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1日参考消息 第4版

    苏修半年来在外交上拼命活动,与美帝进行交易,力图在世界各地制造“慕尼黑”;英报认为在苏联西德签订条约和中东“停火”之后,苏修为“酬答”美帝,将“更加愿意帮助华盛顿在印度支那达成一项和解办法”
    【本刊讯】英《苏格兰人报》二十七日刊登了德夫·穆拉尔卡从莫斯科发出的一篇文章,题为《世界和平的希望在铁幕后面升起》,摘要如下:
    俄国人在国际事务上素来是不流露出感情的,但是目前他们对于国际舞台上的情况却流露出充满信心的乐观情绪。人们在莫斯科得到的印象是,莫斯科正处于发生重大事件的前夕。
    两个事件大大加强了苏联的信心:第一,在中东达成了三个月的停火协议,第二,和西德签订了一项非战协定。
    虽然也许这两个事件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在莫斯科,人们认为这两件事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不会轻而易举地作出解释,但是有一种潜在的感觉,认为这些吉兆的开头可能对另一个冲突地区,即印度支那,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果认为可能达成了某种大笔交易,或甚至达成了这样的谅解,那是错误的。然而,就苏美关系的现状来看,其中可能牵涉着某种酬答的因素,这并不是不可设想的。即使双方都没有作出明确的保证,情况将仍旧是这样的。而且,只要对最近达成的这些解决办、法作深入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应当把今后岁月里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同中东的停火以及波恩和莫斯科之间签订的条约联系起来。
    中东实现停火的根本之点在于,它之所以可能,是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合作。但是,还不止于此,停火之得以实现,仅仅是因为美国人最后愿意向特拉维夫施加压力要它同意谈判。就莫斯科而言,它已经尽了最大可能来说服纳赛尔总统接受停火的冒险,而阻碍着在这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的是以色列的顽固态度。既然美国人已使得克服这一障碍成为可能,莫斯科方面就更加愿意帮助华盛顿在印度支那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了。
    但是,中东停火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同西德签订的这个条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管是对还是不对,俄国人觉得,他们同勃兰特总理达成的协议是战后欧洲的一个分水岭。它表明欧洲大陆上力量真正发生了变化,而这最后将对美国不利。勃兰特的大胆的态度在欧洲各国使馆中引起了不安,这件事一点也没有使莫斯科感到惊讶。
    莫斯科还深切地认识到,美国国务院对欧洲这个重大事件的反应是相当消极的,即使说在公开场合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持一种审慎的赞同态度。这样,波恩和莫斯科之间的协议就不能不限制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并使德国和东欧——包括苏联在内——的关系密切起来。
    由于美国人已经愿意扑灭中东民族战争的可怕战火以及美国对自己对欧洲的控制感到忧虑,所以俄国人觉察到,在今后十年内,华盛顿在心理上也需要东南亚问题得到解决。因此,在盛传美国要提出新的和平建议的情况下,美国恢复同越南共产党人举行的巴黎会谈,是一个可靠的迹象,表明尼克松总统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情绪比较克制。
    俄国人想要从两方面利用这种情绪。首先,他们将对河内做工作,劝说它抓住由此而提供的机会。其次,他们要利用这种情绪作为手段来破坏中国重新在印度支那施加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人将帮助减轻美国同河内谈判的任务。必须承认,如果莫斯科这样做,它就可能冒着危险。河内有着独立的思想,并不总是愿意听取莫斯科的劝告的。
    如果俄国人为了部分答谢美国在中东的合作而帮助使印度支那问题也取得解决的话,这无疑将对这两个大国在其它方面的双边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裁军和弹道导弹竞赛这个方面。莫斯科自然希望华盛顿为答谢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而更愿意在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俄国人强烈地认为,如果实现了这一点,那么争取持久和平的基础就会奠定,发生不测事件则除外。
    这就是俄国人近六个月来在外交上拼命活动的意图和目的。


    【美联社东京十八日电】世界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将于明年四月十五日在纽约安排四周的演出。这是剧院第一次在美国的演出。休劳克星期二作了这样的宣布。
    这个消息是在苏联出生的休劳克和苏联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谈话后宣布的。福尔采娃在日本西部的大阪万国博览会上主持莫斯科大剧院的开幕演出。
    休劳克说,苏联大剧院歌剧团和芭蕾舞团都将于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在纽约大都会新歌剧场演出。
    他还说,芭蕾舞团将在美国停留十二周,从东岸到西岸对二十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其中包括芝加哥、波士顿、底特律、华盛顿、圣路易斯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城市。
    休劳克说,大芭蕾舞团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已经在美国出现过三次。
    休劳克解释说,这次演出是根据美苏文化交流项目进行的,希望演出将促进两国“人民与人民和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他希望对美国人民“唱歌、跳舞和玩耍,而不要流血。”休劳克说:“当我星期天作为最后的安排和福尔采娃会面时,她对苏联在美国演出,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大剧院出国巡回演出是很稀少的。它于一九○九和一九六九年在巴黎演出,一九一一——一二在伦敦,一九六七年在米兰,而现在在大阪。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五日电】美国阿利文·艾利舞剧团首次访苏演出的合同今天在莫斯科签订。
    这个来自纽约的由青年演员组成的著名现代舞剧团,将于九月二十四日开始在扎波罗热演出五场。随后将在顿涅茨克、基辅、伏罗希洛夫格勒、莫斯科以及列宁格勒分别作为期一周的演出。
    这次访苏演出是国家演出经理公司根据目前的美苏文化交流协定的条款安排的。根据同一协定,作为苏联文化机构的代表莫依谢耶夫舞蹈团现在正在美国访问演出。
    艾利舞剧团是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常设剧团,该团十二年前以现代舞蹈节目进行了首次专业演出,立刻博得观众和评论家们的一致喝采。艾利经常独具一格地吸收丰富广博的美国黑人民间音乐,同时他也依靠现代和较老的古典作曲家以吸收和创作丰富多采的文化节目。
    阿利文·艾利舞剧团的演出已遍及美国,到过亚洲、非洲并数次到欧洲演出。


    【美新处圣克利门蒂二十七日电】尼克松总统说,美国和苏联有义务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和正义。
    尼克松是在八月十八日给苏联总理柯西金的信中表示这个看法的。
    下面是尼克松的信的全文:
    “谢谢你八月一日在波茨坦会议二十五周年之际写来的信。
    我和你一样认为,通过适当的谈判办法共同寻求解决具体的国际问题的可以接受的公正办法是重要的。始终不渝地继续维护和加强国际和平和正义是我们共同的义务。因此,我欢迎你——并且将和你一起——强调加强我们彼此的谅解和合作来以扩大和平和安全的基础的必要性。”
    柯西金的信说,苏联“主张加强欧洲安全的基础,发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并为达此目的,在一次全欧会议上讨论目前有待解决的问题。”


    【本刊讯】法《共和东方报》二十六日刊载了奥托·德阿布斯堡—洛兰写的一篇题为《缓和不是和平》的文章,摘要如下:
    同历年相反,今年政治家们几乎没有休假。夏季的一些重大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各国。诸如苏伊士运河上的停火和德—俄谈判导致一项所谓不使用武力条约的签订,都引起了人们那样大的注意。然而,人们只有考虑北京,就是说从世界的前景来看,人们才能够懂得最近发生的一些外交事件。
    在中东,美—苏合作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同两个超级大国有联系的政府支持谈判。开罗和耶路撒冷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就是如此。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它在财政上援助纳赛尔就是为了使他克服国内的严重困难。
    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都竭力抵制这种和平发展。
    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即美国想保护以色列和美国石油的承租权,而苏联想要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和希望巩固它最近在地中海取得的政治地位。此外,华盛顿和莫斯科双方都希望在中东保持平静,以便可以把它们的力量用到其他地方去。
    另方面,关于最近的德苏协定,人们指出,克里姆林宫在最后一分钟作出了某些超出巴尔大使传达的文件范围的让步。最好的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灵活是由于德国强硬的对抗态度的结果,它无论如何都表明了苏联对签订协定的重视。
    由于联邦共和国默认的雅尔塔协定规定的边界得到了保证,由于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默认,所以,通向符合苏联利益的欧洲安全会议的道路便打开了。实际上这意味着西方人保证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中欧各国人民想达到对远东冲突实行自决的希望便因此而被破灭了。其西部安全一旦得到保障,莫斯科就将腾出双手在其东部边界为所欲为了。
    只有两个国家实际能够在苏联目前的严重经济危机中帮助苏联,即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克里姆林宫甘愿求助于联邦共和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后者在一种政治讹诈面前更易上当。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六日刊登了亨利
    ·坦纳发自华沙的一篇文章,题为《在苏联庇护下东欧显示出民族主义倾向》,摘要如下:
    戴高乐将军应该周游一下东欧。几乎在每一个首都他都能够说:“我曾告诉你们这么做”。
    戴高乐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是可以用来最好地概括波兰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以不同的方式对苏联采取的态度的一个词儿。
    要是说戴高乐主义过去是一种强调民族利益、维护独立、坚持有权同盟主谈判一切重要问题而又不脱离联盟的政策,那么,这恰好是东欧共产党人现在所信奉的,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正在实行的一种政策。
    波兰一位记者饶有趣味地追述说,一九六六年戴高乐进行国事访问时,不谈公认的陈词滥调,而要波兰领导人“以深远和广阔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当时,这使华沙感到何等的震动。今天,这样的话却同当地的气氛是协调的。
    波兰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现在以不同的方式信奉的,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行的,是可以最好地概括为戴高乐主义式民族主义的政策,这是一种强调民族利益、维护独立、坚持有权同盟主谈判一切重要问题的政策。
    西伦凯维兹总理在七月份庆祝华沙解放二十六周年的一次仪式上,把“波兰民族及其安全”作为他正式祝酒的第一点,然后才祝“兄弟情谊”和社会主义未来。
    一位共产党报纸主编在谈话中抱怨东欧的报纸没有从莫斯科作坦率的报道。
    他又说,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有其自己的未必与小盟国的利益相同的自私的民族利益,这一点应该见诸于他的报上。
    总的来说,西方来访者发觉人们对于使东欧同苏联联系在一起的地理和军事上的现实情况非常敏感,甚至是感到畏惧的。
    大战以来,间隔了十二年,曾有两次表明要同地理和军事上的现实作对是徒劳无益的。
    苏联一九六八年对布拉格的干涉和一九五六年对布达佩斯的干涉成了痛苦的经验,所有这些政权的成员把它看成是表明独立是有限的里程碑。
    来访者,特别是在南斯拉夫,不时可以听到刺耳的反苏声。
    贝尔格莱德一位年轻的共产党记者解释说,为什么他认为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那样的干涉在他的国家里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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