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一日刊登佐尔扎所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政治领导人在防御政策上同军方斗争，克里姆林宫内部是否正在发生一次重大的分裂？》。摘要如下：
在政治领导人和军方在制定苏联防御政策上进行了艰巨的斗争之后，苏联武装部队不久前有了一位新的参谋长。
苏联军方像世界各地的军方一样，似乎想要更多的钱来制造更好的武器以加强安全。俄国的政治领导人像别处的政治领导人一样，比较喜欢达成一项武器协议，使他们能够减少国防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任命一位新的参谋长可能对克里姆林宫辩论的结果、对于在苏美之间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现象都表明，这项新的任命是克里姆林宫内发生重大分裂的原因。
国防部长和参谋长的职位过去屡次成了俄国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之间斗争的焦点。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在指责军方不愿听从政治领导人的领导之后清洗了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一九七○年，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在抵制赫鲁晓夫要裁减军队人员的做法之后被解除了参谋长职务。不久前退休的扎哈罗夫元帅最初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被赫鲁晓夫解除了参谋长职务，在赫鲁晓夫本人下台之后不久就恢复了原来的职务。
在上月任命新参谋长的同时出现的事态，使人想超克里姆林宫在一九六七年任命现任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的问题上出现的某些勾心斗角的情况。在最后任命格列奇科担任这个职务之前，这个职务曾空缺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时有某种理由可以揣测，政治领导想要让一个能抑制军方胃口的文职人员担任这个职务，而军方却要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担任这个职务。
自从那时以后可以得到的情报——包括捷克叛逃者谢伊纳将军（他在叛逃时带有俄国的一些军事和政治机密材料）提供的证据——证实，苏联军方当时确实已同政治领导人作对，他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
由于有这么多的先例，值得对与最近的这项人事变动有关的情况进行研究，以便从中了解可能与目前克里姆林宫内的斗争有关的人事情况和争论的问题。扎哈罗夫元帅终于在七十三岁时被解除参谋长职务，他早就应当退休了，退休对他说来是无愧的。但是他还是留任，尽管他长期来显然身体不好，这是因为政治领导人和军方显然未能就继任者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克里姆林宫显然早就有它的人选，它所选中的是奥加尔科夫将军。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他的政治地位被提高了，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建议之下才有可能这样做。一位军事指挥官在政治上得宠的最多象征是被选入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当时担任伏尔加军区司令的奥加尔科夫将军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他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因为他当时所担任的这个军事职务，而是因为事先已打算要提升他。
一九六八年，他被任命为扎哈罗夫元帅手下的第一副参谋长，这使他成为接替扎哈罗夫职务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人选之一。
表明他是军方人士中得到勃列日涅夫的宠爱的迹象在今年党代表大会上又增加了。他在党代表大会上被提升为党中央的正式委员，这又是一个与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不相称的政治荣誉。这一点在几个月后得到了证实，当时由于扎哈罗夫元帅仍然无法工作，所以就有必要任命一位代理参谋长。这个职务给予了奥加尔科夫将军，剩下来的只是以公开声明这位新参谋长的方针来庆祝这项任命，并由克里姆林宫发表一项正式公告，对这项任命予以批准。
大多数苏联军官一定看到了奥加尔科夫将军上月初在军队的《红星报》上刊登的文章，并认为这是他们的新参谋长的进军令。文章从若干论战性的言论清楚表明，奥加尔科夫是效忠于勃列日涅夫路线的。文章强调今日之武装部队需要有新的做法、远见和新的方法。
这表明他认为（武器）系统分析的做法是比较好的，而如此多的职业军人是不相信这套做法的。显然，这位新参谋长，由于强调科学和进展，在战略问题辩论中偏袒“现代派”而不是“传统派”。过去几年，从苏联军方报纸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看出在进行这种辩论。
“传统派”是苏联军事领导集团内那些在上次大战中曾作为野战指挥官立了汗马功劳的成员当中最强大的一批人物。他们遭到“现代派”的批评。批评他们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劳簿上并倾向于在正在迅速变得过时的战术和战略范畴之内考虑问题。
历年来，在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一直有争论，而现在这种争论变成了对战区部队的作用进行的方式的更为复杂的辩论。无论年老的还是年青的“传统派”现在都强调战区部队的重要性。有理由认为，战区部队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最重要的战区的指挥官。例如负责苏联驻德国军队的库利科夫将军。
“现代派”从事武器系统分析的工作比五角大楼落后大约十年，但是他们为此提出的理由跟麦克纳马拉的“神童们”提出的理由差不多。
奥加尔科夫将军是一个“现代派”，他在苏联的最高指挥部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通过部队的工程兵部门步步高升的。他谴责军方指挥官——暗中是指责老一辈的指挥官——他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凡是能知道的，他们都知道了。他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专横的，“主观的”。奥加尔科夫将军对他的军界听众说，摧毁军方领导人的威信的不是那些向军方指出他们走得太远了，然后纠正其错误的人们，而是那些反对纠正的人们。换言之，他是在说，军方走得太远了。实际上，他是在对他们说，摧毁军方威信的不是党，而是军方本身。因为他们拒绝听从党的吩咐。
奥加尔科夫将军在《红星报》上的公开批评很可能只是微微地反映了政治局必然在私下对军方提出的更为严厉得多的批评。过去凡是有可能把公开记录同有关苏联领导集团争端内幕情况的报道作比较的每一个事例都是如此。
奥加尔科夫将军还谈到了“一长制”。意思就是说党不得干涉军事组织的自治，从而也不得干涉军事组织的效能。
这一点进一步表明目前的争论既是军事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但是奥加尔科夫将军的任命没有立即正式宣布，《红星报》的许多有经验的读者从他的文章之后立即出现的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本来预料是会作这种宣布的。
宣布推迟了。九月二十三日，《真理报》宣布了这项任命。被任命的是战区部队派人物、苏联驻德指挥官库利科夫将军，而不是武器系统分析派奥加尔科夫。
在宣布任命库利科夫将军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二天，军方强硬路线分子便在《红星报》上发表一篇听来像是一首凯歌的文章，来庆祝他们的胜利。这篇文章嘲笑下述这种“无法实现的希望”：无论如何总能劝说帝国主义者“自愿地”放弃他们的侵略意图。
由于参谋长的到任，这些着重实际的“现实主义者”现在又处于非常得意的时期。对于葛罗米柯目前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的乐观的讲话，应当采取保留态度。强硬路线分子当然还没有赢得这场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既取决于军事因素，也取决于政治因素。但是强硬路线分子已使自己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可以反对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可是同样在政治方面，一场尖锐的冲突正在发展之中。新的五年计划本来应当由最高苏维埃在九月初批准。推迟批准这个计划只是政治上的一些危险信号之一。由于推迟批准这个计划，所以使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满足军方和非军方的需要方面分配资金问题上的原有的斗争又一次在激烈地进行着。政治领导本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也是意见分歧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驾马车”在政治上的安全绝不是像他们表面看来无忧无虑地出国旅行所表明的那样牢固。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日刊载凯泽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报道，标题为《苏联无所举动就是新闻——也许》，摘要如下：
苏共中央没有举行会议，这个无所举动的情况违反了党自己的规章。
对于那些花费时间来探索克里姆林宫的秘密的外国观察家来说，这是具有潜在重要意义的一系列无所举动的情况中的最近一次。
宪法规定，苏联的橡皮图章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每年开两次会，但是它在一九七一年还没有开过会。
今年四月在苏共二十四大上通过的新的五年计划大纲还没有以最后形式被提交给最高苏维埃，或者至少没有公开提交给它。
党中央委员会在六个月中还没有开过一天会，这是违反党章的。党章规定每六个月开一次会。
认真看待这种无所举动的情况的人们认为，这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之间在政治或经济问题上有争吵。一种说法是，领导集团在为新五年计划最后分配资源问题上仍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据第二种说法，领导集团内部在政治上结成派别的局面还是变化无常的，这使得高级领导人对于举行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或是中央委员会会议感到神经过敏。
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几个外国专家最近在这里对记者谈话时说，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有些道理，但是最近一系列无所举动的情况可能仍然是意味深长的。
怀疑论者指出，目前，在苏维埃制度下在资源分配问题上发生争论，在政治上产生某种紧张局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几个外国观察家的看法是，一些特别利益集团向中央计划制订者要求的多，而得到的少，因此，毫无疑问，它们将千方百计地改变计划制订者们作出的决定。
一位专家说，但是“在现阶段所做的只是修饰外表而已”，这指的是五年计划的最后形式。
至于政治紧张局势阻碍了中央委员会会议这一说法，怀疑论者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四出访问很可能是推迟的原因。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八日刊登了它的特派记者长井写的题为《奔驰的蒙古》这篇连载文章中的一节，标题是《对中苏——同经互会密切合作，北京航线依然不通》，摘要如下：
一位苏联军官乘吉普来到了南戈壁省达兰扎达格德机场。他好象是要回乌兰巴托。他叫两个年青的苏联士兵搬运行李，两个人就默默地服从命令。行李中有相当贵重的鹿角，可能是礼品吧。这时从刚刚到达的来自乌兰巴托的飞机上又下来了一位军官。朋友相见，亲切握手，便天南海北地谈开了。
虽然不知道回去的那位军官是到乌兰巴托的还是去苏联，但是，他脸上却浮现着已完成任务这样一种放心的表情。这是在和南面的中国国境相距约二百七十公里的地方。
蒙古直接受到中苏对立的影响，现在它已成为一个焦点。从地理上来说，好象蒙古是向中国境内突进去的一块，国境线全长七千零三十公里，其中，二千七百三十公里和苏联接壤，四千三百公里和中国接壤。被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小国蒙古对于来自敌视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进攻应是一个最安全的国家。但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再次表明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是不融洽的。
在蒙古各地到处可以看见穿制服的苏联兵。有和蒙古兵在一起的，也有苏联兵自己开到各处去的运输卡车。但是却一次也没有看见过武器。这些苏联士兵中好象有战斗员和建设部队，但是我们无法区别他们。
据在一九六九年访问过蒙古的外国人说，当时，就是在乌兰巴托市内也曾看到调动火箭炮的情况。
这和所传从一九六九年春中苏边境冲突事件以来，在蒙古和中国的边境上配备了苏联的火箭炮的消息是一致的。
一九六二年以来，蒙古加强了和参加经互会的苏联、东欧的联系，它已不得不更加倒向经互会。在一九六六年一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时修改和延期的四六年所签署的条约，苏蒙友好互助条约是表明苏联和蒙古关系的稳定和前途的。
莫斯科和乌兰巴托间的航线每周往复数次，但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从六三年以来就中断了，只有根据协定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之间的铁路每周通车一次。
不管是否愿意，蒙古已经卷进了中苏对立的漩涡。不过想完成工业发展的这个国家，也许正是最希望中苏两国给予协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