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14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本刊讯】法国《法兰西晚报》从一月十九日起连续刊登该报记者米歇尔·戈尔代的文章,题为:《在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编者并加了按语。(原编者按:米歇尔·戈尔代结束了他在美国的第二十三次旅行回来。在七个星期中,他行程一万一千公里。在此期间,二百五十个属于社会各阶层的人对这个表面始终繁荣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正在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向他表示了忧虑。经济危机使得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一直纠缠着美国人的对越南战争的深刻不安退居到次要地位。但是,日益严重的种族冲突还没有爆发出来。戈尔代上次在《法兰西晚报》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至二十日——以《美国在动荡》为题的长篇通讯中已向你们作了介绍。今天他向你们汇报他遇到的人们谈论的新问题。他也要向你们介绍经济恶化对公司最倒霉的集团可能产生的悲剧性成果。但是,他也找到有希望的理由:美国并不是在深渊的边缘上。)
    本刊自今日起连续摘要刊登。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美国人忧心忡忡,买主寥寥
    “喂,那末我们一九六九年说得很多的那个黑人暴动怎么样了?越南战争怎么样?”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是纽约的律师。我的问题看来并不使他感兴趣。他说:“你有什么更新的玩艺,对黑人来讲总是坏消息。在越南,情况一点也不妙,但是也许可能在一九七二年,即下一次的总统选举年撤走。他说:“你刚到,你还不了解。几个月来,我和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人所感到的主要忧虑是经济危机,失业情况逐月增长,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生产和贸易发展缓慢。”
    在三年中,这是我第三次在美国作长期旅行。在长达一万一千公里的旅程中,我和数百名男男女女,其中包括青年人和中年人,白人和黑人,富人和穷人进行了谈话。他们无一不对我谈起这个问题,而对舆论的探测也证实了我的想法。这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年复一年地受到各种风暴的袭击,但它很容易遗忘上一年的风暴。一九七一年的经济忧虑可能会使尼克松先生象一九六九年越南问题的全国性危机导致约翰逊总统离开白宫那样,在一九七二年的总统选举中失败。
    对于第一次看到美国的人来说,美国似乎是强盛繁荣、生气勃勃、无忧无虑和咄咄逼人的。乍看起来,自从我上一次旅行以来变化不大。然而,从我一下飞机起,直到我七个星期采访的最后一天为止,我时刻感到有一种国民信任的危机的幽灵存在。
    为了捉摸这种幽灵,必须耐心听取偶尔碰到的美国人——朋友或不相识的人的谈话。必须仔细观察和研究这个经常出现戏剧场面的美国的内幕是什么。当人们发现乍看起来所看不到的隐藏在五光十色表象后面的忧虑、怨恨和失望时,人们马上就大吃一惊。生意清淡
    “生活变得更困难了。生意清淡。我担心失掉我的职业。人们吝啬小费。”在纽约的地下铁道,在底特律一个工程师的家宴上,在芝加哥一家快餐馆的柜台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和女招待员的闲谈中,我都听到了这类片言只语。从洛杉矶到丹佛的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精密计算机”商业代表告诉我,他一九七○年的经营额是五年以来最低的。有节制的顾客
    自从我认识这个国家以来,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在美国到处采购“圣诞礼物”的热潮期间和下一年年初经济宽裕时期,顾客们是如此的有节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商店——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是如此冷落,顾客是那样的稀少。我经常看到这种罕见的场面——一些夫妇或一些顾客走来看看,问问价格,感叹一番(“真是发疯!这太贵了!”)败兴而归。但是,为了招徕顾客,广告大作宣传,提供赊购,建议购买新产品和五光十色的小物件。但是人们是“谨慎”的。他们宁愿留着自己的美元,“以防万一……”四百六十万失业者
    这是一个最尖锐和最广泛地使人忧虑的问题。
    到十二月底,“官方公布的”全国失业率九年来第一次达到百分之六,即四百六十万人。对产业工人来说,失业率则更高(百分之七点七)。建筑工人的失业率达百分之十一。黑人——特别是青年
    ——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在大城市里,贫穷的犹太人居住区,这些青年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五之间。工程师,科学研究人员,电子和计算机专家,也开始遭到了失业。在他们中间,没有工作的人的数字在一九七○年最后几个月份增加了一半。一年以来,全国报纸上刊登的“招雇”广告不断减少,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忧虑。汽车制造业的危机
    在以汽车制造业著称的城市底特律,资方按照根据工资购买力调整工资的规定给工人大幅度提高工资,因而将不得不增加在一九七○年就已经销不出去的汽车售价。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之一的总经理对我说:“我们对市场的调查表明,这是三十年代以来汽车买主最少的年头。原因是人们心情普遍恶劣:通货膨胀,越南战争在继续进行着,犯罪行为不断增加。于是人们就要考虑考虑了,他们说,等待有了新的订货再说。”物价:继续上涨
    物价上涨是普遍的。在纽约,地下铁道和公共汽车的划一票价在一年内就由一法郎十二生丁增加到一法郎六十八生丁。
    一件衬衣去年售价为五美元,今天涨到八美元。工资购买力下降和物价不断上升,导致连续不断的罢工。清洁工人、出租汽车司机、邮递员、铁路员工、产业工人、卡车司机和市政雇员,纷纷举行罢工。纽约及其他地方的警察和消防队员扬言要停止工作。罢工又反过来造成物价上涨。最严重的也许是给公众造成了在这种恶性循环期面前当局无能为力的印象。人们指责总统、市长、州长和议员。不只是青年人批评整个政治制度,“成年人”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也批评整个政治制度。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的议论,人们纷纷议论说,“无能的、贪污腐化的政客统治着我们”。消费者:不满
    密尔沃基(威斯康星州)的一个银行雇员的妻子对我说:“我每星期要花三十五美元来养活我们一家四口人。两年前,我每周花二十二美元,至多花二十五美元。今年,我没有添置新的外衣,我丈夫也没有买过衣服。”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经常听到诸如此类的话。
    听来新鲜的是,美国的消费者对商品质量和商品的“公道价格”产生了怀疑。报纸报道的警察“打人”事件经常引起公愤。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被列为“贫民”
    这一切看来都是一副阴暗的景象。
    在美国的大城市里,有将近一千三百万美国人靠市或州的救济过日子,靠这种救济过日子的人数不断增加,尤其在黑人中间是这样。据官方统计,美国人口中有四分之一以上被列为“贫民”。在白人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属于这一类的,在“非白人”中间则有百分之三十一属于这一类。
    无论如何,在一九七一年,有好几个城市是美国经济的“黑暗面”。西雅图是最令人不安的城市之一。下文自有分晓。(文内小题是原来的——本刊注)


    【塔斯社莫斯科九日电】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今天会见了参加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
    据报道,就两党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证实了观点的完全一致。就苏联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之间以及苏联和波兰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方面进一步扩大合作的巨大可能性,表示了一致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和盖莱克重申苏联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为两国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决心积极利用这些可能性。
    【塔斯社莫斯科九日电】今天,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会见了参加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捷共代表团团长、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
    会见时讨论了苏共和捷共间进一步发展合作的问题以及两党关心的其他问题。胡萨克转交了捷共中央委员会邀请苏共派代表团参加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信。
    【塔斯社莫斯科十日电】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会见了率领保共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兼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日夫科夫。
    会见时就两党关心的迫切问题交换了意见。
    【塔斯社布拉格十日电】出席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捷共代表团团长、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在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到布拉迪斯拉发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代表大会将对即将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产生巨大影响。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日刊登了沙巴德从莫斯科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在对几个戈比斤斤计较,对党费发出抱怨声》,摘要如下:
    强大的苏联共产党在管理这个国家数以百亿计的经济中,支配着大批的钱,然而在它处理党内事务时,它却成了对一个戈比都斤斤计较的组织。
    党的检查委员会主席本周在这里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抱怨有些党员在交纳党费方面弄虚作假,党的三十七万个基层组织中,有些组织在办公用品和邮费方面开支过多而造成超支。
    党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西佐夫的报告没有透露党的预算是多少,但是说,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是来自党员每月交纳的党费,现在苏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党员,即占全国成年人的百分之九。
    西佐夫以一个像是美国的国内税务官的口吻继续说:“一些共产党员在交党费时,不把收到种种奖金、版税和其他附加收入计划在内,这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按照他们的全部收入缴纳党费。”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十二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项六点和平方案,建议召开五大国裁减核军备会议和召开讨论控制武器问题的世界会议。
    陈货:很清楚,勃列日涅夫的这个一揽子方案是要使人看上去有点像是苏联在发动和平攻势的样子。但是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看来,实际上它远不是那么回事。差不多所有的苏联建议都是过去卖不出去的陈货。只有宣布生物武器为非法的这项方案看来有得到采纳的很大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有分歧的四个关键性问题上,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出要缓和他的立场的倾向;这四个问题是:柏林、越南、中东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正如莫斯科的一位感到失望的西方外交官后来所说的:“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方案十分之九是玩弄修辞,十分之一是宣传。”
    然而,勃列日涅夫所用的一大部分词藻要比多数分析家敢于希望的和解一些。最低限度,看来这位苏共头目是在把对外政策问题移到了后面去,以便集中力量解决国内若干迫切需要关心的问题。
    悦耳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心目中首先在考虑的问题是:解除对很低的苏联生活水平的潜藏着的不满情绪。勃列日涅夫对波兰最近发生的工人骚乱记忆犹新,因此他抛出了一个很长的悦耳的统计单子,预告将来要增加一切东西。他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讲到那一部分内容时,使用“提高生活水平”这个词不下四次,甚至使打盹的代表都醒了过来。他谈到用消费品“充实”市场的问题。他用吟诗一般的语调说:“我们的目的是使苏联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吸引人,更加幸福。”
    “等着瞧”:在许多长期受苦的苏联公民中间,对这类的关心是难以相信的。赫鲁晓夫以前也侈谈过改善人民生活状况。虽然勃列日涅夫所作的表示看来比他的前任要强烈一些,但是老百姓的反应充其量是“等着瞧”。一位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以怀疑的口气说:“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在纸面上是很漂亮的。但是如果他能够做到他所说的五分之一的话,那将是奇迹。我就是不信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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