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巴黎最近出版了一份新杂志，名为《新中国》。
这家杂志是由阿兰·布克（《世界报》负责中国问题的编辑、《世界报》前驻东京特派记者）和让·多比埃（他在中国居住三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的作者）创办的。
杂志的发刊词摘要如下：
中国在二十年内已成为世界第三政治大国。她自力更生。虽然她同西方有一点贸易，但是她的市场是属于她的，外国输出者在这个市场的地位是被指定的，而不是它们自己求得的。她不要求外国的援助。她依靠自己人民的智慧、辽阔的土地和由此而产生的丰富经济资源。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而造成了某些怨恨。
在一九四九年中国人宣布他们获得“‘解放”之前，贫困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国内外的剥削是公开和肆无忌惮地进行着。消除了这种剥削的社会主义采取了一些不太复杂的形式。集体化制止了对立的个人利益的发展。这样作无疑太简单了，以至于在具有个人主义传统国家里并不是毫无困难地得以接受的。
在把腐败的国民党驱逐出去之后，这个国家就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并没有反对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甚至冒着风险来鼓励和组织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没有过的。那些失宠的领导人并没有被处决。中国人民显然是支持他们的领导人的，并且共同来完成这些领导人要求他们做的事情。
中国伟大的文明产生了这样一种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在其意识形态和活动方面，许多年前就已经不同于东欧社会主义形式，而东欧社会主义形式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正统的，虽不说是一种典范。中国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就足以使它的领导人能够谈论东欧大多数首都和大多数欧洲共产党的偏离路线问题。
然而，所有这些对立都不应该妨碍很好地认识中国。她丝毫没有威胁法国，法国也没有同她争夺过任何一块领土，尽管她在为期不远的过去曾不得不反对过法国殖民军，但法国也从没有同她进行过战争。在三个强大的国家中，我国对她的担忧最小。戴高乐将军善于现实地从中得出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结论。
中国胜于日本，它将代表本世纪的终结。这两个国家控制着世界军事冲突的中心——亚洲。但是北京向整个第三世界提出了新的观念和结构，而东京却仅仅靠它在整个传统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占优势。认识和了解中国，对于有益地估计今后几十年的变化是必要的。
这个杂志的宗旨正是提供关于这个国家的经过核实的情况，解释她的问题，指出她的努力，总之以一个具体的中国的形象来代替那些目前经常流行着的简单的草图。这种报道的目的是首要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文章中的模糊观点，责任由解释的人来负。我们将不报道尤其是在那些公民们没有被允许进入中国的国家里太经常传播的道听途说，而是要系统地报道那些直接从事有关中国的工作和直接与这个国家接触的人所做的研究。
我们的目的不是出版一种进行深入研究的杂志，而是要跟上中国的现实，并使这种现实能为各界读者所了解：一般地对中国感兴趣的人、经济人士、学生、政治家、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教师界等等。在欧洲没有这样的杂志，我们希望公众们能了解这一事业的意义……
在这一期里，发表了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上面写道：“你们出版一种关于今日的中国的法文杂志的计划是一件喜讯。这肯定有助于填充在法国和其他地方广泛存在着的空白。选择现在这一时刻出版这样一种刊物是很好的，因为明年将是特别有意义的。”
【共同社东京二十五日电】题：为与中国建交，奥地利开始预备谈判
共同社记者仲日内瓦二十四日电：这里的外交界人士据来自维也纳的消息说，奥地利驻布加勒斯特大使最近访问了中国大使，正式建议开始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中国方面也同意了这个建议，从而开始了预备谈判。
奥地利的国民议会二日同意开始和中国谈判，热情很高的克劳斯政府在此以后不到三周的时间内，就开始了谈判。预备谈判是大使级的。
【共同社东京二十四日电】题：没有谈到台湾的归属问题，值得注意的中国一科威特方式
科威特和中国虽已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但据驻东京的外交界人士二十四日透露，将在二十九日前后发表的两国联合公报只提到科威特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正统政府，根本没有谈到台湾的归属问题。以去年秋天建交的加拿大、意大利两国为开端，直到最近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各个国家，在联合公报中都是说“注意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中国的主张。在和同国府（指蒋帮，下同）有外交关系的科威特的联合公报中，中国方面没有谈到这一点。这正在引起政府人士的注意。
在加拿大和中国建交时，在联合公报发表以前，国府当局就表明了要和加拿大断交的意思。与此相反，对这次和科威特建交，国府却继续保持着“沉默态度”。政府人士认为，即使在联合公报发表以后，国府大使馆也有可能照旧留在科威特。科威特政府没有在台湾设领、使馆。
如果在发表了联合公报以后，科威特同国府断交，那就是和中国同法国建交的方式一样了，但是如果国府“不理睬”联合公报，那么就会成为全新的事例。
同时在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表面上如何又当别论，在暗中，中国和科威特双方可能已经谈妥，最后科威特同国府断交。
【德新社贝鲁特二十三日电】黎巴嫩的一些政治家和议员要求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科威特最近同人民中国签订了一项规定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的协议后，这里的要求承认北京的呼声越来越高。
有影响的黎巴嫩政治家琼卜拉特——他在前几届内阁中多次担任过部长，目前是进步社会党主席——是要求同北京建立外交联系的这一派的带头人。
【合众国际社贝鲁特二十三日电】消息灵通的政界人士今天说，黎巴嫩的左翼分子准备加强他们发起的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运动。
【本刊讯】日《朝日新闻》二十一日报道，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二十日召开“中央常任干部会”，决定派遣代表团参加苏修二十四大。
报道谈到不久前访问苏联的日修代表团（团长西泽富夫）和苏修举行会谈之后发表的公报说：
“公报重新确认了两党代表团子一九六八年在东京和莫斯科签订的联合声明是两党关系正常化的良好基础，同时就为排除两党关系正常化的障碍的具体措施达成了协议”。
《朝日新闻》说，所谓“具体的措施”，按西泽富夫的解释，“就是在志贺之流的反党分子问题上，今后不再重复过去发生的事件”。
《朝日新闻》发表述评说，“日苏两党的‘和解’仅仅是‘关系正常化’，至于是否能以此为出发点，发展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者进行紧密的合作，看来并不乐观”。
述评说，在中苏对立的现状下，多争取一个党参加它的大会，对苏联来说，也是一个威信问题，因此，千方百计希望日共代表参加。而日共正是抓住了苏联的这一弱点，借此机会，封住苏联的“大国干涉”。
【共同社东京二十二日电】日本共产党今天决定派遣二人代表团前去参加三月三十日在莫斯科开幕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
代表团将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西泽富夫率领。
代表团的另一名成员将是日本共产党负责国际事务的政治局委员砂间一良。
他们将由党的两名官员佐佐木均和听涛弘陪同。这两名官员都是目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门的成员。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三日电】共产党人士说，世界上八十多个共产党的代表团预定本周末抵达这里，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
除去共产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所有执政的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参加。各执政党代表团将由每个党的最高领导人率领，他们当中将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波兰的盖莱克、匈牙利的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东德的乌布利希和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
古巴的卡斯特罗一九六六年派了一个较低级的政府官员，故意怠慢莫斯科，但这次他的代表团将由多尔蒂科斯总统率领。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也不会来，因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一直没有参加南斯拉夫党的一些代表大会。较低级代表团将到这里。
克里姆林宫将利用各共产党统治者来此的机会，同他们举行双边和多边会晤，但是预料不会举行正式的最高级会议。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四日电】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中唯一的一位军界人物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已从掌权的政治局中被解职了。这一变动并不暗示这位五十八岁的元帅的降格。他自一九六七年以来一直是莫斯科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一九六六年，他被选入乌克兰的领导机构，当时他是重要的基辅军区的司令官。
【纽约时报新闻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记者：伯纳德·格韦茨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天正式批准了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总理柯西金将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两个主要报告
。
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以前照例开会批准主要报告。可是今年却在这里引起了某种好奇心：要不是领导机构想要中央委员们来到莫斯科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讨论其它问题，为什么在代表大会前这么早就举行中央全会呢？
一九六六年，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以前曾经举行了两次中央全会。第一次是二月十九日，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五周，为的是批准一九六六——七○年的五年计划指示，那个指示在第二天就公布了。第二次中央全会是在三月二十六日，在代表大会开幕以前三天，为的是批准勃列日涅大的主要报告。
、今年，五年计划指示在二月十四日未经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就发表了。勃列日涅夫代表中央委员会签署了要求公布新五年计划指示的法令。这说明，只谘询了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代表中央委员会行事的十一人政治局。
【法新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苏联在试图医治同中国不和的创伤的同时，可能对美国执行新的强硬路线。
这些人士说，在勃列日涅夫将于苏共“二十四大”发表的讲话中，将提到这些政策。
看起来，勃列日涅夫还要大力号召举行公开的欧洲会议、重新估价柏林形势、批准西德—苏联条约、主张苏联对印度支那给予支持、在中东执行更强硬的路线和谈到苏联本身的经济情况等问题。
这些人士说，党的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举行了一次短会，通过了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这个委员会还通过了柯西金关于第九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报告。
原定在本周晚些时候召开的上述委员会会议不知何故提前举行了，而且非常保密。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预料将长达八小时的勃列日涅夫“国情咨文”讲话，将是定于三月三十日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的一次关于施政方针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