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伊拉克《共和国报》四月十七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从中国巨人的地位得出的一个教训——美国政策何时改变？》全文如下：
当美国想和人民中国搞好关系、想表明自己对中国巨人的态度更加灵活的时候，这是由于二十五年以来、也就是伟大的创造性的中国革命时代以来，这个非凡的巨人始终屹立在美国的眼前。在这段时期内，美帝国主义使尽了所有手法、使用了它能以使用的全部力量、“原子牙齿”，并通过经济封锁、心理战、直接和间接威胁、军事挑衅和其它各种手段来迫使这个巨人动摇其对国际问题以及对当代革命的坚定立场。但所有这些企图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了，巨人坚持它的反抗姿态，没有作丝毫动摇。它作出更大的牺牲、肩负着最大的重任，并以跃进的速度来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中国现在享有非常高的国际威望，在世界革命和反对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高潮中起着先锋作用。
由于美国反对人民中国的所有尝试都遭到失败，由于中国革命日益巩固，日益根深蒂固，它的光辉照遍亚洲各地，甚至照遍全世界；以及中国革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自力更生的成功，因而它在核方面成功地闯出了自己的路，打破了帝国主义势力对这种破坏性武器的垄断；由于这一切，在迫使中国改变政策的作法失败以后，美国没有别的办法，而只得改变对人民中国的政策。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美国同北京和解的所有尝试，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巨人的坚定不移的立场逼迫下作出的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将根据国际事态发展和对美国策略的影响而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然而明显的是，中国的立场将依然是中国巨人的立场……敌人会改变，但它不会改变。
我们阿拉伯祖国那些想让美国改变（政策）的人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出一条教训，认识到只有当美国看到实力、坚定不移的立场和坚持归还权利时，才能迫使它改变政策。如果走让步、谈判、姑息的道路，这不会使美国改变政策，而只会使那些走上这一条路的人改变政策。
美国在远东的政策是在那里的人民以坚定不移的立场进行斗争，迫使美国无力应付以后才被迫改变的。至于中东，更具体地说是阿拉伯地区，美国已迫使某些阿拉伯政府改变了政策，这些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乞求美国，与美国搞好关系，并把这说成是实现和平和自主的道路，虽然这是一条失败和投降的道路。美国被迫同某人搞好关系与某人被迫同美国搞好关系，这两者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胜利还是投降。
【本刊讯】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成员谈访华观感。
据新加坡报纸二十一日报道，马来西亚商会联合会会长乌拜杜拉二十日在吉隆坡说，他深信中国是一个礼尚往来的国家，中国人民以很尊敬的态度对待我们，同时也尊重我们的主权。他说，我们不但达成贸易和个人接触，同时也协助解除一些误解的问题。
乌拜杜拉说，使他“最感惊异的是，中国大学生必须到乡村去，向农民学习，观察农民的智慧和行为，以达到思想成熟。”
沙捞越土著商会会长比达里二十日在古晋对报界说，代表团访问中国“是非常获益的”。他说，“有许多中国的产品，是可供沙捞越州人民所购买的，特别是轻型及重型农业机器，不仅是价格廉宜，且品质也很高”。
十五年前曾到中国访问的黄荣煌说，如今旧地重游，在他本人的印象中，中国在各方面都有长足的改进。他说，从广州到北京，沿途都一片绿油油。目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已朝向机械化发展，代表团经过的地方，看见一些轻型机械在田间操作。
【本刊讯】据新加坡报纸二十一日报道，马来西亚国家贸易公司执行董事哈米东（访华贸易代表团副团长）二十日说，由于访华贸易代表团成功归来，国家贸易公司现时可以推行一项重大的计划，在全马设立商店网出售中国货物。
哈米东说，国家贸易公司在中、马建立双边贸易关系后，可以负起重责，销售中国货物。
哈米东目前正与其同僚估量此行的成就。他说，他们正在研究中国提议出售的各种货物，以及在本地的市场。哈米东说，国家贸易公司的商店网希望输入中国的食物、消费品（包括纺织品）及烟花和爆竹等中国土产。他说，本地市场上已有很多中国货品，但是本地商人须通过香港和新加坡订货。
【南通社新加坡二十二日电】马来西亚的拉扎克总理今天在马六甲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现在将集中于发展贸易关系，特别是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橡胶方面，我们将在以后再考虑外交关系问题。
【美新处华盛顿二十一日电】国务卿罗杰斯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兴趣的话，美国将同它交换非保密性的科技情报。
国务卿说，“在最广泛的基础上”交换这种情报“将是朝着同大陆中国建立更具有合作性的关系迈出的有益的一步”。
罗杰斯今天是在一九七○年科学奖章获得者的午宴上讲话时说这番话的。
科学和技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是罗杰斯这次讲话的中心议题。
国务卿罗杰斯追述说，今年一月他曾指出过，允许同任何国家——无论这个国家同美国的外交关系的状况如何——的科学家和研究机关交换非保密性的科技情报是尼克松政府的政策。
他指出，这种作法立即在报界引起这种揣测：那次讲话是否包括共产党中国。
国务卿罗杰斯说，“答复是肯定的。”
他说，美国对于大陆中国已给美国记者和一些美国科学家发了签证的消息感到满意。
国务卿罗杰斯说，“我们希望找到机会给以报答。”但是他指出，到目前为止美国尚未接到任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提出要求发给签证的申请。
罗杰斯还说，对于许多美国科学家和科学组织正在邀请大陆中国的科学家前来参加在美国举行的会议他是感到很高兴的。他说，美国政府对于任何具体的邀请或邀请什么人没有提出建议。
罗杰斯说，“但是你们可以相信，如果接受了这些邀请并提出要求签证的申请，我将亲自抱着同情的态度加速批准这些申请的过程。”
国务卿还指出，在书写战后时代美苏关系的最后历史时，科学家的作用将占很大的一部分。
他接着说，“我认为这样说是确切的：在苏联人同美国人之间进行接触和建立关系的最大的一个方面还是在科学方面。”
【美联社华盛顿二十一日电】罗杰斯说，“另一个有益的步骤将是扩大”同共产党中国的人民的“面对面的接触”，他说：“在这方面，知识界——特别是科学家——能起特殊作用。”
与此同时，助理商务部长帮办威廉·李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讲话说，同大陆中国进行贸易的机会“看来是有限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外汇交换问题以及缺少合适的贸易商品”。
【法新社马尼拉二十二日电】马科斯总统今天说，菲律宾在今年九月联合国大会开幕以前该能确定它是投票支持还是反对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立场了。马科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还说，菲律宾与中国贸易的问题是与外交关系的问题“联在一起的”。
总统对记者们说：“不先研究同时或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是不能就贸易问题作出决定的。”
政府正在研究的其他问题中包括在逐项决定的基础上由菲律宾私人商业团体与北京贸易的问题。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三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连载了日本东京外语大学副教授中屿岭雄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和东欧对中国的研究》。摘要如下：附属科学院的三个研究所
苏联研究中国情况的机关是具有古老传统的附属科学院的东方学研究所，然而在一九六六年又建立了远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所长是以研究中苏经济关系史有名的斯拉德科夫斯基，全所拥有约一百五十名研究中国情况的人员，重点研究现代中国的各种问题。这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七○年新建立的情报科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虽然还是一个小规模的，但是，所长是在东方学研究所里兼任中国部部长的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史权威杰柳辛，其成员的大多数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员。各个研究所除了收集、管理必要的资料和情报外，也是同外国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关交流的窗口。而且，从中国占研究的很大比重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个研究所是在预料到中苏关系甚至有发生中苏战争危险的这种严重的现实的背景下建立的。
上述三个附属科学院的研究所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但是，在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党中央附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里也都有若干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员。另外，列宁格勒的东方学研究所和埃尔米塔日美术馆东方部负责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国的古书和古代文化，这是人们所共知的。
另一方面，在大学中，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东方学科、东方语言学研究所和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也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机关。
另外，在研究中央亚细亚史、少数民族问题和东西方交流方面取得独特成果的塔什干中央大学也是不可忘记的一个机关。东欧对中国的关心淡薄
在东欧，社会主义和“西欧化”是纵横两根轴心，各种潮流潜伏着并有时爆发出来。其中，作为一个共同问题的就是民众间的反苏情绪。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对苏联的批判中，在某些问题上能引起共鸣。但是，在东欧各国的各种表现形式新潮流却都是与现在的中国努力的方向背道而驰的。所以，即使中国的动向受到极大的重视，但对中国社会本身的关心勿宁说是淡薄的。在波兰博得人们欢迎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在捷克外国语学校受欢迎的课程也不是中国语而是日本语。
波兰：波兰对中国的研究仍然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正式研究现代中国还有待于将来进行。科学院的东方部门已被废除。现在，华沙大学东方学部中国学科是这个国家的唯一的中国研究机关。
在波兰有东方学研究所人员的组织
——“波兰东方学协会”，出版季刊杂志《东方观察》，但是，这个杂志几乎不发表关于中国的论文和消息。
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比较悠久的传统，而且做出了许多成绩。从研究人员的人数和研究体制的充实来看，在东欧各国也是先进的。科学院附属的东方研究所是这个国家的包括研究中国在内的研究东方学的综合中心。这所研究所是在一九二二年创立的，但是，今天，在中国文学权威、该国的东方学者的培育者——普实克所长的领导下，已有专门研究现代中国史和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的巴拉特副所长以及大约七十五名研究人员。东亚部门因中心是研究中国问题，所以是最大的一个部门。
在专攻汉代史和中国哲学的波科尔纳主任的指导下，集中了二十来名研究中国的人员。
匈牙利：在匈牙利。因为牵扯到它的国民即马扎尔人的东方起源问题，独特地进行了关于东方的研究。但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还没有普遍进行。
另一方面，大学的研究集中在布达佩斯大学的中国学科。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对中国的研究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贝尔格莱德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所，只有两名研究中国的人员。一位是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的奥列什宁女士，另一位是研究中国计划经济的巴比奇。在大学方面，在克罗地亚共和国的萨格勒布大学，从去年才开始在这个国家首次开设中国语的科目。当然也很少介绍中国的文学。不过却有一部分人关心毛泽东的军事论文集。这可能是因为在考虑这个国家经历过独特的游击斗争的历史时，对这本书感到有兴趣的缘故。（文内小题是原来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