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三十一日刊登了该报前驻香港记者斯坦利·卡诺发自阿拉木图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俄国在东方的基地》。摘要如下：
美丽的阿拉木图市背靠着白雪覆盖的山峦，这个城市是观测中亚细亚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苏联哈萨克和中国的新疆省交界的地区
—的一个好地方。
这个地区曾经是古代中国同近东及欧洲通商所途经的地方，它在俄国人同北京的争端中是对苏联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
俄国长期以来把这里作为他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一再企图统治中亚细亚心脏地带的一个基地。
从去年四月到八月，俄国人在新疆边界一带的几个关键地点同中国人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这些冲突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对中国人在中苏边界远东东端挑起的事件进行报复，与此同时，向北京突出表明新疆是极易于受到俄国攻击的地方。
虽然自从那时以来实际冲突已经缓和下来，但是克里姆林宫已在阿拉木图这里建立由尼·利亚申科将军统率的新的“中亚细亚军区”总部。这个新军区总部的任务显然是对已调到同新疆交界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三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数目越来越多的军队进行指挥。据西方估计，莫斯科在新疆周围的一个弧形地带部署了大约三十万正规军。
俄国人显然企图设法颠覆在新疆的北京政权，鼓动这个地区的五百万维吾尔族和二百万哈萨克族反对中国人。
在这里建立的两个电台一直在对新疆进行广播，目的在于激起穆斯林对中国人的仇恨。
这些广播着重宣传北京正在力图废除穆斯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个题目。这一点是具有一些讽刺意味的，因为在苏联压力下，这里已经取消了伊斯兰宗教仪式。而阿拉木图以前是一个重要的穆斯林中心。
像在中苏边界最东端的情况一样，这里是处于一种不战不和但仍然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局势。
新加坡《经济时报》的这篇文章认为，苏修与西德签订条约主要是同美帝争夺欧洲；说苏修的侵略矛头下一次“可能向东，亦可能向西，最可能向罗马尼亚”
【本刊讯】新加坡《经济时报》六日以《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果然存在》为题发表署名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与西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后，八月二十日又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七国会议。华沙条约本有八国，东德、匈牙利、波兰是在苏联军事占领下，捷克则简直沦亡给苏联，保加利亚在苏联政治控制下；罗马尼亚则保持独立主权；阿尔巴尼亚则自始便站稳立场，威武不屈，为东欧之中流砥柱；这两个国家都是东欧的小国，但都能让人民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因之，勃列日涅夫视之如眼中钉。
苏联与西德签订协定后，台湾洋洋得意，重弹“西和东进论”，说苏联和了西方，就要向东方进攻，全力对付中国。其实苏联与西德眉来眼去已久。所以“四个存在”大书特书在中国共产党新党章中。四个存在之一是：“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种威胁，难道要待今天苏联和西德签了协定才知么？
对苏联西德的勾结，主要目标何在？我们介绍读者听听周榆瑞的意见，他认为那些“西和东进论”是想入非非，不过“一厢情愿地希望苏俄和中共来一个两败俱伤，为西方国家造成高枕无忧的局面”；他认为苏联主要目标实在要驱逐美国出欧洲，然后控制整个欧洲。他的见解是有根据的。去年勃列日涅夫提出“亚洲安全体系”后，又提出一个“欧洲安全体系”，要求召开全欧会议。“欧洲安全体系”一出，美国不是欧洲国家，自然非滚蛋不可。周榆瑞的意见，自然言之成理。
然而美国对这个“欧洲安全体系”有什么反应呢？则是强烈反对。尼克松政府尽管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但要他放弃在欧洲之势力范围，拱手让与苏联，却万万不能。尼克松的后台老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集团正嫌半个欧洲太小，最好能控制全欧；它甚至连控制半个世界也不满足，要控制全球啦！
所以，尼克松奉命行事，对“欧洲安全体系”要反对，对“亚洲安全体系”也反对。勃列日涅夫以为“尼克松主义”，就是退出亚洲，这是错误的。
说到这里，对苏联西德的互不侵犯协定，不管它的主要目标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这是个次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它对世界有什么益处？或谓：“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完全是外交上一种战略性工具。”“本来就是俄共创造出来掩蔽其对外侵略的装饰品。”甚至想到一九三九年的历史，当时苏德签订“互不侵略协定”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欧洲展开空前激烈战争。
勃列日涅夫的矛头可能向东，亦可能向西。甚至不单是对外，亦可能对内。对内者何？即对华沙条约集团，这就是再来一次“捷克事件”了，最有可能即是对罗马尼亚。
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果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不管它是资本帝国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甘为世界大战戌首者必覆亡无疑，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二日登载记者戴维·博纳维亚一日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重新考虑安全谈判问题》，摘要如下：
莫斯科正在从它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就对等削减武力举行谈判的建议退缩回去。
对欧洲安全会议问题，苏联最近的宣传曾是相当沉默的。但是，《真理报》今天的一篇文章表明，苏联进行了某种重新考虑。
政治评论家斯·别格洛夫回顾说，在今年六月的布达佩斯声明中，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曾提议要讨论削减“欧洲各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的问题（这是有意地使用的含糊的措词）。但是，他强调说，能够讨论这样的建议“和其它问题”的一个组织，将要通过欧洲安全会议建立起来。由此看来，苏联人仍未同意把讨论对等削减军备问题作为举行欧洲安全会议的条件。
这是苏联下述主张的重要发展，这个主张就是：这样的会议应该有助于巩固欧洲现存政治秩序，而不是企图解散军事集团和一下子消除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在这背后隐藏着苏联的一种愿望，即希望看到苏联对东欧各国的霸主地位得到永久的承认。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七月六日一期所载《一九七○年的精神》中的第三篇文章《一种大规模瓦解的局面》，作者：吉诺维斯，文章摘要如下：
（吉诺维斯，四十岁，罗彻斯特大学政治系主任，著有《奴隶制政治经济学》和《奴隶主创造的世界》两书。）
在越来越多的一部分美国青年大声宣布他们对一切造反的时候，在连最墨守陈规、最保守的大学都不断发生骚乱的时候，在接连两任总统都对信用差距感到不安的时候（“信用差距”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在的意思是说很多的美国人把他们的总统都看成是一个撒谎者），在黑人苦恼地发现许诺的种族合一既未能兑现而白人又反对黑人管理黑人区的时候，在白人中间普遍地分成对黑人感到内疚的人和不知羞耻地憎恨黑人的人这样两种人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富的国家不能使它的水和空气保持清洁、更不用说消灭贫困的时候，在人们承认大城市无法管理、且不说无法生活的时候，在国家遭受到恐怖、凶兆和失望的折磨的时候——在这样一种时候，我们最好宣布处于发生精神危机的状态，因为不这样做就是宣布，不讲理、颓废和骚乱是我们国家的正常的、可取的状况。
美国以前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但是目前出现的危机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的由于长期、残酷的内战而变得突出的精神危机肯定是不应当低估的。但是今天国家第一次面临着一种对自己的理想、制度和前途的信心大规模瓦解的局面，这表现在各个部门、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
在今天，有很多美国人公开宣布，他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不正义的和不道德的战争，并且正在采取够得上称为战争罪行的行为。当然，这些美国人甚至在反战的公众中也只是少数，他们作为一个相当大的集团存在也不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在国内曾有过反对墨西哥战争的人。但是，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一事表明病势在加重。
也许更突出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反对这场战争并不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构成国家的多数。乍一看来，这些人只是在战略和策略方面提出批评，只是希望承认对外政策方面的某种具体的失策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反对没有在道义上引起很大的问题。但是，美国人过去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的国家可能被打败，更不用说被一支由非白人游击队员组成的不像样子的军队打败。
有这么多的人起先是要求对越南战争在战术上重新加以考虑，最后指责这场战争是一种罪行，这并不是偶然的。对于那些受到两个世纪或者两个多世纪的自以为是的沙文主义影响的人来说，我们在越南的失败必然使他们对我们国家的事业产生怀疑，并且使他们觉得上帝已抛弃他的人民，因为他们犯了骄傲和贪婪之罪。因此，甚至那些主张现实政治的人也不知不觉地对一种越来越脆弱的、华而不实的精神大厦的垮台起了作用。
然而，对这场战争感到的失望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一种很有名的观念——认为我们国家有道德并且无所不能的观念——如此迅速地瓦解的原因。如果同这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的不是还有种族危机、城市的衰落、官方和民众的暴力行动越来越加剧的局面，以及我们必须同一个既无决心又无能力进行有效统治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局面的其他表现（对于牢牢控制着国家财富和权力的一小撮人，我们如果不称之为统治阶级，还能有其他什么称呼呢？）——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这种失望情绪本来肯定是会潜伏着的、长期存在的。例如，在我们想到我们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我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青年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造反行动。但是，我们的青年抛弃他们的双亲、学校和社会的准则时远不止是对战争本身作出反应，因此人们很难相信战争结束将导致他们的造反行动结束。
在我们国家的抱负和我们国家的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的暴露已使我们年青人和老年人都感到震惊。这种巨大差距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在作了十五年以上的持续努力之后，竟然不能实践其取消种族隔离的保证；一个民主社会在一个接一个的总统上任后陷入了苦难，这些总统依靠结束战争的竞选纲领当选，而他们每个人都是立即使战争升级；一个按照宪法确立的政治秩序竟然认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不经国会宣布（而宪法规定要经国会宣布）就进行战争的做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竟然创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军事机器，并让这个军事机器的需求压倒其他一切需求而居于优先地位，从而的确打消了对于迫切的社会病症给予充分治疗的一切希望。
在亚洲和在国内同时发生的一些灾难，暴露了存在了几十年的蓄意的欺骗。
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欺骗性一直是更要严重得多。过去美国公众很容易相信阮文绍和阮高其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人民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相信从对危地马拉到对伊朗直到对刚果的间歇性的干涉同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那种卑鄙的干涉截然不同；相信印尼亲西方的政府肆无忌惮地屠杀五十万“共产党人”的事和我们不相干，而对于苏联不愿意允许犹太人自由移入，我们大家却应该感到愤怒和准备提出抗议；或者相信蒋介石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是合法的。的确，美国人曾变得如此麻木不仁，如此习惯于相信像奥韦尔所说的某些情况那样纯粹的谎言（本刊注：奥韦尔是英国小说家，写过预言性小说《一九八四年》），以致当年青人开始笑出声来的时候，全国感到大吃一惊。
危机的确是精神上的，但是它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自吹自擂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明显失败。
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瓦解经过了四百年左右，与此同时，一个伟大的文明一步步地走下坡路，走向衰败、堕落和绝望。也许，仁慈的上帝会赐与我们同样多的时间，但是谁也不应指望它。如果我们不能产生一个重建国家的政治组织，那么现行的秩序可能在我国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可以清楚看出，它将永远不能把现在席卷全球的革命火焰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