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时报》三月五日转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安东尼·阿斯特拉汉写的题为《勃列日涅夫遭遇挑战》的文章，副题是《克里姆林宫大权谁属？》。摘要如下：
在苏俄共党正为三月三十日召开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进行最后准备工作之际，勃列日涅夫在目前实行集体领导的苏俄政府里，仍然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谁要是还记得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十月，突然被迫下台的事，就不会武断的去臆测，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均势当中，独得渔利的勃列日涅夫究竟还能再把持多久。
在发动俄国人支持俄共代表大会之际，勃列日涅夫的一些活动看来倒更像是企图增加他个人的地位。
从去年八月底到十一月底之间，他在几个共和国的首都里，发表了一连串重要演说，每次都含有意义重大的外交政策声明，每次都获得报纸和电视的竞相报道，一位共和国内的党负责人就称勃列日涅夫为“政治局的头子”，此事实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协议。去年除夕，勃列日涅夫更打破前例，亲自前往广播台和电视台，宣读了传统的新年文告。
经常被西方人士认为在俄共政治局里与勃列日涅夫立场相异的苏俄总理柯西金，接着在一月二日，很不平常的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访问，柯西金也就外交政策发表了若干重要的评论。
某些观察家认为这只是正常的政治分工，另有些人却以为这是用来提醒勃列日涅夫和俄共，暗示他的领导权并非高高在上，不过，没有人认为这是对他在党内地位的一项挑战。
事实上，勃列日涅夫早已显示出他凌驾同僚的威势，直接介入到一向被认为是苏俄政府——也就是柯西金——的职权范围之内了。
去年十二月，俄共“中央委员会”决议“指示”苏俄政府，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一九七一年的施政计划和预算。俄共的“中央委员会”总是最先考虑计划和预算，至于党的控制也早已是俄式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不过，用这样的方式，公开的来表明它对政府行动的控制，倒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若干观察家就认为，这又是勃列日涅夫企图扩张权力的另一招。
最近，在叙利亚总理阿萨德访俄期间，勃列日涅夫又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这位俄共总书记在党内高高在上的局面，已一直持续到俄共代表大会前的这段时期，通常政治斗争总在这种时候越演越剧烈的。其实，克里姆林宫的火药罐子，虽说从去年七月以来，即已文火慢烤，蓄势待发，今年倒还少有强烈斗争的迹象。
照莫斯科的看法，甚至连赫鲁晓夫回忆录在西方国家出版的事，都还不至于对勃列日涅夫构成严重的危机。
对勃列日涅夫领导权的最后一次挑战，发生在去年七月，当时由于若干目前还未透露的摩擦创痕，曾在十一天内迫使两次“中央全会”休会两次，并将俄共代表大会由去年秋天一直延到今年三月。勃列日涅夫在会议期间，取消了预定的罗马尼亚之行，留在苏俄国内进行整顿。
莫斯科的观察家认为，最可能的两个因素，一是反对勃列日涅夫的农业政策，一是反对他更改领导权的计划。
在七月的第一次会议里，勃列日涅夫拟订了新的五年计划的农业政策，要求大量增加农业上的投资，并转移若干国防工业与重工业到农具制造上。
不过在农业方面投入更多资金的决议，即表示在苏俄资源的配置量方面将有重大转变，这事可能已引起不少反对意见，苏俄方面为争取重工业、消费品、农业、国防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资金，进行着周而复始的斗争。
俄共代表大会之延期，也可能是因为“中央委员会”无法就将在大会上发表的撤换若干高级领导人物之争获致协议之故。
“政治局”的十一个委员中，有六位到今年已有六十五岁，或者还要老些，勃列日涅夫即是其中之一。
七月间的摩擦可能是因为柯西金总理真想退休，而问题就在政治局无法同意谁来接替，或者是俄共中央委员会不接受政治局的选择。
莫斯科方面的推测集中在两个可能性。一是中央委员会拒绝由副总理兼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来接替柯西金。另一个可能是勃列日涅夫心想像赫鲁晓夫一样，独揽党政大权，而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拒绝同意。
这对勃列日涅夫的计划将构成真正的阻碍。不过，他还是受任在俄共代表大会上宣读主要报告。只有俄共代表大会本身才有可能透露，在表面上不断加强实力的背后，他的地位是否已被大大削弱。
【本刊讯】《香港时报》二月二十四日刊登一篇题为《俄共内部政策与权力之争》的社评。摘要如下：
自从二月八日以来，俄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即不曾公开露面，至今将近三周，因而引起若干揣测，或谓他在患心脏病，也有人怀疑是酝酿政治变动。但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他可能为了准备不久即将举行的俄共第二十四届大会而闭户从事工作。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究竟在进行着什么，外间只有从事揣测。但近来的俄共最高指导层中，确有些不寻常现象，难免使人发生疑惑。过去在对捷克用兵和对付中共，克里姆林宫内部似乎都有鹰派鸽派的分野，只是都不曾表面化。本月十日，美国务卿罗杰斯在一项临时举行的记者会中曾说美政府获有情报，表示克里姆林宫内部对于西德勃兰特总理的“东方政策”发生分歧。
俄共内部权力斗争几乎无时或息。一九六四年就是全体政治局委员把赫鲁晓夫推翻，形成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的新三人执政。到捷克事件和次年国际共党大会后，内部渐呈分歧，如去年四月间，波德戈尔内、柯西金、苏斯洛夫、谢列平和波利扬斯基等政治局委员竟在同时病倒；同时又传苏斯洛夫、马祖罗夫和谢列平联名对柯西金总理有所攻击。后来虽未发生何等重大变动，但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却显见突出，形成集体领导中最有权势的人。如例行的元旦对全国的贺辞，一向都由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联合署名，今年却由勃列日涅夫单独出面。勃列日涅夫墨守共党正统与保守倾向，而柯西金则着眼于经济与现实，这是尽人皆知的。另一资历最深的政治局委员兼书记苏斯洛夫原来也是保守成性的，但近年却颇倾向开明方面，如干涉捷克之举，苏斯洛夫即与柯西金同样主张慎重。去年十一月间他所发表的一项演说，即曾惋惜肉类及其他食品供应不足，要求援助集体农庄农民发展自留地。另一政治局委员沃罗诺夫则不满农业方面的生产配额。这虽只是政策上的不同意见，却意味着复杂的权力斗争。
最近一件极可注意的事，是二月中旬举行的一次中央全会，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此次计划不同于往昔者，是要求在消费品生产方面有更高的增长率，超过一向所注意的重工业。但此次中央全会却有许多可异之点。第一，会议是在二月十三日召开，但关于开会情形以至发言内容全无公布。第二，关于经济生产方面只有百分比而无具体数字。第三，会后发表的五年计划，在发表时加上勃列日涅夫署名。这些情形，发生在俄共召开第二十四次大会前夜，因而更值得注意。
【本刊讯】英《星期日电讯报》七日刊登该报记者弗兰克·泰勒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有时，我的口袋里有四五十卢布。我想花掉这笔钱。我从一个商店走到另一个商店，可是总找不到值得买的东西。你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我想把钱花掉，可是我没有办法。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口袋里的钱简直不是钱。它是死物。”
说上面这番话的人是个俄国人，一个抱有普通愿望的普通人，然而，他的收入是在每月一百二十二卢布的平均工资以上。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他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对他的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制度。他在莫斯科的郊区拥有一个有一间卧室的小住宅。他和妻子和一个儿子住在里头。他喜欢录音机，但是他不愿意买。因为他认为苏制录音机质量差，进口的又太贵，而且不好修理。
对于新的五年计划他是怎么想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新计划谈到增加消费品产量的问题。我可以预言，再过十年，我们的产量仍然不足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更不用说五年了。
“我们落后得太远了，赶不上。我们的农业，情形也是这样。我想到六十年代的初期，我想到当时商店里还有多种多样的食品。我们实际上是倒退了。
“你可以说，鱼子酱并不是主要食品。即使是这样，当时鱼子酱到处都有。现在却完全消失了。当时有罐头肉和各种鱼类。而现在这些东西到那里去了呢？同时，物价都上涨了。选择的种类减少了，价钱提高了。大多数人感到烦恼的是选择机会太少了。有的人对我说，卢布的购买力远远低于印度的卢比。”
根据新的五年计划，消费品产量将增加百分之四十四至百分之四十八。而重工业产量则将增加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五。他是否认识到如果消费品产量将达较低的指标，即百分之四十四，而重工业则将达到较高的指标百分之四十五，那么这个“照顾消费者的计划”事实上仍将优先照顾重工业？
“我不想为此而操心。重要的是：这个计划是作为照顾消费者的计划而提出的。有些人正开始认为必须至少是鼓舞我们一番。存款有什么好处呢？”
在莫斯科有一种想法是，波兰去年年底的骚乱对苏联的新计划、或至少对这个新计划提出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有不少人认为波兰人的生活水平比他们的高。他们对苏联政府给华沙贷款表示不满。
新谷：我在莫斯科的时代，有个印尼女学生在接受盲肠手术时，因注射青霉素而突然休克死了。那个女学生本身有青霉素过敏反应，不能注射青霉素，她一再向医生提醒这事。可是在施完手术第二天，护士交班时，没有把这件事交代好，接班的护士给她注射了青霉素，一针下去就把她打死了。医务人员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十分严重。
菊川：印尼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以前到莫斯科时，患了肾脏病，经过诊断，认为应该动手术，于是医生就为他施手术了。等到切开腹部，才发现没有必要动这次手术。但是肚子已经打开了怎么办呢，那么就把盲肠拿掉也好吧，就这样将盲肠割除了。
新谷：苏联方面对于外国人一向是特别小心的，还是出现了这样粗枝大叶的作风，那末，他们对于普通的人民群众就可想而知。
菊川：有个日本学生，夏季到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劳动，忽然得了急病，体温上升到四十度，又患痢疾，又是肚子痛，又是头痛，立即找集体农庄的苏联医生诊治。那个女医生在看病时，日本学生告诉她觉得肚子痛，医生说：“好”，给了他腹痛剂。病人又说有疴痢现象，医生就给他止疴痢的药。病人又说“头痛”，医生又给他些止头痛药，就这样给他四、五种药之多，接着女医生说：“我今天还有事情呢！”说完就同她丈夫挽着手臂不知去哪里游玩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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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了两、三天，那日本学生的病一点也没有好，不仅如此，周围的人也患起同样的病了。许多人大声惊惶他说：“这不行啊！”于是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发生了争吵，这时才由附近的城市叫来了急救车将病人送进城市大医院，经过诊断，才知他们患的是赤痢。
新谷：现在的苏联医生已不能令人信任了。在医务工作者中已经没有“为人民服务”这一观点了。
菊川：有一个朋友，因为牙齿剧痛，走去向学校先生请假。先生问他：“你打算到学校的医务所去看病吗？”他说：“是的！”先生好心地又说：“你去那种地方不好，我介绍个好医生给你去看吧，不过钱要多花一些。”朋友反问一句：“在苏联看医生要钱的吗？”回答说：“你最少要准备十个卢布才好去啊！”
新谷：一九六二年，莫斯科只有一家私人开业的医院，现在听说增加到很多家了。
菊川：是的，在我回国之前，街上已贴出不少私人医生开业的广告，如“牙医某某，无痛治疗，某某路某某号，电话某某号”。
新谷：这样，医务人员就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以医疗作为赚钱的手段了。（十四）
【波通社华沙十二日电】苏联特使列夫·门杰列维奇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约瑟夫·维尼维奇于三月十日和十一日在华沙交换了意见。交换意见时谈到共同关心的某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