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苏格兰人报》一九七○年十二月三日刊登欧文的一篇文章，题为《新的革命者》《在美国男女不平等》，摘要如下：
今天，妇女占美国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七。尽管她们在谋求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就业机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一些妇女工作者和民权积极分子认为妇女受歧视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与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是一样的。
她们的工作情况表明，在工资和取得传统由男人做的工作方面存在着不平等。因此，在一九六八年，白人男子每年的中等工资是七千八百七十美元，而白人女子只有四千五百八十美元。黑人女子受的歧视更严重，中等工资是三千四百八十七美元。黑人女子受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
虽然在美国教育是提升的阶梯，但是平均说来，一个妇女需要有大学的文化程度才能挣得比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男人那么多的工资。一九六八年政府的调查说明，有大学四年的文化程度的妇女一年的有代表性的收入是六千七百美元，而只有八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男人平均收入是六千六百美元。同时，有代表性的男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是将近一万二千美元。一般来说，妇女的工资比男人所挣的工资要少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九年妇女失业比率几乎比男人失业比率多一倍。
在美国，妇女在所有自由职业的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十。妇女在律师中只占百分之三，在工程师中只占百分之一。在教书方面，虽然初小教员中百分之九十都是妇女，然而十个校长或主任中还不到两个是妇女。全国的医生只有百分之九是妇女，世界上任何大国按人头计算，美国女医生的比率最小。
美国商业部的统计说，在科室和工厂中妇女平均每年所挣的工资要比做同样工作的男人少三千美元，而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
关于女人就业的奇谈之一是，妇女结婚就不工作了。实际上，一半以上的女劳动力都是已婚妇女，很多人还有孩子，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工人。由于有一千六百万以上的妻子在外面工作，因此在美国每三家有一家的妻子是有工作的。
在政治方面，妇女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五十年前获得选举权的影响。有些作者说，从政治上说，如果把美国妇女的实际作用同她们得到投票权时对她们寄予的很大的期望相比，那是二十世纪使人大为失望的事情之一，虽然有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妇女参加政治活动的另一方面就是她们实际担任高级职务的程度。在美国参议院中只有一个妇女参议员，在总统的内阁或最高法院中一个也没有。在现在的国会中，有十一位妇女众议员在进行工作。但是从来没有超过二十个议员，也没有超过两个内阁阁员。在八千七百五十名法官中，只有三百人是妇女。
在教育方面，美国男子得到大学学位的仍然要比妇女多，虽然这种差距在缩小。
一八八○年妇女在美国学院和大学中担任教师职务的有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们所占的比例下降到四分之一。在七所高等女子学院中，只有三所是由妇女当院长的。
更多的妇女参加工作的趋势将继续下去。这是现在影响美国妇女的一次更大革命的一部分，是一次对妇女作用和妇女寻求个人地位的概念方面的重大变化的一部分。争取“妇女自由”的新运动（一个包括对妇女应该争取什么和成为什么有好几种观点的多方面的运动）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月十四日摘要译载了雷尼·布莱肯二月六日在美国《前卫》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尼克松的照顾儿童计划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笑柄》，摘要转载如下：
衡量某个社会的价值的一个办法，就是看它如何照顾儿童。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越强，工业化越广，拥有财富越多，照理应当有能力提供比较充分和优良的照顾儿童的技术和设备。
可是，在提供照顾儿童的技术和设备上，美国却是一个原始的、落后的国家，起码是对于全国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这个大多数包括劳苦大众和少数民族（黑人、墨西哥族人、波多黎各人和印第安人）。
不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照顾儿童方面，远远超过美国，实际上是差不多所有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照顾儿童方面把美国远远抛在后头。
根据美国总统尼克松一月间发表的国情咨文，美国要在照顾儿童方面“迎头赶上”。尼克松政府正在发动一个“日托”计划，作为它提出的“家庭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并拨款三亿八千六百万元作为经费。
同其他的救济“改革”计划一样，“日托”计划有一项强迫工作的规定：孩子在六岁以上的妇女，必须接受政府提供的任何工作，纵使提供的工作收入极低，或者远远低于技术女工的收入水平，否则，不能参加“日托”计划。
三亿八千六百万元足够实施尼克松的“日托”计划吗？
根据政府关于“家庭援助计划”的报告，全国十四岁以下的救济儿童，有三百多万。实行全年全托的计划，将平均为每个儿童一年花费“二千元以上”，那么三百万儿童一年就是六十亿元，比“家庭援助计划”提供的三亿多元，多出五十六亿元以上！
对于母亲有工作的非救济儿童的照顾又是怎样呢？在六岁以下的非救济儿童中，约有百分之八十八不是由注册的托儿所照料，大部分儿童都寄托到“垃圾堆”去了。
同时，纵使是有机会进入“日托”中心的儿童，其遭遇也远非理想的。前劳工局妇女局局长玛丽·觊塞林，不久前曾对九十个城市的“日托”中心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许多“可怕的故事”，其中包括有一个注册名额六人的托儿站，接纳了四十六名儿童，但全站只有一个阿姨照料。有八个婴儿被缚在床上，学走路的婴儿被缚于椅脚，等等。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七日刊载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台湾男女儿童，处境极其悲惨。由于台湾绝大多数的家庭经济困难，大批青少年因而失学。而外资工厂与当地厂商，为了尽量减低成本，谋求更多利润，就以最低廉的代价雇用童工。
最近甚至有不少工厂用贷款方式，与童工家属订立合约，言明由童工给厂方白做几年，作为偿还。实际是把童工的人身，作为生产工具与抵押品。
据台北几家报纸十二月三十一日揭露，中坜市桃源纺织工厂，以放贷方式，质押未成年的男女童工达二十一人之多，把童工当作成人劳力来使用。这批童工的年龄，只有十二岁至十五岁，最大的一个也仅十六岁。他们都来自乡镇与山地。据说桃源纺织工厂的资方，去年五月，在台东县农村放款，以每名三千元至八千元不等的代价，搜罗贫困家庭的子女，带到中坜该厂，作为抵押，为期三年，抵押期内，厂方不付工资。
据台北《自立晚报》透露，新竹县一千七百多家大小工厂，几乎每家都雇有童工，不少是最近用贷款质押方式雇来的。另外有些支取工资的童工，其工资也只有成人的半数，或三分之一。
尽管他们的工资是以童工计算，但他们却担任成年人的劳动；每天工作达十小时；十二、三岁的童工，也一样做夜班；由于年龄小，加上超时工作，体力与精力不足，因此工伤事故特别多，有一些童工已成残废或丧失生命，矿场童工的生命更无保障。
在美蒋罪恶统治下，台湾妇女受尽贫困、失业的折磨，过着悲惨的生活。她们正日益觉醒，愈来愈多的人参加反抗美蒋的斗争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四日刊载一篇题为《苦难中的台湾妇女》的文章，摘要如下：
在美帝军事霸占、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下，在蒋帮残酷压迫、千捐百税、层层剥削下，台湾同胞无时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妇女，遭受难以描述的痛苦，她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受尽贫困、失业、被人欺凌、遭人蹂躏的折磨。如今，她们也英勇的一次又一次参加了反美蒋压迫的斗争。
台湾全省人口目前为一千四百余万人，失业与无业者将近三分之一，其中有大量妇女。由于美帝及其走狗的罪恶统治，台湾妇女长期处于被轻视、被歧视、被侮辱的地位，谋职极为不易。大批妇女且被当作商品，贩卖到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
据台北报纸透露，台湾妇女为生活所迫，为歹徒诱骗，在台湾各城镇沦为酒女、茶女、妓女、应召女郎的约二十余万人至三十余万人。
台湾的养女制度仍然盛行，不少穷苦人家，被迫把女儿卖给人家做养女。据官方的数字，台湾有养女十九万之多，她们绝大部分是“幼则为婢，长则为妓”。仅屏东县就有养女一千九百九十人，其中沦为妓女者已达六百八十三人。
蒋集团媚美畏洋，也不择手段地从事搜刮。蒋帮的所谓“无烟工业”就是迫使无数台湾妇女被美军蹂躏，并借此搜刮外汇收入。近年来，台湾省大小城镇，处处有色情场所，酒家、酒吧、咖啡馆、茶室、应召站、理疗院……如雨后春笋，在这些形形色色的陷阱中讨生活的妇女人数在不断增加。
蒋帮有人大力提倡在各处设立风化区。他们的所谓理由是：设风化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女子就业”，“减少罪犯”，男子可以“安心玩乐”……
这些言论，说明了蒋帮人员欺凌妇女、侮辱妇女，把妇女当作“玩物”；也说明了蒋帮人员本身的堕落腐化；同时更暴露了台湾妇女失业之严重，生活的惨苦。
在台湾，工厂的女工工薪极为微薄。女售货员每月工资更低。而台湾的物价，有很多超过香港，妇女生活之贫苦可想而知。由于薪水低薄，职业妇女不能维持生活，不少人被迫在晚间又到酒店陪酒，到舞院伴舞，充当不明不暗、又明又暗的娼妓。
在台湾报纸上，经常有贩卖妇女的新闻。台湾有贩卖人口的集团，专向贫家少女、农村妇女下手。很多妇女、少女由于谋生困难，求业心切，被骗入火坑，或被贩运到香港、日本、新马、曼谷等地，出卖肉体。据台北《中国时报》说，一九七○年台湾少女被骗到香港的达四、五千人，有些是“转口”被卖到远地的。
无数的事例表明，美帝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使台湾妇女同胞苦难日深。
因此，愈来愈多的台湾妇女，加入反抗美蒋压迫的斗争。去年，台北林口、高雄、苗栗等地群众反对美蒋强夺农田的斗争，十分激烈，有很多妇女勇敢地参加了。
【路透社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一月十一日电】赤色印第安妇女正在设法建立一个施加压力的组织，来保卫印第安人的权利。
索克—福克斯血统的格雷斯·索普女士最近在这里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年会上对印第安妇女讲了话，企图使她们对她的全国印第安妇女行动组织产生兴趣。
全国印第安妇女行动组织的成员主要是由住在保留地上的妇女组成的，但是索普女士希望从各城市和别的地方吸收新成员。
她说这个组织欢迎对它提出的解决全国和地方印第安人问题的实际可行的创造性办法感兴趣的妇女参加。
索普女士强调，全国印第安妇女行动组织不是妇女解放组织。由于她的好战态度，她曾同当局发生过几次冲突。
她在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我认为印第安人家庭结构正在瓦解，有许多青年人在平时被迫离开保留地到一些城市找工作，在周末时才回到保留地。”
她认为现在非常需要印第安妇女采取行动。
索普女士说：“现在我们要为自己敲锣打鼓。有一天我们也许只不过是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中的一个妇女组织，但是我们现在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