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新闻社莫斯科十日电】（记者：格韦茨曼）苏联今天表明，勃列日涅夫现在正式凌驾于他的政治局委员同僚们之上。
今天所有的报纸第一版都以单独一项刊登了勃列日涅夫重新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正式消息，并且列于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前。
因为人们一向认为政治局是党的最重要机构，所以把总书记排在政治局之上一事突出表明，他个人的权力和威望有了进一步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扩大和提高。
自赫鲁晓夫当领导人的时代结束以来，没有一个人象勃列日涅夫现在做的那样控制着党的最高领导。
而对比之下，一九六六年二十三大闭幕时，政治局的选举被列为正式报道，而勃列日涅夫当选总书记的消息列在下面一点，同党的书记处名单排在一起。
西方外交家说，新的排列可能对内外政策有意义深远的后果。这可能表明，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搞的集体领导的试验将要结束，而新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将要开始。
扩大的政治局和扩大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看来表明，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权力在日益增长，因为，加进了很多他的亲密支持者。可以预料，勃列日涅夫的主张和政策现在可以经过最低限度的辩论就贯彻实行，因为，看来他控制着权力机构。
当前，他没有与他担任的党的职务可比拟的政府的或国家的职务，但是，近几个月来，由于他在领导人当中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在国内经济事务中和在与法国总统蓬皮杜这样的外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起了更积极的作用，而这些工作先前是由柯西金总理和波德戈尔内主席做的。
一些外交家认为，今后数月可能勃列日涅夫决定直接与西方领导人打交道，他平常都是把这些事情留给别人做的。可以肯定，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政治中起支配作用，西方领导人和外交家将设法与他接触。
但是，尽管这些事态发展是明显的，但是一些外交家告诫不要作出不成熟的结论。
他们说，在可注视的事情当中有：是否象勃列日涅夫对代表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暗示的那样，更换了党证。他说，十七年没换过党证了——这等于是清洗某些党员的借口。如果进行这件事，被认为对勃列日涅夫的政策不那么热心的人可能失掉他们的职务。
这里大多数西方外交家坦率地断言，今后数月十五人的政治局将降到十二人或十一人。普遍的一致看法是，前政治局中被勃列日涅夫列为最末的三个人有被降职的危险。他们是，乌克兰党的书记谢列斯特、俄罗斯联邦的书记沃罗诺夫和工会主席谢列平。还有人认为佩尔谢因七十二岁也可能退休。
这里的外交界人士在过去一年里已经看出，并且常常评论勃列日涅夫上升一事。看来他迫切要成为全国的领导人，尽管如此，没有在报纸杂志上，像吹捧赫鲁晓夫那样吹捧他。在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确实得到了热烈的赞扬，据说继承赫鲁晓夫的一些新领导人是反对这种赞扬的。
【路透社莫斯科十四日电】日本人士说，苏联的波德戈尔内主席今天对日本大使木崎说，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今年访问日本。他们还说，波德戈尔内再次邀请日本首相佐藤访问苏联。这位主席是在木崎大使呈递国书以后说这些话的。
波德戈尔内去年原定访日，后来取消了。官方提供的理由是他患了感冒。
塔斯社报道说，木崎在讲话中说，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不仅有利于它们自己，而且还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塔斯社说，波德戈尔内回答说，苏联人民非常重视同日本的关系。
他说，“在过去几年中，这种关系已大大增进。苏联打算继续奉行发展和扩大同日本的有利合作的方针。”
【纽约时报新闻社莫斯科十一日电】苏共二十四大结束了，勃列日涅夫的中间道路计划已被确认是这个国家的法律。
当然，他对大会所作的主要报告看来象是着重对苏联消费者作出许诺，并且决心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但是，这些是注意苏联各次代表大会的每个观察家所熟悉的那种说教。他的实际报告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苏联权力机构中的每一派系和每一种见解的人都答应给一些东西——但不是什么都给，以此来避免作出确定的决定。
他向党的强硬派许诺不放松意识形态上的警惕，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放心，不会给斯大林粉刷，对军人说他们会得到必要的武器，向消费者作出动人的许诺：将结束日常生活中的匮乏和沮丧情况。
他向革命者保证苏联将给他们全力支持；向资本主义国家保证：和平共处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石。
当然，这是中间道路政策，这项政策看来表明了一个仍在寻求妥协和建立联盟的领导人的特性。
分析家们可能要在一年左右以后才能看出勃列日涅夫式的处理苏联问题的办法。他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仔细地阅读他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将发表的每一篇讲话，以找出新办法的迹象。
最容易找到的尺度将是他对消费者的诺言是如何实现的。
在苏联的外事方面，勃列日涅夫似乎比通常更强调克里姆林宫想要同美国改善关系。
近几年来，莫斯科似乎更有兴趣于设法使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同时扩大苏联在西欧、亚洲和拉美、非洲的势力。
占优先地位的是要在西欧达到缓和，从而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团结，最终导致苏联加快对这个地区的经济渗透。
当然，代表大会上由勃列日涅夫抛出的，受到外长葛罗米柯支持的建议和主意，看来值得这里许多外交官员探讨。
【本刊讯】《法兰西晚报》记者戈尔代访美文章之四：《我和警察在芝加哥黑人区进行了一次夜间巡逻》芝加哥（伊利诺斯州）
“彼得说，这是贫困造成的问题。我们尽力而为，但是我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彼得和吉姆一样，是个年轻的白人警察，二十三岁。我坐在他们蓝灰色的巡逻车后部的长凳上，巡逻车备有一架无线电话机，与芝加哥第十八区警察所保持经常联系，第十八区是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犯罪率最高也是最贫困的区。去进行巡逻的那个分区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黑人。
我按照市警察局总部给我约好的时间：十九点来到警察所。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巡逻加强，这是一天里犯罪急剧增多的一段时间。告密者喝可口可乐解渴
当我走进警察所一楼的大厅时，我就感觉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穿便服的五名军士级警务人员和警察在紧张地接电话和回答巡逻车的无线电报，下达简短的命令。他们没有时间来照管我。
我站在那里，眼看耳听。穿制服的警察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穿便衣的巡官来去匆匆，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大部分是二十到二十四岁的年轻黑人——跑来同警官们交头接耳说话，在小纸条上写上一些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在自动售货机取出一瓶可口可乐解渴，接着神秘地离去。这是一伙“告密者”。出动三十九辆警车
搜索罪犯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我到达之前二十分钟，据称：一伙黑人青年闯进一家酒吧，朝着大伙开了枪。后来得悉：一人在医院里死去，三人受重伤。这伙青年罪犯搞了这一手之后落荒而逃。警察所长就要求增派人马：于是随即出动三十九辆巡逻车，分头到其他酒吧，在大街小巷到处搜索，但迄今没有抓到一个人犯。
我顺便在这里指出：所有穿制服的警察，包括军士级警务人员在内，胸前都佩戴一块刻上自己姓名的牌子。
十九点四十分。负主要责任的警察所长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把我介绍给和我一道去巡逻的两个警察。
十九点四十五分。巡逻车出发了。正在这时，一辆漂亮的小轿车在警察所前面停了下来，一个中年白人喊道：“在灯光明亮的大街上，有人用石块把汽车的玻璃窗打碎了。是一伙年轻黑人干的，他们跑了。”叫彼得的那个人叫他去报案。家庭纠纷的危险性
话刚说完，无线电里就传来第一个报案的通知：“某地有一伙行迹可疑的年轻人”。我瞥见他们熄了车顶上的蓝色闪光警戒灯。汽车喇叭不叫，一直往前开。吉姆说：“不用打招呼。”
十九点五十五分。下雨了，街道上冷冷清清。突然，开车的吉姆打开探照灯，照出一伙急步行进的年轻人。彼得对我说，“先呆在车子里，不开枪你再下车。”他掏出武器，慢步逼近这伙年轻人
——五个小伙子，一个姑娘——他们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他们把手举了起来。吉姆离他的同伙两步远，用大型自动手枪保护着他。那伙年轻人让他们搜查。我下了车，看清了他们的面孔：目光显出顺从的神色，在黑人的发型下面部毫无表情。一片静寂。警察摘掉了他们的便帽（这个警察稍后对我说：“为了看一看他们是否在里面藏有刀子或武器。”）。当时的场面并不粗暴。但暴力潜藏在后面，幸而没有爆发出来。
二十点。警察所长的声音说：“对某街段的小巷进行搜索。”
二十点十五分。无线电上说：“前往某地去，那里发生了家庭纠纷。”我们进入一座破旧的、灯光暗淡的住房。四个幼年儿童紧靠在他们的母亲——穿着寒酸的一个怀孕的黑人妇女——身边。是她向警察报警的。她以发抖的指头指着她的年轻的丈夫说，“他要打我。”丈夫用发怒的语气说，“她不给我吃的。”于是她就嚷嚷说，“我从市里领救济费是给孩子们吃的，不是为了养活他的。”搜查儿童
彼得说：“算了吧，他没有吃的，他是你的丈夫嘛！”丈夫也哭了起来，说：“我失业已经六个月了。”一下子，全家都泣不成声，包括看来不满一周岁的最小的那个孩子在内。彼得说：“这是贫困造成的问题。”
二十点三十分。巡逻车重新出动，几分钟之后在两个小家伙（至多十岁）面前停下来。我就问：“搜查这些小孩子干什么？”回答：“运送武器的往往是这些年纪最小的家伙。”两个小家伙手里拿着一只毛绒制的大熊（儿童玩具），他们说：“是在垃圾箱里找到这个玩艺儿的。”
二十二点。继续巡逻，继续搜查，又碰到一批批青年和坐在汽车里的人。没有搜查出名堂来。十一个黑人青年被捕
二十三点十五分。逮捕了一伙青年共十一名，八个小伙子，三个姑娘，这是一小时前彼得提醒注意的那一伙。在他们身上搜出几十颗手枪子弹和一些步枪子弹带。一个黑人巡官对他们的审问我听了五分钟。他们拒不回答。但是看来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了今晚发生的“枪击案”的那伙罪犯的年轻首领的名字。比和我一起巡逻的警察年纪大的一个警察说：“这是纠集在一起的成批黑人在继续捣乱。”
随后，直到凌晨一点，照例还是那一套，一个副警察所长对我说：“芝加哥的警察你已经看到了，人们给你派了一些高明的警察来在一切方面向你作妥善的介绍”。
青年人中百分之四十是失业者
我的夜间巡逻到此结束。我预先就知道他们不会让我接触“坏警察”，因为我曾正式要求作这次报道，而且人们到处避免让记者们看到最坏的东西。自从一九六八年九月在芝加哥举行民主党代表大会对游行示威进行野蛮镇压以来，我也知道芝加哥的警察并不是美国最好说话的警察。从三十年代和艾卡彭（艾卡彭是二十年代后期芝加哥的大流氓和杀人犯，当地警察局也在他控制之下——本刊注）的年代起，芝加哥的警察一直保持着不变的传统。
但是，最人道、最有教养的警察，也不能解决他们的城市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不是他们的职责。同吉姆和彼得在一起，我看到了芝加哥穷苦的黑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苦难。在吉姆和彼得搜查的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青年人当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失业者。（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