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联合国二十二日电】权威人士今晚在这里说，北京已经表示它将不同美、苏、英、法四国一起努力寻找解决中东危机的办法。
据外交人士今天早些时候说，北京作为常任理事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时候，就产生了人民中国参加“四大国”的努力的问题。
这些人士还否认美国报纸的消息，这些消息说，法国曾接触人民中国，探询它是否愿意参加四国关于中东问题的磋商。
据悉，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上星期六在法国代表雅克·科斯久什科—莫里泽的寓所就世界局势进行长时间谈话时”，曾把中国的决定告诉了这位法国代表。
许多观察家已经预言到中国的决定，因为乔先生为上星期一在联合国大会作第一次发言时已表示北京不喜欢“超级大国”。
观察家认为，由于中国已经决定不当第五个成员，现在会谈将更加没有什么效果。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二十日电】（记者：索奇）关于中东问题的大国会谈。已经在这里在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数年了，但是丝毫没有能够使中东危机接近于解决。
今天的消息说，法国人一直在私下就参加会谈的问题向北京代表团进行试探，中国人仍在考虑这个问题。在作出决定时，他们将必须考虑：第一，他们从未承认过安理会过去的第二百四十二号决议；第二，乔冠华在联大所作的初次发言中说，任何人都无权背着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拿他们的生存权利和民族利益”进行政治交易。另一方面，共产党中国人一再强调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二十二日译载日本《每日新闻》特派记者乌井守幸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记者和美浓部知事一道在北京逗留了十天。虽然仅是短短的时间，但在北京观望了一下，得到的印象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落实了“自力更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北京的人口有七百七十万。如今，正值白菜的收获季节。街上，贮藏过冬的白菜到处堆积如山。白天到繁华的街道逛逛，到处朝气蓬勃。早晨和黄昏，自行车如洪流，因为市内有一百五十万部自行车。街上一片热闹。最近，街头还可以看到许多醒目的招牌：“日夜商店”、“通宵食堂”、“通宵服务部”，等等。“日夜”，就是二十四小时，通宵营业。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彻底贯彻“为人民服务”，因而考虑到要使三班制（每班八小时）的夜班工人下了班后，能够在街上吃到热呼呼的饭菜，买到需要的东西。
中国的生活水平正不断地提高。街头所见，不论男女大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人民服。一般工人的薪金每月平均六十元（人民币）左右，但屋租只需二、三元；到食堂去，五毛钱就可以吃得饱饱。由于屋租、电费、暖气费等非常便宜，所以中国工人的薪金实质上比日本高。
在北京，最使人感动的是，人人态度真诚。在前门购买东西的时候，看到店员把要卖出的商品一一轻轻地检点，有没有损坏？有没有瑕疵？一丝不苟。而且不单是对外国人这样。这使我们日本人感到特别惊奇和感动，因为在日本的百货公司，商品用包装纸一包就卖出了，我们也习惯了。在中国，不论电报局、百货商店、食堂，一切都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改革正在进行。我们访问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时，周培源氏（副校长）说：“文化大革命前是考试第一，分数主义。但现在改由工农兵推荐入学，考试制度已经取消。教师和学生在学习中得到了学问。”
这样改革的大学，学生能否保持相当的学问水平？大学方面明确地回答，“这还在摸索阶段。”
在经济方面，走的是“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曾到发现北京猿人的周口店附近的一家炼油厂参观。中国的石油工业正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独立自主”的道路前进。解放前的中国是帝国主义石油企业的倾销市场。从一九○七年至一九四八年的四十二年之间，中国全国只开挖了寥寥可数的几个油田。但是现在随着大庆油田的发展，这四年来，中国平均每年的油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以北京炼油厂为例，这个厂建厂只三年，现在的炼油能力达到每年二百五十万吨，但他们计划完成三百五十万吨。该厂工人达一万五千名。
值得自豪的是他们处理废液的装置。“请，请到这边看看！”——他们把石油提炼过程中产生的废液不断地加以处理，最后澄清的水能够养金鱼，喂鸭子，灌稻田。这个厂的原油是由大庆运来的。厂房的后面是石头遍布的山岳地带。把厂房设在这样的深山里，是考虑到避免污染自然环境。这使人感动。
中国一方面加紧生产建设，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对美国、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却毫不放松警惕。“政府和人民是不同的。”我们多次听到这样的话。
虽然在短短的期间不能了解中国的全貌，但她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样，是我们最近的邻国，我深切地感到，我们应早一天建立正常的邦交。
【本刊讯】日本月刊杂志《新评》九月号在《紧急通讯》栏登载了明治大学教授富田信男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日中复交和台湾帮的内幕——在尼克松访华的轰动中我们的执政者在考虑什么？》现将这篇文章中的三节《自由民主党鹰派“元老集团”》、《财界“亲国府集团”》和《小国府派》，摘要译载如下：自由民主党鹰派“元老集团”
在我国一般被称为”台湾帮”的支持国府派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是直接同蒋介石总统联系，而且在日本决定对华政策方面有着很大影响的由岸信介、贺屋兴宣和石井光次郎等人组成的自由民主党鹰派“元老集团”。
第二是日益加深同国府的新兴势力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蒋总统的大儿子）合作的长谷川仁和玉置和郎等自由民主党的“青年集团”。
第三是介乎日台双方经济界之间也可以叫做“特权集团”的人。
就中发言权最大的乃是“元老集团”，也是支撑佐藤内阁的一根重要支柱。佐藤首相之所以既不能决定“打开日中关系”、也不能决定”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始终无所作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由于这个“元老集团”的牵制。
“元老集团”的核心岸信介是一位人所公认的“反共十字军”的旗手。他的言行有着一贯性，不象他弟弟佐藤荣作那样左顾右盼。可以说，他的战略是：认为同北京建立政治关系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种判断，要在此之前确立反共体制。正是为此目的，在战后的首相当中，他第一个访问了台湾。直到最近，他也是每年三次访问台湾，同蒋总统举行会谈。他是国府最信赖的人。
贺屋兴宣的影响只限于政治上的发言，石井光次郎和船田中的份量正在日益减轻。而岸信介却依然健在，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有影响。其适例则是岸信介在由他当顾问的“日华合作委员会”这一机构中的作用，在诸如向台湾提供日元贷款等许多方面，他都拥有与众不同的发言权。
日台之间的重要渠道“日华合作委员会”日方主要人物是：顾问岸信介，临时主席委员石井光次郎，常任委员泽田廉三（前驻联合国大使），堀越祯三（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和矢次一夫（国策研究会常任理事）。据料，其中的矢次一夫是战前的“满洲浪人”。
尼克松决定访华，使得日华、日韩两个合作委员会不得不因为暂不出席它的会议的大企业接踵出现而加以重建。不过，尽管是在这种悲观形势下，岸、贺屋和石井等“元老集团”以及与他们相关的矢次等人并没有死心。他们支持佐藤，推举”岸信介的王子”福田赳夫，试图卷土重来。
国府首脑在下届总裁选举中最期望的就是这个福田。
总而言之，这个“元老集团”是国内打开日中关系的最大的一堵墙。财界“亲国府集团”
如果说在政治上对决定接近国府的对中国政策方面最有影响的是岸信介等人的”元老集团”，那么经济界最有影响的则是以植村甲午郎为中心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的首脑集团。植村甚至说：“要抹煞周恩来四原则。即使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完全停止，日本也不会亡国。不要因周恩来四原则而惊慌失措。”
植村的话说得对吗？让我们稍微看一看日中贸易吧。就日本一九六九年度向中国的出口而言，对台湾是六亿美元，对大陆是三亿九千万美元。而进口方面，台湾是一亿八千万美元，大陆是二亿三千万美元。在出口方面台湾占相当大的比重，而在进口方面则是大陆多。（《朝日年鉴》一九七一年版）
然而无论怎么说，在我国的出口总值中，台湾占百分之三点八，而大陆却占百分之二点四。在进口方面台湾占百分之一点二，大陆则占百分之一点六。只要目前的贸易结构不发生大变化，或许可以说植村的话是对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要看行业如何，同中国大陆的贸易比重也是很大的。第二是大陆的潜力问题。
首先在出口方面，肥料业界去年向中国大陆出口了五百四十七万吨，占全部生产量的将近一半。钢铁是一百五十万吨，仅次于美国，大陆是居第二位的大顾客。此外还计划大批出口汽车和车床等品种（《读卖新闻》七一年三月二日）。进口方面则以肉、鱼等食品和生丝等纤维制品为主。但倘若考虑到埋藏着的地下资源的远景，则有很大的吸引力。
有人胡乱议论说：“如果说讨嫌话，那干脆断绝经济关系。”但对方是大陆，和日本人不一样，尽管生活艰苦，也不气馁，它会找到日本以外的贸易对象而扩大贸易。
如上所述，财界亲国府派的头目是植村甲午郎。他继承了前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石坡泰三和前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足立正的立场。植村自一九四○年从商工官僚进入煤炭统制会以来，一直过着集团生活，在商工省的时候就同岸信介是莫逆之交，具有一脉相承的鹰派因素。五三年他认为“日美安全条约对日本是绝对必要的”，在经济团体联合会里组织了防卫生产委员会。在岸内阁时代，岸信介访美前夕，他到美国，为岸信介打头阵。在举行有关向南越赔偿的谈判时，他又奔赴越南。
在同样是岸信介时代的五八年，他成立了向自由民主党捐献政治资金的总归口“经济重建恳谈会”（即国民协会的前身），从财界募集了四亿日元。
帮助这个植村的亲国府派是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堀越祯之。他是财界代表，是日华合作委员会的常任委员。另外还有三菱重工业公司董事长河野文彦和川崎重工业公司董事长砂野仁等人。这两个人都是军需工业的负责人。
总之，以植村、堀越为核心的财界主流是鹰派，他们阻挠打开日中关系，牵制以佐藤首相为首的实力派领袖。然而木川田一隆等经济同友会的鸽派则希望奉行新的对华政策。小国府派
如果说政界“元老集团”和财界主流派是大联盟的鹰派，那么政界“青年集团”和“特权集团”，还有外务省的国府派，就可以说是小联盟的鹰派。
从国府方面来说，在决定对日政策过程中最有力量的乃是深得蒋总统信任的张群秘书长。他和日本的“元老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新兴的蒋经国行政院副院长却苦于缺乏同日本联系的渠道。
于是蒋经国通过担任他从事政治活动的据点“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副主任委员、而且又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心腹李焕，来努力形成新的亲国府派。
其活动对象是自由民主党参议院议员长谷川仁和玉置和郎。以他们为核心，正在形成“青年集团”。他们或者会成为新的渠道，但在党内能够发挥多大影响则是个疑问。
另外，据认为还有一些同香蕉和柑橘类商人有关的人。应该说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今年一月以坪川信三为团长、应国府的邀请而访问了台湾的青年安倍晋太郎等人，在目前反而是值得注意的。
这样看来，这些活动几乎是罗网各派，可以说国府亦是抱有某种希望而加以邀请的。在外务省还有根深蒂固的亲国府派。
虽然上述“小国府派”的分散影响极小，但是它们忽而放出广告气球，忽而抛出反对放弃国府论，从整体说来，它们正在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