即被赶下台的危险的政府应该被接受和承认，不管它是如何上台的。但是埃斯特拉达主义的原则如果严格加以实施，就可能既支持共产党对大陆的要求，又支持国民党对台湾的要求。
同时，国民党认为，他们是全中国的合法的代表，因为他们是在一九四八年结束的自由竞选中选举出来的最后的代表。根据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时代一派外交家的想法，只有按照宪法程序选举出来政府对国际大家庭来说才是可以接受的。国民党人还能够举出一种更广泛地得到支持的国际法论点，即所谓的“埃塞俄比亚原则”，这个原则是在一九三八年确定的，当时塞拉西皇帝正在隐匿中，以便避开侵略他的国家的意大利人。那时候罗马谋求国际上承认它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但是被拒绝了，理由是只要任何一个政府保持它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它就仍然是整个国家的合法政府。
很明显，在北京的共产党政府统治中国。今天不承认这个事实的做法在法律上是一种骗人的做法。同样，在台湾的国民党人统治着台湾，但是台湾的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谁拥有台湾？从该岛的复杂的历史看，几乎怎么说都可以。在一六八四年清朝统治时期，台湾勉强成为中国福建省的一个府；在后来的二百年里，那里发生了十五次大的叛乱。在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不顾台湾人的抗议把该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人宣布独立，试图摆脱外国的统治，但是没有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驻在台湾的日本军队奉命向中国人投降。在一九四七年，台湾人还再次对他们的中国统治者进行反叛。
蒋介石及其大陆上的人在一九四九年到达台湾，自此，该省一直实行军事管制。单独的发展。一千二百万台湾人如果对这件事有任何发言权，无疑将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虽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大陆中国人的血统（有二十万土著居民，主要是马来人）。他们谈论独立就被认为是叛国，但是他们的理由是有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根据的：台湾作为一个完全属于中国的省份被统治仅仅有十三年的时间
——从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五年以及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因此这个岛屿实际上脱离大陆的时间达七十多年——一些脱离母国的前英国殖民地、特别是美国曾经举出过“单独的发展”这样一个国际原则。
美国希望通过某种方案设法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而又不放弃它对台湾承担的义务。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说，两个政府可能有一天同时承认北京对这个岛屿的“主权”和台北的“自治”，这是英国人在一九一一年满清皇帝垮台后用来设法使中国对分裂的蒙古和西藏继续拥有主权的一种办法。最后的堡垒。还有一个更老的先例，这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衰落的明朝和强有力的满洲人之间发生内战的时候。在北京和南京落入满洲人手里以后，忠诚的明朝将领郑成功带领他的军队越过海峡到了台湾这个堡垒，他的军队在那里统制了土著的岛民。郑成功于一六六二年去世，虽然他的政权又继续了二十年，但是他的人民对明朝的事业逐渐失去了兴趣。与此同时，满洲人也逐渐得到大陆上的人民的承认。当满洲人在一六八三年在郑成功的孙子死后再次发动攻击后，明朝的最后的堡垒垮台了，于是在第二年台湾成了中国的一部分。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日刊登该报记者伯杰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希望增加了》，副题为《中国问题专家被派往联合国》。摘要如下：
由于北京进入这个世界性组织的希望增加了，美国把它的一名非常有经验的中国问题专家派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
预料哈里·塞耶将于七月份在纽约就任，塞耶一直在国务院亚洲共产党事务司以及台湾和香港工作。他能说流利的汉语。据信派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美国外事官员去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这还是第一次。
这次任命是在联合国官员预料当秋天联大开会时北京进入联合国的可能性是五十比五十时宣布的。那些不太相信共产党中国在今年能进入联合国的人，都很有信心地预料到一九七二年中国将会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官员认为，如果提出像过去那样的提案，声称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一个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项提案可能被否决。在此情况下，阿尔巴尼亚要求接纳北京和驱逐台湾的提案很可能被通过。
由于有被否决的可能，预料美国在即将到来的联大期间将不提出“重要问题”提案。
华盛顿目前在研究如何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时，是会同它要改善对北京的关系所作出的努力相一致的。尼克松总统上周说，将在六周内就美国在联合国采取的立场作出决定。在同一次会议上，密执安大学教授艾伦·惠廷（前国务院主要中国问题专家）说，华沙这个讲坛——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一直在那里举行会谈——也许已经无用了。他说，北京已任命它的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官黄华为驻加拿大大使，在渥太华恢复双边会谈也许更好一些。
惠廷是一位受尊重的中国问题权威。他说，中国人没有建议进行这样的会谈，但是美国现在应当抓住这个机会。黄华曾经是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一名主要助手。
【合众国际社香港十二日电】丹麦驻华盛顿大使托尔本·龙内和他的夫人今天从香港去共产党中国进行访问。龙内的访问是在正当尼克松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同北京改善关系的时候进行的。
【本刊讯】香港《星期先导报》十三日报道：
观察家认为龙内可能带有一个尼克松的私人讯息。尼克松目前正重新检讨美国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政策。
许多资深的观察家认为，尼克松到时将会表示他准备改变美国从前的政策，放弃长期以来反对北京拥有一席位的做法。
观察家指出，尼克松既不断为改善两国关系而努力，他是不希望冒反对北京的危险的，而且他差不多肯定会希望在公布他的政策之前先把这种政策告知中国。
观察家们暗示龙内可能被委托了这项微妙的任务。
【纽约时报新闻社华沙十二日电】中国驻波兰大使乘坐的汽车昨天在倒车的时候驶入美国驻这里的大使馆的停车道，从而引起了一个谣传，说华盛顿和北京正在进行外交会谈。
姚广大使实际上是要去隔壁的瑞士大使馆，他的司机把车转过去，以便使车停在妥当的地方。
但是人们看到插着北京使节旗子的汽车显然从皮埃卡大街美国大使馆的停车道驶出来这件事，足以使电话铃响个不停。
这种谣传必然传到美国大使馆官员的耳朵里，于是使馆内部纷纷一再核实是否有这回事。一位助手激动地嘟喃说：「为什么不把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呀？」
后来人们发现，姚广的汽车停在隔壁瑞士大使馆的门口，这样才使一些人平静下来。
【本刊讯】蒋帮《中央日报》十日消息：
美国尼克松总统特使肯尼迪一行，昨日搭机前往韩国，结束在华十天的访问。
肯尼迪大使离华前曾发表谈话表示：在华期间，他曾与中华民国政府首长广泛讨论中美两国间共同利益上的各项问题。这些讨论，是今年四月他在此间从事一连串会谈的延续。
他认为：
中美双方已在解决若干经济问题上达成很大的进步。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一日发表意大利外贸部长扎加里同该报记者关于访华印象的一篇谈话。摘要如下：
问：您的访问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方面显然是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贯穿这次谈话的红线是什么？
答：中国总理是一个十分严肃和追根究底的人。谈话时我学会尊重他对各种问题所具有的广泛的、精确的知识。会见时他试图指出我们两国共同的一些因素：在反对法西斯的艰苦斗争中取得自由以及寻找自主和独立的新形式。周恩来认为这些基础构成在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下扩大合作的前提。
中国总理对我国在欧洲政治中所起的先锋作用显示出很大的兴趣。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中国今天克服了历史的某个阶段，对发展国际关系具有更大的信心，因此企图同其它国家进行会谈。在这方面，欧洲——即一个开放的、正在扩大的欧洲——将成为当然的、合适的会谈伙伴。
问：今天北京是怎样看美国、苏联和欧洲的？
答：我们获得了这样的印象，看来北京的领导人事实上是要消除中国和世界其余部分间的交往不够，拆除建筑在这个有古老文化的民族周围的‘新长城’，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各种不同的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会见，同时，任何这种文明与文化都应保持自己的地位和个性。
中国的伙伴应考虑到这点。他们应当把问题归到它的自然联系之中。总之，他们应当实行“政治的生物环境学”，而不要违犯某种规律、某种历史和自然法则的尝试，而应当努力经住这些，并正确估价它们的影响。在我看来，北京今天是在这个总的范围之内看国际关系的。
欧洲是作为大国的“一极”而使中国人感兴趣的，它能形成同目前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相对的力量。我想说，欧洲的对华政策也应受到这种设想的启发。
（《世界报》还报道说：在意代表团动身之前，苏联驻罗马大使馆未经问及就透露说，人们不应抱太大的希望；在扎加里同周恩来会谈后苏联驻北京代办立即打电话给意大利使馆打听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