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七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政府要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决断》的社论。摘要如下：
《朝日新闻》东京总社后藤编辑局长二十八日在北京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其一部分内容已经发表。
我国政府提出了“逆重要事项提案”。但是，周总理却赞扬了我国掀起的恢复日中邦交运动高潮，还说，日本大多数人对于阿尔巴尼亚提案的通过表示祝贺，这对于日中关系的将来来说，至少也是一个挽救。
对于恢复日中邦交的具体谈判应以什么方式进行的问题，周总理强调说，要进行政府间谈判，首先日本政府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
若是这样，那末问题就是必须对什么问题表明态度，不言而喻，是有关台湾的问题。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和蒋介石政权签订的日台条约是违法的，必须废除等等。
这几点也是我们反复主张的，也是由于阿尔巴尼亚提案被通过因而在联合国里也被承认的主张。我们再次指出，如果政府真正想谋求恢复日中邦交，探询政府间接触，那么，就只有首先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决断，否则，是不可能指望有任何效果的。
周总理最严厉地谴责的是台湾独立运动。外国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参与企图制造从大陆分裂出去的“一个台湾”的行动都是严重地干涉中国内政。周说：“这个问题比推迟恢复中日邦交更严重。”我们认为，对于周的这个讲话应该特别注意。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日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y五日自纽约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祖国”的代表将来这里！心地里是“欢迎”的，旅居纽约的中国人表情复杂》，摘要如下：
在纽约曼哈顿布鲁克林桥的西岸附近，有一条宽阔的中国人街。正式统计有六万、实则有十万多的中国人，在保持“祖国”已经丧失的传统和习惯的同时，形成了独自的社会。在表决中国代表权的前后，曾多次走访此街的记者（特派记者?y），看到了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对于在另一个半球的遥远的故乡，以及对于不久即将从故乡来这里的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所呈现出的复杂而多样的表情。以在联合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为转机，散居美国和全世界的海外中国人（华侨）的心情，都似将大大地倾向于中国。
在一个访问地碰到一位在联合国供职的美籍中国人。他从衣袋里掏出经由加拿大时得到的中国制“中华牌”香烟，悠然地说：“中国代表团来了可够忙的啊！我非常欢迎中国。国民党是散漫的。”
在唐人街广场附近，开印刷公司的梅子强（广东省人）是八月份刚刚成立的美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据说，他曾当过国民党系统的同乡会的工作人员，可是现在却为美中人民的友好而努力。他说：“国民党系统的人还多，但百分之八十是爱国者。年青人都热爱中国。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系统的头目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控制，所以现在大家也不轻易开口。”
诚然，从去年开始在唐人街举行的国庆节，今年，参加者倍增。而双十节挂青天白日旗的则激剧减少。据梅先生说这是爱国心的表现。但是，几天以前，在座落于这条街的一角的一个新开设的中国商品专售店“四新店”里，拿着物品观看的中国人的表情，使记者看到了与其说是爱国心的发扬，倒不如说是被故乡中国大陆的气息激起的怀乡情景。
其中，最直接地实践了故乡—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这一方程式的，是政治结社“义和拳”。跨进占唐人街头昂博罗大厦一角的义和拳的门槛，那儿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悬挂着毛主席像以及五星红旗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万岁”的标语。中间甚至还放有一张乒乓球台。
看上去象一位领导人似的姓陈的青年说：“如政治纲领所写的那样，我们的目的不仅要使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获得解放、废除歧视，而且要揭露美国剥削社会的本质，放弃美国从其他民族掠夺来的边境，在这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还说，不用说已故国务卿杜勒斯，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听了恐怕也会失魂落魄。
陈先生说“这个办事处常常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
前年年底才开始成立的这个组织出版了机关报《团结报》。傍晚，有很多青年人、小孩和老人都到这儿来，他们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来自“祖国”的《人民画报》，或高兴地玩乒乓。“会员的人数不能说。但是在逐步增加。如果中国代表团来，要去机场。”他们已准备好欢迎来自“祖国”的使者的小五星红旗。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月三十一日登载了该报记者斯坦利·卡诺和安东尼·阿斯特拉汗写的一篇报道，标题是《联合国——毛病在哪里？》《事后检查归罪于美国使节》，《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摘要如下：
美国遭到了一次极其严重的外交上的失败，联合国大会大多数投票赞成把国民党中国驱逐出联合国，并让中国共产党政权在这个国际组织中获得席位。
毛病在哪里？联合国的表决结果真的是尼克松政府的一个失败吗？
为应付星期一晚上进行的联大表决所作的准备工作可以追溯到将近一年前进行的联合国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
在那之前的二十年间，美国一直拒绝让中国共产党人以任何方式或形式进入这个国际组织的想法。但是，在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现了一种迹象，表明美国的老的方针在发生变化。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大使在那天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美国希望看到共产党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二种建设性的作用”。
菲利普斯在同二篇讲话中还暗示，美国将利用联合国宪章第六条来阻止驱逐国民党中国。那一条规定，开除一个会员国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国家赞成。
虽然当时还不完全清楚，菲利普斯的讲话预示着美国正逐渐走向“双重代表权”的立场，这是美国后来提出来的。但是这种新态度是由一九七○年关于中国问题的表决促成的。阿尔巴尼亚多年来要求让北京进入并驱逐国民党人的呼吁第一次得到了简单多数。
那次美国获胜的票数差额之小使白宫清楚地懂得，美国亟需一项新政策，以免它在下一轮中国问题的辩论中遭到失败。于是，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基辛格给国务卿罗杰斯送去了一份关于国家安全的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研究中国代表权问题，并推荐一种新战略。
这个委员会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赞成全力支持北京进入联合国，另一派主张让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在这个国际组织中都有代表权。简言之，没有一个人认为可以把共产党人拒之门外。
二月份，这个委员会在研究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见解之后向白宫提出了两种主要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其中之一是那些希望在联合国里只看到共产党人的人们所赞成的办法，用国务院的一个术语来说，叫做“船沉人溺”的手法。这个办法建议政府继续只支持国民党人——但是完全知道它将输掉，从而为北京的进入打开道路。
持这种意见的人物承认这个建议是颇为迂回曲折的，他们认为，它将使总统免受国内右翼分子的批评，同时使他有理由对美国的保守的国外盟友说，他已经为保护国民党人尽了最大的努力。
该委员会的另一种意见主张采取“双重代表权”的态度，政府后来采纳了这种意见。本周美国投票的结果不知不觉地把两种策略结合起来了。或者用一位官员的话说：“我们按双重代表权行事，结果同船一起沉没了。”
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三月份开会时研究了国务院送来的那些意见。虽然尼克松在那次会议上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但是可以预见，他将选取“双重代表权”战略。同时预料他将在五月份宣布这项政策。但是两个关键的因素起了妨碍作用，使他停了下来。
其一是中国国民党人的问题，最初他们强烈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
因此，为了防止他们退出联合国和防止他们在美国同情他们的人们中间发动抗议活动，白宫被迫谨慎小心地进行说服工作，以便使国民党人相信，“双重代表权”的作法最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蒋介石政权逐渐意识到，除此之外它没有别的办法。国民党官员们还估计北京将拒绝“双重代表权”，拒绝进入联合国，从而使他们独占中国的席位。
但是，正当国民党人的态度发生演变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消息，使总统的微妙行动复杂化了。四月初，中国共产党人邀请一个美国乒乓球队去中国。此后不久，北京授权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他的一篇谈话，里面说尼克松先生去中国将会受到欢迎。
共产党人的建议给总统提出了一个难题。他从一九六九年一月执政以来一直为谋求同中国和解而努力。因此，在正式邀请他去北京之前，他便不能宣布他的联合国政策了。
但同时，在公布他的立场方面长期拖延将使得难于争取对美国战略的支持。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拖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直到八月二日，即在基辛格访问北京并安排了总统即将进行的中国之行以后将近一个月，罗杰斯国务卿才公开表明，美国将在联合国提出“双重代表权”建议。只是在那个时候，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使节开放了绿灯，允许他们开始推销美国的主张。
为争取美国建议得到通过而进行的活动在各个外国首都、在华盛顿以及在联合国本身一齐开始了，这项工作由于各种因素而变得错综复杂。
例如，由于参议员哈里·伯德设法通过准许从罗得西亚进口铬来打破联合国对这个国家的禁运，因而几个非洲国家背离了。某些小国简单地认为，中国问题同它们不相干，而国务院估计，它们的弃权将对美国不利。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在美国驻外使节中间唤起他们促使美国的主张得以实现的热情。少数几个人据说对待这个问题是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的。在某一个国家里，美国大使竟开门见山地问该国总统，他将如何投票。那位总统回答说，他将反对美国，使得这位大使几乎无法改变这位领导人的决定。
同时，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官员和纽约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争论的过程中，宝贵的时间失去了。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关于美国提案的实质。
美国代表团争辩说，它不能说服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国家作“双重代表权”提案的共同发起国，除非这项提案具体规定把安理会的席位给北京。国务院坚持不提这个问题，以免得罪国民党人。结果，美国提案的最后草案直到九月中旬决定把安理会席位给予北京之前一直没有定稿。但是，这种拖延阻碍了美国官员向那些设法争取的国家澄清美国的立场。
很多国家还被基辛格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弄得莫名其妙，这次旅行是一个迹象，表明联合国的辩论对于白宫来说只有很小的重要性。正如这些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当尼克松总统的当务之急是同共产党中国和解的时候，它们没有必要一定要跟着美国走。
同时，某些国家内部立场的分歧也增加了麻烦。塞浦路斯总统曾保证支持美国，但是他的外长和驻联合国代表采取了不同的方针。结果，塞浦路斯弃权，从而削弱了美国的地位。
这个场面还由于下述情况而被罩上了阴云，即有些国家在双方的强大压力下简直无法作出决定。阿曼和卡塔尔这两个小小的波斯湾国家最初曾表示支持美国。但是，在支持北京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施加的强大压力下，它们开始动摇了。卡塔尔最后弃权，而阿曼的代表，据可靠人士说，把自己锁在旅馆的房间里，回避投票。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就不能把握住票数了。此外，美国首席代表布什可能是过于乐观了。
人们曾广泛议论，布什有希望作一九七二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他决心在中国问题上取胜——而且，据认为，他对自己的运气大概自吹得太过分了。
例如，直到实际投票的那一天，美国代表团显然还确信，比利时人将支持美国，尽管比利时正在为承认北京进行谈判。但是在中午，比利时通知美国代表团说，在表决把驱逐国民党中国作为“重要问题”时它将弃权。
比利时的转变——至少是它的透露
——使其他一些设法判断风向的国家的疑问象一股洪流一样爆发了。骑墙派开始动摇了，美国代表团急忙赶回大会去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以便扭转这时看来象一场初起的反美旋风一样的局面。
但是，美国的努力作得太迟了。美国支持“重要问题”的企图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被击败了，同时弃权者有十五票，而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为压倒多数投票赞成让北京取得席位开辟了道路。
当联大的电动计数牌上闪现出美国被挫败的消息时，代表们欢呼起来。一位俄国外交官说了一句俏皮话，反映了苏联对北京的暧昧态度，他说：“我们刚刚遭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