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在巴黎出版的《亚非》杂志最近一期以《莫斯科对阿拉法特说：接受“巴勒斯坦国”吧！》为题，刊登了西蒙·马莱的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接受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吧！这样，我们就能够保证你们不仅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且可以得到苏联所有盟国和朋友的援助。这样一种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支持，将帮助你们建立这个国家，奠定它的经济基础，训练军队，制定政策，发展一个值得普遍尊敬的民族。巴勒斯坦国将是马什雷克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它的作用必将为世界所公认……”
这段话，是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日，一个苏联三要人代表团和苏联驻安曼大使阿纳托利·阿尼西莫夫，在约旦的距安曼四十公里远的杰拉什附近的地方，当面对阿拉法特说的。当时，阿拉法特刚刚揭露了约旦企图消灭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第七次大阴谋。这个三人代表团，其中两位是头天夜里从莫斯科赶来的，他们两个都以有处理阿拉伯事务的多年经验而著称，另外一位是西莫约涅夫，他曾到纳赛尔那里执行过许多秘密使命，还有苏联驻安曼大使阿纳托利·阿尼西莫夫。
法塔赫领导人对交谈者的长长的说明，听得很仔细。阿拉法特会见苏联大使，自然不是第一次，但是自他一九七○年二月访问莫斯科以来，苏联外交官对待他就好象对待一个未来的国家元首一样，这的确是第一次。
他们解释说，国际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讲实话，使得各有关方面都负起责任来，从而消除斥责或内疚。
他们明确说，首先，被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所继续要反对的政治解决，任何时候都是问题解决的基础。在未来的月份中，除非出现意外情况，以以色列为一方和以埃及和约旦为另一方的妥协，必定要实现的。当然，这种妥协将不会是任何观点上的妥协，它不会一蹴而就地使阿拉伯世界的一切权利即我们承认其合法性的权利，得到满足。虽然如此，这仍将是一种积极的妥协，它将使阿拉伯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尤其是撤出他们的被占领土，得以实现。
苏联官员们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摆在巴勒斯坦人面前有两条路，他们可能坚持目前的态度，拒绝接受妥协的政治解决。当然他们也可能继续进行斗争和试图阻挠这项协议。但是情况将会如何呢？前景将是怎样的呢？即使假设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国改变为一个民主和不信教的国家这一目标是要实现的理想，我们不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或暴力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在这方面的一切尝试注定要失败，这是由于一些不难于理解的国际原因。在目前世界力量的关系对比中，美国决不会允许阿拉伯国家用武力把某种解决办法强加于以色列。如果阿拉伯世界的朋友们走这条路，那么世界战争的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不说是不可避免的话。你不相信纳赛尔本来首先希望以色列由一个所有居民都过平等生活的巴勒斯坦国来代替它吗？但是，他放弃这一希望的这个事实表明政治现实终于占了上风……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交谈者们认为，计划中的巴勒斯坦国当然不是大部分阿拉伯革命者预先所指责的那种傀儡国，这不是得到华盛顿同意的解决办法。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巴不得不要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它们不是更愿意要巴勒斯坦人继续呆在约旦和在侯赛因的控制之下吗？总而言之，从一九四八年以来情况一直如此，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得到盎格鲁—撒克逊支持的约旦国王不能更长久地维持他的统治。他们强调说，有人说，斗争并没有因而停止，斗争将继续下去，再过十年或二十年，你们的目标将会达到。也许可能达到，但是要付出何种代价呢？难道你们愿意继续牺牲你们的优秀儿女吗？愿意看到好几代的优秀人物死去吗？你们需要这样干才能建设国家吗？
此外，如果巴勒斯坦人继续拒绝妥协的解决办法，那么继续反对抵抗运动的“阴谋”和从肉体上消灭它的企图这一危险是
“巨大的”。
相反，苏联外交官们描绘的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形象是令人感动的：一个在斗争、牺牲和英雄主义中缔造独立的国家、一个将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榜样、将得到全世界所有进步革命力量的友谊和支持的国家……
阿拉法特对苏联活动的反应，不同于他一年前去克里姆林宫时的反应：即巴勒斯坦人民将拒绝别人作为放弃民族解放斗争的代价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建立残缺不全的国家的方案。
但是如何解释苏联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突然发动的这种强大的外交攻势呢？
最近在近东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及其急剧变化的特点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主要的理由：
１、自纳赛尔总统逝世后，埃及国家元首在政治解决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没有像前任那么注意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形象的萨达特总统公开接受了纳策尔总统从来不愿意公开接受的东西，尽管埃及最近对以色列的大部分让步是在总统的秘密会谈中，特别是在接受“罗杰斯计划”之后作出的。通常消息灵通人士甚至说，萨达特最近私下对一位外交官说，他并不排除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一旦主要的大障碍被扫除的话。”他说，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参加罗得岛停战谈判的代表毕竟同以色列人进行过交谈。
２、据美国政府转给莫斯科的情报：以色列对开罗的要求和雅林建议的反映将是“令人鼓舞的”。
３、在一些巴勒斯坦人士中，建立一个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国的倾向有了发展。这一倾向甚至在抵抗运动内部也有发展，在抵抗运动内部围绕着“巴勒斯坦国”的争论引起了一些混乱。尽管抵抗运动的最高机构否认这些谣传，而莫斯科坚信，“分歧”是存在的，并且认为要鼓励那些支持这个方案的分子，就必须利用这些“分歧”。
４、美国同意考虑对一项将会导致“四大国”部队进驻近东的以色列—阿拉伯协议作出“有形”保证的可能性。这正是苏联军事家们一贯寻求的发展，他们一直期望美国承认苏联在这一地区驻扎军队的“合法性”。
５、最后，苏联认为，今天在解决道路上所存在的唯一真正障碍是巴勒斯坦的拒绝。除非扫除这种障碍，否则同华盛顿耐心地准备和建立的整个建筑物就有倒塌的危险。阿拉伯的舆论是否会同意牺牲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阿拉伯—以色列协议，而不会强烈的反对呢？这一舆论是否不会引起威胁到包括支持莫斯科的政权在内的好几个政权的基础的危机？如果巴勒斯坦问题没有“解决”，以色列和美国是否不会从中找到阻挠一切协议和永远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借口和理由呢？不管这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目前一切迹象表明，在今后几天中将要再次实行停火。这是萨达特总统在通过他驻联合国大使哈桑·扎耶特转交给联合国的信中所慎重地作出的保证。
【美联社华盛顿二十一日电】（记者：约翰·海托华）这里的一些高级官员认为，埃及最近在中东问题上采取的和平行动证明，俄国现在可能已经决定采取外交行动来缓和、也许结束中东的长期的危险的危机。
美国的决策人认为，俄国对世界这个地区的战略的最主要的需求是使苏伊士运河开放，并且再次在安全的条件下通航。
现在华盛顿当局确信，中东的战略只是苏联要更有效地进入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这个大得多的想法的一部分，在这些地区，英国的力量几乎都已经撤离了，而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力量是比较有限的。开放苏伊士运河将使俄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的程度是运河关闭时难以达到的程度。
这样将会大大缩短军用船只和货船从俄国的黑海海港到像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石油丰富的波斯湾国家的路程和航行时间。
美国情报分析家认为苏联的目标可能是利用英国即将最后离开波斯湾的机会，来增加它在靠近波斯湾的生产石油国家里的影响和势力，从而得到一部分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能大大控制对西欧经济很重要的产品之一。
【本刊讯】苏联社会上最近流传的两则政治笑话：
（一）
在列宁领导的时代里，苏联人民好像走在一段隧道里，虽然寒冷、饥饿、有些混乱，但方向和前景很明确，光明在前头，人们看得很清楚。
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民好像坐上一辆公共汽车，有坐的，有站的，虽然在路途上受到些颠簸，但汽车在不停地前进。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人们好象坐在汽车里，但这辆汽车始终向一个方向——右边倾斜，旅客们坐立不安。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人们好象坐在出租小汽车里，车越往前走，就越贵。（出租汽车跑的距离越远，所要的付价就越多，以此来表示物价和生活开支越来越高。）
（二）
一艘轮船在海里航行，船上挂的招牌是“通向共产主义”。但是这艘船在海里只是咕咚乱响，汽笛飞鸣，却停滞不前。
旅客们去找船长，并问道：“船为什么老是原地不动？”
船长回答说：“因为这艘轮船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动力，都用在鸣汽笛上了。”
新谷：现在的中苏关系怎么样？在莫斯科看到的一般苏联人最近对中国的感情怎样？
菊川：一般说来，由于受到苏修当局开动各种宣传机器进行彻底的反华宣传的影响，一般人还以为中国除了一片混乱和破坏之外，什么也没有。
距现在已经几年了，即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不久的时候，苏联的一个合唱团到中国去演出。这个合唱团在出发之前，受到谣言的影响，以为中国极端贫困，发生粮食困难，他们买了大批的黑面包到中国去演出了。谁知到了中国一看，才知道实际情况和在苏联听到的宣传完全相反，中国的粮食和副食品远比苏联的丰富。要知道苏修怎样进行恶毒的反华宣传，从这个故事可以知其梗概。在苏联，由于宣传机器尽为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掌握，除了他们的报道以外，一般苏联人得不到任何真实的消息，受蒙蔽的情形是很严重的。
新谷：关于这一点，最近几年来情况并没有改变。但是广大苏联人民中间，对苏修当局的造谣宣传是抱着怀疑的。
菊川：是的，在广大苏联人民大众之间，确实有许多人对现在苏修当局的做法抱着很大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一九六九年夏天，即在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有一天我到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散步，碰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大约七十岁的老翁走近我问我：“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说：“日本来的。”他听到后就问道：“你是日本人，对邻国中国的事情一定很熟悉吧，中国现在究竟发生了什公事？”
于是我就告诉他：“中国现在已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通过这场革命，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被打倒了，广大中国人民起来打垮了走资派的结果，防止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现在中国各地已成立了新的人民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中国正在努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奋斗。”我说这些话时，那位老翁屏息倾听。等我说完之后，他说：“我听到了很好的消息、下回你再讲点给我听听。”
新谷：我在苏联的时候，还有些老布尔什维克，他们经历了从十月革命时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修当局的做法提出了批判。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怕”字。
菊川：珍宝岛事件发生的那年夏天，在我的朋友中，有人参加过中亚细亚处女地的开拓工作。据他说，在他工作的一支开拓队中，有一天由共青团主持一个反华集会。在集会上，共青团干部们讲话，污蔑中国，散布反华的陈词滥调。听众中突然有一个老人站了起来大声地说：“二十年前我们虽然战胜了纳粹法西斯，但是我们不能战胜中国人民。”
新谷：后来那个老人怎样了？
菊川：马上被抓了起来，不知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新谷：这是苏联人民公开抗议苏修的反华政策的行动。
菊川：因此，不管苏修当局怎样在苏联人民中进行反对中国的战争动员，但效果一直不好。（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