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卫报》六日刊登佐尔扎的一篇文章，题为《克里姆林宫出现不稳的迹象》，摘要如下：
昨天在莫斯科的党代表大会举行表决时，曾有过一个在不了解情况的人听来是可能十分精采的时刻。大会主席问，谁反对通过赞同勃列日涅夫报告的决议、
莫斯科电台对大会情况作了实况广播。霎那间，勃列日涅夫的命运似乎很悬乎。但是五千名代表中，没有一个人举手反对。主席接着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他说，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弃权。他已经问过他们是否赞成，他们都守本分地举起了手。他说，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但是，在苏共党代表大会上全体一致的投票通过，从来都不真正反映出领导层内部通常在幕后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斗争的情况。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包括一些领导人和基层普通党员在内，都强烈反对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但是没有人投票反对这件事。
在赫鲁晓夫倒台前举行的那次代表大会上，他的政策遭到党的官员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后来对他下台是十分高兴的——但是在代表大会上，他们都守本分地全体一致地举手表示赞成他的政策。二十四大发生的情况的线索，从形式的投票中是找不到的，而是要从各篇讲话的字里行间去找。
说明勃列日涅夫和党的保守派之间存在着分歧的迹象——从各地区党的领导人在大会前发表的讲话中便已可以清楚地看出，看来已在莫斯科会议过程中得到了证实。乌克兰党的领导人谢列斯特，在大会前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表明了他对外交问题上持着一种积极防御态度，这同勃列日涅夫在代表大会上对世界局势所持的有节制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国内问题的侧重点上，也有着类似的分歧。
然而谢列斯特在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发言中没有提外交问题。可以认为，这意味着：他不愿意过于明显地表明他对勃列日涅夫方针的不同意，因而他宁愿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谢列斯特在大会前发表的讲话中，仅有一次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而且还是敷衍性质的，这表明了他不赞成勃列日涅夫。拥护勃列日涅夫的地区党的领导人在会前发表的讲话中，经常而且往往是令人作呕地提到勃列日涅夫。在代表大会上，谢列斯特不得不随大流，几次提到勃列日涅夫。但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这几次提法同其他发言者对这位总书记的赞扬比较起来，仍然是冷淡的。
谢列斯特是一名政治局委员，他要是在党的领导机构中没有得到某种强有力的支持，是不大可能以这种危险的作法行事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中至少有些人是同意他的看法的。
勃列日涅夫想使保守派和改革派保持平衡的作法，到现在为止可能是成功的，但是代表大会上对他的领导的赞扬声，不一定表明他有力量。在以前的领导层的斗争中，突然爆发出这种赞扬声是一种表明克里姆林宫内不稳的迹象。以赫鲁晓夫的例子来说，这种赞扬是企图提高他的地位以对付他的领导所受到的挑战。看来一些人对勃列日涅夫予以赞扬以及另外一些人没有给予这种赞扬，似乎给人以同样的征兆。
【本刊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六日转载《纽约时报》格韦茨曼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例行地一致表决通过了勃列日涅夫在上星期二在党代会开幕时作的主要报告，从而结束为期十天的党代会的前一半。
迄今已经进行的、并在柯西金报告以后将再度开始进行的“讨论”，是符合于通常的枯燥无味的代表大会发言的特点的。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发言代表研究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消费者的水平能真正地提高到西方那样的水平的话，对苏联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除了最一般性地谈谈以外，没有讨论党的对外政策方针。
甚至关于换发党证的建议也遭到几乎所有的人的忽视，只有一位发言代表表示支持这个主张。
看来明显的是，审慎地组织这次党代会的党的领导，想要强调党的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防止出现那怕是一丝一毫的意见分歧的迹象。
【美联社莫斯科六日电】（记者：斯蒂芬斯·布罗宁）
勃列日涅夫谋求使自己在克里姆林宫中处于主宰地位的运动，由于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对他越来越多的一致颂扬而正在得到鼓励。然而，有迹象表明，党内高级官员和在六年前开始成为这个国家集体领导的机构里他的同僚们对他的权势正在进行抵制。
作为党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是应该在党的最高机构这次集会上得到某种特殊褒奖的。但是，他在代表大会第一周里所得到的——或许是他所鼓励的那种颂扬，却说明了一种企图把他在苏联的霸权地位固定下来的组织得很好的尝试，在苏联，一人统治并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
对勃列日涅夫大肆奉承的情况，使人想起了过去赫鲁晓夫任党的第一书记兼总理，而且在外界看来还是苏联未受挑战的领导人的日子。这种情况还同一九六六年上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谈到勃列日涅夫的情况成为鲜明的对照。那时，习惯是提“勃列日涅夫同志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报告”或者追述说“像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说的”。
这一次，不仅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被誉为“透彻的”、“光辉的”和“极其有教益的”，而且还突出地颂扬勃列日涅夫个人。例如，土库曼党的领导人加普罗夫感激“中央委员会和勃列日涅夫个人……对土库曼人民的慈父般的关怀”。
在这种勃列日涅夫大得人望的情况下，西方专家们却注意到像乌克兰的党魁、政治局委员谢列斯特、波德戈尔内主席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等这样一批有势力的人物进行抵制的情况。
这些人及其他一些人把他们提到勃列日涅夫的话仅限于表示最起码的礼节；在一种已经没有公开辩论而且保持沉默同讲话一样地表达自己的见解的制度里，这是说明持保留态度的一个值得玩味的迹象。专家们看出的其它迹象包括：
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是由波德戈尔内主持的。专家们认为，政治局大多数委员对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上升感到焦虑，渴望加以平衡，因此就迫使总书记同意让长期被人认为是勃列日涅夫的角逐对手波德戈尔内当司仪。
也许是最引人入胜的一个迹象是，四日和五日有几家报纸的第一版刊登三执政照片时，把正常的次序颠倒了过来。不是勃列日涅夫居于中间，而是波德戈尔内在那里，柯西金在他的右边，勃列日涅夫则在他的左边。人们认为这是使总书记减色的另一步骤。
【南通社莫斯科六日电】用老办法来达到新的目标，这也许是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作了四小时报告之后观察家发表的第一个评论。
柯西金的讲话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没有什么东西是阅读过新五年计划指示草案的苏联读者所不知道的。如果要提一下代表们对柯西金讲话的印象和反应的话，那么，这可能是心中老想着科学技术革命，这种革命已规定为今后的首要任务。
苏联之所以被迫这样做，是出于一些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落后于世界上的一些强国。而过时的技术是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充分就业的政策。
象所预料的那样，代表大会在最初的讨论中就接受了所提出的指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先发言的一些人极力主张在生产中加强物质刺激。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六日电】（记者：夏皮罗）柯西金今天说，苏联经济将给被忽视的消费者带来新政，并且仍将在经济竞赛中埋葬西方。他说：“我们并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主张两种制度进行经济竞赛”。他含糊地展示了与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增进贸易的前景。
柯西金说，“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农业和消费品生产的历史上，从未象今后要做的这样，花费如此多的钱。”这只是他讲话的一半。另一半是：“重工业一向是并且仍然是国家经济力量的基础……。”
基本数字说明了问题。在下一个五年中投入生产的五千亿卢布中，重工业将占百分之七十，而消费品工业将占百分之三十。尽管如此，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美好生活的前景。
他还说，在危险的时代，国际的需要和共产主义的工业基础将要求大力发展煤炭、铁、石油、电力、军事工业和生产能力。每年大约将生产一亿四千二百万到一亿五千万吨钢，将与美国的产量匹敌。
【路透社莫斯科六日电】柯西金的讲话没有象党首脑勃列日涅夫上周作的关于党五年来的活动的报告那样在电视台上予以实况转播。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十日刊登了保罗·沃尔为该报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通货膨胀：勃列日涅夫的棘手问题》摘要如下：
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为了使得他在二十四大上提出的关于苏联经济成就和前景的总结报告具有乐观的调子，他将需要克里姆林宫所有理论家们集中起来的技能的帮助。
实际上，前景是不妙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了。
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决定给一九七一年预算开支增加的数目是很小的，而这一决定是无法挡住这股趋势的。（一九七一年的开支将仅仅增加百分之四点六；而一九七○年是增加百分之六；一九六八年则增加百分之十二）
价格再次低于生产成本。苏联在一九六七年的批发价格的增加使经济产生的景气情况已渐渐消失。利润减少在涨价后的头两年中，国营企业保有的利润实际上是增加了。它们在为国家扣除之后的利润总额中分享的比额也增加了。使国家易于资助经济的这个比较有利的条件并不能持久下去。
去年，国家对经济的拨款比预算的规定多了八十亿卢布。
经济（它的赤字有的在计划之中，有的不在计划之中）现在在整个预算开支中占将近一半。这意味着，社会和文化开支的分配比额减少了。赤字增加用经济拨款中的部分款项来弥补的赤字，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为一百五十五亿卢布；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预料将达四百零一亿卢布。结果，用于投资的拨款势将减少。
现在已听到一些呼声，要求提高批发价格以补足生产成本。也有人建议提高公众所支付的零售价格。
三月九日，经济学博士康德拉切耶夫在《真理报》上埋怨一些企业削减了锅、盆、套鞋及其他廉价消费品的产量，因为这些产品无利可图。康德拉切耶夫写道，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亏本生产这些产品；另一种是提高批发价格。注意到波兰的斗争有了波兰消费品大涨价的经验，苏联在处理根据生产成本调整物价的问题时大概会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但是，从长远说，除非苏联这个国家想要以税收来弥补赤字的进一步增加，否则，它就必须提高物价和房租。
除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不太可能的）以外增加税收的另外两个来源将是：（一）增加营业税——这是十分不得人心的措施，（二）向高薪阶层增收赋税。在目前，最高的直接所得税率为百分之十三。由于专家、艺术家、作家和高级官员的月薪为一千卢布以上，因此对高薪阶层增收所得税，会给国家增加很多收入。在意识形态的借口下勃列日涅夫以及即将作关于新五年计划报告的柯西金总理可能不会公开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一些这样的措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即使是在意识形态的借口下。
同时，克里姆林宫已在伦敦重新售卖黄金。这是两年半以来苏联第一次在那里售卖黄金。当然，出售黄金是摆脱困境的一个办法。但是，克里姆林宫是否愿意大大动用它的黄金储备来减轻亏本出售消费品的困苦，这是很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