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南华早报》三十一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北京从冰冷中走出来》的年终专稿，文如下：
如果一九七○年可以作为指示器的话，那么，在这一个年代内，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作为一个一等强国而出现于这个世界，乐意于使用正常的外交和一切的渠道与其他大国周旋。
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将能够在经济力量上或军事力量上与其他强国相匹敌。
但过去一年的事件却无疑证明了，中国在它短暂的革命历程中，已经相当成功地克服了又一个内部的危机。
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中国在一九七○年整年是一直在努力稳定它的对外关系，而这个过程是仍然在继续着。
美国从南越的脱身正在按计划进行。因此，北京显然并不感到如上一个年代内的那样受到威胁。
再者，苏联在过去十年在中国边界上的黩武并没有导致如北京所曾经害怕的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
那些边境冲突仅仅给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带来另一连串沉闷和永无休止的外交谈判。
在过去十年内，俄国人企图威吓中国接受克里姆林宫在世界上的意识形态的霸权。他们是惨败了。
北京在国际上的胜利是在本年最后的一季中显现出来的。首先来的是加拿大在十月的承认，跟着的是罗马与北京在十一月缔结了一项类似的协定。
两个星期之后，中国又获得一个动人的道义的胜利，那就是联合国大会以五十一票对四十九票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联合国而把蒋介石的台湾政权驱逐。只是由于改变中国代表权需要三分之二的大多数票的手法才挽救了台湾不被大会驱逐。
北京在十二月以宣布它将与埃塞俄比亚交换大使而结束了这一年。
同时来自圣地亚哥的报道说，智利在它的新左倾政府的领导下，将会成为拉丁美洲大陆上与中国建立关系的第一个国家。
中国向着世界强国地位迈进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即使中国最深仇大恨的敌人也再不能否认这一点。
自从毛泽东政权在一九四九年执政以来，一些国外和国内的事件曾经减低了中国的进步速度。
在一九五○年末的时候，当时离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约一年时间，中国的军队就介入了朝鲜战争。
这，部份地是由于中共得到俄国人的鼓动，要中共在战场上缠着美国。
这，部份地也是由于毛泽东害怕当时向着鸭绿江迈进的美军会进侵东北。
朝鲜战争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的发展计划。
但是，通过打得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陷于僵局，北京早已证明它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大国。
阻碍了中国进步的其他外来因素包括：美国、苏联及日本的军事包围；在过去十年内当美国进攻北越达到顶峰时，中国对南中国的军事调动；较近时期以来要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调驻庞大的军队。
在国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以及对核试验所花费的巨款，都已经妨碍了中国的经济。
同时，外来的考验和国内的困难都毫无疑问地证明了中国是可以经得起巨大的艰难的。
北京在激烈的政治和军事“风暴”面前所具有的恢复能力，已经使所有核强国确信，只要在几年内，中国就将需要被准许作为一个有完全资格的成员而加入世界的领导国的俱乐部。
没有人可以在某一刻说中国是完全稳定的，或者说它已经从文化革命的破坏性的后遗影响中完全恢复起来。
也没有丝毫的证据显示中国将会踏着日本的脚印前进，而在以后的几年中将会对北美和欧洲的经济霸权提出挑战。
北京政权将会在外交、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范围内继续急激前进是不可避免的。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世界各国听到了中国的核弹和热核炸弹的轰鸣，它们许多人对于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但仍然非常贫穷的亚洲国家能有这样的成就，却感到诧异。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中，世界将会听到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会议中发言的雷鸣。
这些发言许多将是中国的宣传，但越来越清楚的是：无视北京对世界问题所持有的意见是完全不智的。
没有中国的参与，印度支那战争就将没有永久的解决办法。没有中国的参与，对世界裁军问题的讨论和一切核条约就实际上是无意义的。
被带进世界社会中的中国，将显然不会立刻放弃它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或是它的世界斗争的精神。
但这将会使医治中国在它一百三十年的历史中受到列强的侵害而得的创伤变得较为容易。这段历史是从一八四○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美国仍然敌视中国的今天。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认为最坏的四个敌人
——苏联、美国、日本及印度——都已经一一企图与北京改善关系了。
苏联和美国都已经公开地和私下地答应中国人，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对北京政权采取任何军事的冒险。
东京的特别使者曾经前往北京，向中国共产党人再次保证日本在发展中的军事力量将不会用以对付中国。中国人仍然并没有忘记日本人在三十年代开始所进行的广泛的侵略。
印度希望修补它与中国的关系，它正在伸出静悄悄的触角进行试探，看改善关系的时机是否成熟。
印度和中国有过严重的边界纠纷，并且在一九六二年爆发为一场短暂的边境战争。
世界的趋势无疑正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着
。
对于北京必然进入联合国这回事，日本正在怀疑它怎样可以修改它的政策；并且越来越多的一批非洲国家正把中国看作为一处外来援助的资源。
在若干星期之前，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正式为那条长一千一百一十六英里的铁路的动工举行了庆祝。
中国以一笔四亿一千二百万美元的贷款资助这项计划，这笔是无息贷款，并分三十年偿还。
没有一个西方政府或贷款机构可以希望拿出一笔款项与之相比，而中国这笔款项实际上就像一份礼物。
但中国说它帮助其他较落后的国家是它的国际义务。
中国在东非极为活跃，在几内亚和其他若干个非洲国家也是如此。
在一九七○年之内，北京与一大批国家改善了关系，从欧洲的英国和南斯拉夫以至亚洲的缅甸和北朝鲜。
中国对外边世界较为弹性的姿态，是否反映了国内情况大有改善，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的报刊仍然在鼓励中国的知识青年留在乡间，并且恳求他们不要迁回城市。到过中国的游客说，在多数的市区内；中国人的衣着仍然是粗陋单调的。中国人仍然贫穷，非常贫穷。
从长远来说，如果中国能以更迅速的国内进步来配合它对共产主义的赞美的话，毛泽东的主义就将可以对海外有持久的吸引力。
如果中国希望填平今天存在于它与其他核强国之间的鸿沟的话，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就将需要转化为经济的现实。因为，如果中国在核俱乐部之内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仍然远远落后于其同伴的话，那么，在以后几年预料从中国发出来的国际发言的雷鸣，就早晚将会开始变得非常空洞。
认为苏修七○年在对外扩张、同西德勾结、与美争夺方面“干得很不错”，但国内麻烦日益严重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十六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哈希的一篇文章，题为《笼罩着克里姆林宫的波兰的阴云》，摘要如下：
在一九七○年结束的时候，人们发现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干得很不错，但是在国内麻烦日益严重。麻烦之严重，致使人们觉得俄国历史学家阿马尔里克预言斯大林的帝国到一九八四年将要崩溃或者是正确的。
前不久在波兰发生的事件生动地勾划出了对外政策的成功和国内情况的混乱两者之间的对照，波兰事件以容易看清的方式反映了在广袤的苏联以更为复杂多变的形式发生着的事情。
十二月七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同波兰政府签订了一项协定。这是哥穆尔卡在波兰公务生涯中的登峰造极的成就。但是，一周以后，长期受苦受难的波兰工人公开造这个哥穆尔卡政权的反，酿成流血事件。在一周的骚乱和镇压结束时，哥穆尔卡和他的主要助手辞去官职。
哥穆尔卡在外交上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而在内政上则遭到惨败。
这可能难于使克里姆林宫里的人感到宽心。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也是经历了一个好年头。
在加勒比海，据猜想，他们对自己引起的不安感到高兴。
在中东，他们使自己的被保护者埃及回复到十分安全的地位，并派出他们的舰队兴冲冲地在地中海巡弋，并开入印度洋。
在核武器方面，他们取得了同美国的相对平等地位，并看到这一情况已为华盛顿所承认和接受。
在一九七○年结束时，他们同西欧的关系比西欧同其盟国美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来得缓和。
莫斯科和波恩之间的关系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全盛时期。华盛顿和波恩的关系，自从华盛顿在西德周围伸出了保护之手，把它从希特勒帝国的废墟中扶起来以来，处于最低点。
甚至莫斯科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也稳定下来了。
但是，在国内，俄国的经济继续停滞不前。在一个压制性的制度下，郁积着不满情绪。
莫斯科是否像华沙一样由于过多沉溺于外交政策的成就而顾不上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呢？波兰爆发的事件是否可能是俄国帝国领导人乐意注意，但又不可能注意到和不敢注意到的一种警告呢？
波兰的工人，像所有其他东欧国家的工人一样，像俄国自己的工人一样，所不能忍受的是没有特权。
如果说，俄国式的共产主义革命意味着什么的话，它可能意味着，城市工厂工人会这一种较富裕和有特权的生活。正是他们确立了东欧各共产党政权，又是他们，而不是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人，可以使之垮台。
可能毁灭的种籽不是思想意识上的，而是经济上的。
总有一天，俄国的工人对他们的状况要说话的。他们的处境同早就许诺实现的那种乌托邦仍然还有距离。
【塔斯社莫斯科三十一日电】《真理报》今天刊登一篇题为《北京关心的是什么》的编辑部文章，全文如下（本刊作了删节）：
不久前报道过，波兰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工人对经济困难表示了不满。这一行动被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危害社会的分子所利用，以致于发生了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和街头的冲突。
如同所预料的那样，在帝国主义者的营垒里，有人企图利用波兰事件来诋毁社会主义的声誉，以便再次削弱社会主义的吸引力。
北京对波兰事件也并非不予注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材料。然而，这些材料同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所采用的玩弄花招、歪曲事实和撒谎造谣的手法又何其相似！
《人民日报》把白的说成黑的，硬说什么人民波兰有“修正主义”制度，似乎在那里“资本主义已经复辟”。此外，北京的宣传家们还狡猾地把自己装扮成朋友和善良的忠告者，把希望明显地寄托在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身上，唆使展开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新领导的斗争，“从内部搞垮”东欧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这里所说的决不是北京宣传家们通常用来掩饰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攻击的“意识形态分歧”。明明是北京对主权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内政的最粗暴的干涉。
北京宣传家们捏造说什么苏联使军队处于“一级战斗准备”状态，向波兰边界“调动”军队以“镇压人民革命”，这种谰言更富有挑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