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5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美《挑战》月刊二十四日一期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南方爆发阶级斗争,黑人工人与种族主义的老板斗争》,副题为:《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工会出卖分子遭挫败》,摘要如下:
    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六月二十九日波及杰克逊这个最南方的城市,数百名以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城市清洁工人罢工,为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和反对实行种族歧视而斗争。工人们一年前组织了工会,成为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第一千八百八十八地方工会。
    罢工开始时,工会的全国领导机构明白表示,如果地方工会需要它们支持,须由全国领导机构来发号施令。第一千八百八十八地方工会的执行委员罗伯特·厄尔·托马斯(是基层推选的,他是产联的老会员)和工会主席卢修斯·沃尔克拒绝了这种控制。
    市政厅得不到工会的出卖分子作为调解人,就象任何一个老板一样设法击败由基层发起的联合行动。
    它们先是“建议”提高很少一点工资,不改变工作条件,也不承认工会。工人们根本不理会这个建议,他们拒绝为少数几个钱了事,尤其是因为不承认他们的工会组织。
    后来城市的老板们在地方法院获得同伙,使他们颁布法令禁止罢工、设纠察线和成立工会。城市的老板雇用了一百五十名破坏罢工的人协助没有罢工的白人司机工作。
    罢工工人的许多学生朋友设法说服他们的同学不要去充当破坏罢工的人,还为工人筹集了基金,但是事先的工作作得不够,没有能按这个方向影响他们。
    大多数工人召开了群众大会,以四百六十三票对一票表决继续罢工。基层会员表现的战斗精神和团结对全国领导机构的出卖分子是个很大的挫败。
    可是工会那些善于奉迎的人的行动在工人们中间散布了很多混乱思想,地方工会领导人催促工人去上工。
    他们要工人接受市府的最新建议:多增加一点工资,有带工资的假期,雇用所有罢工的人回原工作岗位,同工会的代表“会谈”——但是不承认工会。
    基层会员和他们推选的地方工会领导人正在设法纠正他们的错误,办法是参加工会的各种事务,并且同其他基层组织联合起来。


    【本刊讯】英《爱尔兰时报》二十九日发表了题为《勃列日涅夫的语调》的文章,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先生昨天趁着一次庆祝会的机会就俄国对外政策议程上的三个最重要的项目——中东、中国和德国问题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通篇放低了调子,这是不寻常的。
    他在阿拉木图的讲话的调子是温和的,而不是威胁性的,好像是他打招呼说,俄国决定在最近的将来保持一种完全是外交的姿态。
    他以少见的鲜明措词表示他坚持认为需要实行政治解决,而反对军事解决;必须认为这种态度也是针对不妥协派的。他说,“在中东,目前只不过是向和平方面迈出了不大的一步,可是连这一步就已经引起那些拥护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人的强烈反对……”。他对这样的反对总的表示遗憾,从而默认与美国的目的一致。
    他谈到中国时,只对西方报刊进行了指责。他说,在西方,有些人希望莫斯科和北京发生冲突,虽然领土问题的谈判进行了将近一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虽然“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祖国的民族利益和苏联人民的安全”,他希望中国也表现出像俄国代表团那样的“建设性的和有耐性的态度”。
    勃列日涅夫接着表示,他的政府对莫斯科—波恩协议感到满意。他大大宣扬这样的说法:这个协议得到华沙条约缔约国一致的坚决的支持。(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一定会对这种说法特别感到恼火。)
    俄国在国内史上经历着一个特别困难的时期,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它的农业一直管理不当,消费品供不应求,反政府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和作家——进行的地下反对活动越来越加强;“思想”警察比斯大林逝世后的任何时候都更活跃。
    有种种很有道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竟然急于避免——至少在目前——推行战斗性的对外政策。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在领导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权斗争。今年早些时候曾有迹象表明在决策方面迟疑。随后一些高级人物连续患病,这也说明迟疑的原因。俄国国内目前正处于不定的局面。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十一日刊载了该报记者赛科夫斯基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人又一次向北京挥动橄榄枝》,摘要如下:
    俄国人正在再次向中国共产党人公开伸出一枝橄榄枝。
    他们刚刚同西德握手,表示和解,看来现在正在转而注视东方,企图稳定他们和北京的关系。
    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已经声明,苏联准备“大力促进”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和苏中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
    勃列日涅夫选择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场所来发表他这篇最新的范围广泛的对外政策讲话。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新疆省接壤,这里的边界曾是发生中苏冲突的地点。
    勃列日涅夫对西方对苏联和西德的最近条约的解释很敏感,他攻击这样一种论点,即:苏联通过签订这个条约,就可以放手“加强对中国的压力”。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表明,苏联人不会放松他们军事上的警惕。他说,“我们不会放弃自己祖国的民族利益和苏联人民的安全。”
    甚至在俄国人在中苏边界上集结重兵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向中国人建议恢复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意味深长的是,勃列日涅夫是谈改善“国家”关系。仍然没有暗示要努力弥合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严重分裂。
    人们认为,苏联目前进行的“和平攻势”——它也涉及中东和美国——的背后动机是希望在所有战线上稳定关系,并且控制住变化不定的地区。
    政治观察家们认为,苏联需要一个相对的政治上和平时期,以便扩大同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及集中力量发展它自己的技术落后的经济。
    人们还认为,苏联党的领导希望可以向明年三月举行的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报告,它已经改进了莫斯科的对外关系,而且实现了国际局势的很大缓和。


    【塔斯社阿什哈巴德三十一日电】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从阿拉木图到达苏维埃土库曼首都。
    【塔斯社杜尚别一日电】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今天到达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
    【塔斯社阿什哈巴德一日电】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今天在中亚细亚的苏维埃共和国土库曼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
    勃列日涅夫在谈到整个苏联的形势时,指出了近几年来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就。他还强调指出了苏联人民在五年计划结束阶段面临的各项任务。
    勃列日涅夫最后谈到当前国际形势的某些问题。


    【本刊讯】七月六日的一期美国《新闻周刊》以《一九七○年的精神六个历史学家思考美国精神上的毛病》为总标题,刊登了六名美国历史学家写的文章和编者彼得·戈德曼写的前言。
    本刊在七月十五日曾在第一版转载香港《新晚报》有关这一组文章的综合报道。现在根据美《新闻周刊》原文,摘要连载。下面是编者前言的摘要。
    在今年美国诞生第一百九十四周年纪念日,我们仍将听到讲演。我们将悬挂国旗,燃放爆竹,佇立在成千条的大街上观看乐队和指挥乐队的人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我们将再次得到保证,我们仍然是上帝心爱的人民,是世界的希望。但是,我们今年的七月四日庆祝活动明显而令人痛心地缺少一些东西。我们由于悲观而并不十分愉快,但是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焦虑的春天而进入了一个没有把握的夏天。而且美国的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似乎并不象美国的过去那样总是充满希望。我们主要意识到的是使我们分开的东西,而不是使我们团结的东西,这使我们感到痛苦,我们一些头脑十分清醒的朝野人物对我们共同的前途感到不安。
    在今年庆祝独立日的时候,美国人的精神处于衰退之中——这是一种心灵的消沉,是如此的明显,以致这种心情本身就可能构成一种美国危机。在下面的文章中,六个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了这种毛病,他们对其起源、深度和意义的估价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但是他们谁也不怀疑这个国家本身出了某种麻烦。当代的历史是动荡的,这使美国人由于年龄,由于种族甚至由于阶级彼此疏远了。带硬顶帽(指建筑工人)佩有工会标记的工人,在华尔街的街垒上保卫这个制度不受自己的造反的孩子的破坏。就是国旗这个美国不可分裂的象征本身,对于它的一些公民来说,也已经变成了一种论战的武器。
    当然,美国以前碰到过严重的问题,其中有些正如下面这些文章所指出的,曾经使美国人非常衰弱,而且其中之一在上世纪期中事实上使美国人投入了内战。现在看来正在逐渐消失的是美国的这样一个古老的信念:它不仅能够支持得住,而且能够取得胜利——它的人民能够由于技巧、勤勉和上帝的保祐,克服任何毛病,走向更大的荣誉。
    但是,今天,怀疑在这个共和国是共同的东西。艾森豪威尔当政的五十年代缓和了这个国家的一些分裂,掩盖了一些分裂,而肯尼迪—约翰逊当政的初期重新点燃了一些过去的信念,认为美国确实可能克服它自己的缺陷和世界的缺陷。但是衰微了的新的一九七○年的精神由于五年多的战争、通货膨胀、贫民窟动乱、校园造反和政治谋杀而在美国悄悄地形成了。约翰逊在当政后期已经不再能够使美国人感到鼓舞了;尼克松现在则只是偶而才试图这样做。美国的不谐和音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声和难以控制。左翼预言会进行镇压,右翼则预言会出现无政府状态。而仍然占美国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只是为了让人听到他们的意见而进行劳作。
    下面的文章所一致的看法只是:美国的灵魂出了某种毛病;对于这个毛病是什么,美国应如何克服的问题,这些文章是意见分歧的。他们中间最悲观的人是安德鲁·哈克(《新晚报》译为安特莱·海克),他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且相对地来说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美国时代由于奢侈逸乐而正在消失。六个历史学家中最左的两个是吉诺维斯和林德。吉诺维斯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林德是一个“抵抗运动”积极分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这个毛病的真正根源——而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得救之路。
    其他的人则不那么绝对,但同样感到不安。史密森氏学会的丹尼尔布尔斯廷是得到尼克松政府中的某些人敬慕的一个中间派。他认为,这种危机主要是神经性的——美国人真正患的是一种关于从战争到贫穷到饮水的质量的每一件事情的全国“忧郁症”。阿瑟·小施莱辛格,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人。他认为,在一个技术时代,光是历史前进的非常杂乱的速率已经使美国所有老的问题都混在一起了,造成了新的问题,使我们如此深刻地感到不安。哥伦比亚大学的霍夫施塔特自称是三十年代的“急进自由主义者”,他对年青人心灵上的空虚及其对更大的社会的影响感到不安。
    一些党派观念很强的批评者倾向于把联邦这种意志消沉的状况归咎于它的首席官员尼克松先生和他的代理人阿格纽、米切尔和其他等人。这个判决无疑是不公正的;战争、通货膨胀、种族危机,至少这个毛病的起源是总统继承下来的遗产。但是仍然要由他来设法消除这种毛病,而他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既不是不断的,也不是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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