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际先驱论坛报》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刊登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大西洋两岸的戴高乐主义》，摘要如下：
希思首相警告说西欧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美国，这个警告集中反映了美国政府最近推行的政策在它的大多数最亲近的盟国引起的越来越不信任的情绪。
就在三个月之前，希思还计划早日访问圣克利门蒂，同尼克松就他所预见到的在英国进入共同市场之后欧洲和大西洋集团的得到改善的前途问题举行详尽的私下会谈。现在，英国首相看到的不是大西洋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采取联合行动，而是美国采取“果断的行动”，以保护“它自己的”国际收支和贸易地位。因此他要求西欧国家保护“他们自己的”繁荣，甚至保卫“‘他们自己的”防务。
大西洋两岸逐渐采取被认为是符合自我利益的戴高乐主义的单独干的态度的趋势还是可以扭转的。要扭转这种趋势不仅需要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和日本进行较密切的磋商，而且需要同它们拟订共同的对俄和对华政策。然而，最重要的是要迅速消除世界货币和贸易危机，而作为第一步是要大大改变康纳利部长所采取的策略。
康纳利上周末在弗吉尼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采取敌对态度，这实际上肯定表明当前的货币混乱现象将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他说这样一种前景并不使他感到烦恼。
【本刊讯】法《国防评论》十月份一期刊登国防部长德勃雷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九七一年的欧洲：两个失败、两个成功、两个较量、两点坚信》，摘要如下：
一九七一年，我认为，在“‘欧洲”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到两个失败和两个成功，我们应该鉴别今后的两种较量和确立两个持久的坚定信念。两个失败
最近二十年，我们遭受到两个失败。一个失败是注定的，合乎事物的本来面貌，这就是超国家欧洲的失败，即舒曼和莫内所谓的欧洲的失败。我们还遭到另一个失败，这个失败本身不是注定的，它使我们进一步受到损害，这就是戴高乐将军曾考虑过的欧洲人的欧洲的失败。
超国家欧洲的失败是预料到的，因为相信人们可以人为地建立一个政权，这是骗人的。
超国家欧洲是人为的东西，是一种专政或施展阴谋的外来权力的借口。
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在东欧，苏联领导人在有限主权论的名义下奉行正在起作用的超国家的政策。超国家只是苏联的东西，是苏联和那些为它说话的国家的愿望。东方卫星国自由的第一步，就是粉碎超国家，以恢复民族独立。一九四五年以后遭受损伤的西欧国家经历了无论如何是另一种的演变，它们是在作为合法性唯一源泉而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起作用中成长起来的。自西欧国家重新站起来以后，美国当局可能使用的武器——关于欧洲仆从国的超国家论点只能失败。它们只有在独立中和通过和解争取在某些方面独立，例如经济独立，才能站立起来。
我已经说了，超国家欧洲的失败合乎事物的本来面貌。指出另一个失败则更加使人伤感。欧洲人的欧洲没有人为的超国家性质。欧洲人的欧洲可能是我们时代的欧洲。欧洲有意愿，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现实主义鼓舞了法国现实主义政策，这种现实主义认为，欧洲各国人民向往自主，这个古老大陆各国独立的意愿胜于接受外国霸权。面对着东欧秘密的呼吁，即面对着同苏联霸权公开破裂（虽不说是造反）的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族感情的秘密希望，西欧的前景应体现一个截然不同的和自由的实体，而不是被欧洲以外的世界吞并，这种前景能够而且应该激励欧洲人，能够而且应该使他们有理由怀有希望，也许能够而且应该使他们超出从前的民族主义。
与其说我们的欧洲伙伴肯定了唯一强大和安全的欧洲身份，倒不如说他们宁愿喜欢所谓虚弱的、由于这种虚弱而并入所谓的大西洋组织，而事实上是并入美国组织的欧洲。因此，欧洲人的欧洲失败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
欧洲一些国家，如果除俄国以外，并且也不再谈奥地利，只有法国、英国、西班牙几个世纪以来有独立的政策，而且知道欧洲政策是什么。关于德国，它的政策恰恰有一百年的历史。关于意大利，它的情况也一样。因此，我们对大多数欧洲人没有雄心、没有强大的愿望，甚至没有整体的政治观念并不感到意外。遗憾的是，希望一个没有雄心、不强大、甚至没有共同政治观念的欧洲，这不是欧洲的意志。
事实上，第二个原因是明确的，这个原因同上一个原因是有联系的，虽然是有区别的。欧洲独立就是寻求伟大和荣誉。欧洲不能限于只关心中立和满足贸易。争取二亿五千万人的独立，这是伟大和光荣的雄心。认为我们时代统一欧洲的军费将是其参加国军费支出的额外负担，这是荒谬的。小国可能施行或多或少对其独立有好处的中立。像我们这样的二流国家已不再可能中立。它的独立，不仅是一种防御意志，而且是干预同它有关的世界事物的能力。至于一个很大的国家，如像欧洲人的欧洲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独立就是实力，对世界负有义务和责任。
最后一个说明失败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原因。欧洲各国没有同一的政治观点。
可以想象，统一的欧洲采取小国的行径，这等于预先接受统一的欧洲是附庸的，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
这就是超国家欧洲和欧洲人的欧洲失败的原因。两个成功
首先，很明显，欧洲国家之间在避免一种过分的商业割裂的同时，它们能够获得经济的良好发展。其次，在每个人看来比过去更加明显的是，欧洲人之间的一场战争只能是对欧洲以外的国家有利，而欧洲则需要和平。
这两个成功是重大的，甚至是可观的，然而要知道这些成功也是不巩固的，我们需要象对一切胜利那样来衡量它。
共同市场的扩大可能表明共同体的愿望的减少，向那些新伙伴提供一个过渡时期这一简单事实也可能导致重新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同时，美国在进口方面的压力可能使共同体的经济考虑遭受失败，而一种削弱的状态，也将会重新表现出旨在保护这种经济部门的那种措施的益处。大国的态度可能有时促进欧洲国家结成联盟，有时激励它们搞分裂。很明显，这就要看苏联是采取挑衅态度还是相反采取和平态度。这同样一种考虑对美国也适用：美元政策和美国摆脱义务都会引起欧洲国家采取可能很难调和的立场。
我们希望二十世纪末的欧洲的精神状态能够更接近支持自己的和平欧洲的精神状态，而不是更接近反对自己的分裂的精神状态；能够更接近团结一致的欧洲，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欧洲；能够更接近于自觉自愿的欧洲，而不是中立主义的欧洲。正在出现的两个较量
如果说在一九七一年你们经历了两个失败和两个成功，那么在这一年，我们也看到未来的较量。
这些较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方面的，它直接涉及到美国。另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它既涉及到苏联、美苏对话前景，也涉及到美国。我认为，这两个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它是西方各种形式发展的主要因素。它也是美国政治力量的主要因素。人们可以说：美国的工业创造了美元。美元开始征服世界。美元等于黄金，并超过黄金。当世界被征服时，美国政府认为，它可以用美元为所欲为，这就是说它可以无限度地发行美元。因此，它挥霍滥用。现在对美国经济来说，美元成了削弱的因素。美国的政治力量现在是经济力量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美国在贸易和工业上的扩张主义成为政府追逐的目标的组成部分。正象维持苏联经济与莫斯科支持卢布的政治权力相联系一样，维持美国经济与美国支持美元的世界政治权力相联系着。
好多年来，美国一直有国际收支逆差，现在又有外贸逆差。对于任何霸权国家来说，这种逆差会立即得到制裁。美国利用它的政治力量，维持它的货币的比价，把通过不能兑换美元来保护美元的办法强加给它能够指挥的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一起来保持比价，那怕这些国家要付出代价也罢。
较量是艰巨的，这特别是因为不管美国对内政策发生怎样的事件，美国越来越顽固地要保持美元的特别势力，而不理会任何初步的警告，这种警告已经愈来愈接近重大危机。
我们准备以欧洲和西方经济平衡的名义，也以政治良知的名义来进行斗争。
同时，我们也准备进行第二个较量。
俄国人早就希望、看来现在还是希望举行一次所有东西欧人参加的重大的政治会议。有一段时期，他们不愿意要美国人参加。后来，他们认为美国参加是可以的。看来，俄国人的目的，既是要削减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也是想要让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特征。
之所以要召开这种会议的要求不那么迫切，这是因为苏美对话业已有了成果。
缩减美国在欧洲的部队是一个事实，虽不说是既成事实，至少是良好途径。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恶行。因此，全欧会议看来是一次有益的确认，不像是必要的。但是，提出的要求摆在桌面上了，说来奇怪，西欧国家认为，这个要求是对把他们排除在外的美苏对话的修正，甚至在这种对话谈到他们的命运时，他们也被排除在外。
与此同时，另一件事情开始了：裁减在欧洲的军队。华盛顿政府开始时反对这种裁减，甚至非常反对，而现在改变主意了。这种裁减有助于（美国）摆脱义务，由于内政原因，现在感到了这种摆脱义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这就是向你们所说的我们将要面临的较量。戴高乐将军原则上同意举行会议，但指出，这个会议应当只有欧洲人参加。此外，他确定了法国关于裁军方面的理论，也就是说要包括东欧和西欧两方面大幅度裁军。戴高乐将军的立场是很有逻辑的。这个立场的第一点使苏联人高兴，使美国人不高兴。它的第二点，使美国人高兴，使苏联人不高兴。
人们可以问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苏联人和美国人喜欢双边主义的时候，全欧会议要回到多边主义，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感到不适意。例如在谈到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时，会议可能使希望有着卫星国的苏联感到忧虑，也可能使不急于对改变现状的行动作出保证的美国感到忧虑。但是，如果在削减军队的同时没有重大的外交活动，那么要设想一个削减部队的程序，那怕是象征性的程序，也是困难的。两点坚信
在说明了两个失败和两个成功之后，在预计到在未来中的两个较量之后，我敢于谈谈两点坚信。
第一个是：欧洲各国的政治观点表现出深刻的分歧。这些分歧在理论上决不是不可调和的。
第二个产生于第一个，但是它的重要性要求分开来谈。防务的统一只有在当这些分歧减少到实行统一的政策变为自然的程度时才能予以考虑。
首先必须看清每个国家的方针和观点，以便来权衡这些分歧。
德国由于努力、牺牲和异乎寻常的纪律，在十五年里拥有经济实力，使德国在工业水平、贸易发展和财政能力方面名列世界的前茅。它设法重新取得自治的政治作用是正常的。我们举出勃兰特总理的话：德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巨人，它不能再依然是一个政治矮子。无论德国所采取的作为规则的观点是完全和平的或现在根本上是和平的，它的发展把它引向西欧，特别是洛林和阿尔萨斯，向东引向长时期以来是重要市场的中欧。因此这种扩张是令人不安的，它令人不安，这是正常的。
我们看一下英国和应被称为它进入欧洲的这件事。英国想要跨进共同市场的大门，与其说是出于对欧洲的关心，不如说是出于对它自己的前途的关心。我们赞赏这种民族利益的方向。英国在经济方面的雄心由于竞争的刺激是必然的，但是雄心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这种雄心是在欧洲装货上船，以便把欧洲装入盎格鲁一撒克逊世界，显然，一旦这种行动实现，英国将可能重新回到这个盎格鲁一撒克逊世界里去。如果对于德国来说，欧洲首先成为对它的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帮助，其次有朝一日也许成为对它政治扩张的帮助，那么对于英国来说，欧洲无疑会成为对它政治观点的帮助。
不管我们怎样看待德国、英国、意大利或欧洲大陆其它国家，也不管它们对欧洲这个词下什么定义，反正我们同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都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德国的发展自然使我们担心。
要知道，自由的欧洲就是多样化，而在谋求统一之前，联合已经就是一项巨大目标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各政府之间真诚合作，因为各国的每个领导人都有责任使政治战胜经济，使团结一致战胜利己主义。
欧洲是有希望的，也即一种强大的欧洲经济，一种强大的欧洲政治，一个强大的欧洲社会，是有希望实现的。但要清楚地了解，一种欧洲经济之所以需要产生，一种欧洲政治之所以需要产生，一个欧洲社会之所以需要产生，这种经济，这种政治，这种社会，将是用欧洲大陆诸强大因素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