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2月7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法新社莫斯科三日电】《红星报》今天刊登国防部副部长克雷洛夫的一篇文章。克雷洛夫在文章中说,苏联军队的火箭和导弹部队处于“绝对战备”状态。这位副部长说,这些部队能够“在几秒钟内”执行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的任何命令,其中包括发射火箭。


    【法新社莫斯科三日电】《红星报》今天报道,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已在昨天到达捷克斯洛伐克并视察了驻扎在那里的苏联部队。
    《红星报》未说格列奇科在捷克斯洛伐克将逗留多久。
    【美联社维也纳四日电】捷通社报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首脑胡萨克和总统斯沃博达今天同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举行了会谈。
    这则消息说,格列奇科正在视察暂时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中部集团军。这些军队是苏联占领军的部队。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五日电】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昨天说,苏联和它的华沙条约盟国必须继续改善它们的军事形势。
    塔斯社播发了这位将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对苏军的讲话。
    格列奇科说,“最近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加强武装部队。同时,华沙条约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已经增长。”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已取得的成绩上面,生活在前进并给我们规定了新的任务。国际局势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并经常作好战斗准备,这样我们对任何意外事件和不测之事就不会措手不及了。”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二十七日刊登保罗·沃尔为该报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一千六百多万只野鸭子从苏联飞到了伊朗。
    这个胡乱统计的数字在苏联知识界引起了反响。
    官方说,这是由于今年天气寒冷和野生物管理局的失职造成的罪过。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上千万只苏联野鸭的飞走却是具有思想的寓意的。为什么不给人类以这样的行动自由呢?一位教授俄国文学并曾在苏联居住过十多年的西欧教员说,这样的问题代表了苏联知识分子的情绪。
    这位差不多每两年就访问一次俄国的西欧人士发现苏联国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莫斯科和其它一些都市的百货商店拥挤不堪,因为在小一些的城镇里什么也买不到,人们牢骚满腹。知识分子的不满已经扩大到高等院校。
    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大学生们把抗议某件事情以及向当局和党提出一些讽刺性问题的手写的标语,贴在宿舍和公共建筑的墙上。这是过去见所未见的。学生们是守纪律的,但这些标语却在那里保留了几天。
    在一些家庭中可以找到用打字机打成的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意为“自编自印”——本刊注),而这些家庭以前是同这种刊物不沾边的。如果说,人们对地下出版的《纪事》的确实性及其散发的范围还有某些怀疑的话,那么,这一最新消息便驱散了这种怀疑。很多人都知道有《纪事》这样一种刊物。整个知识界都在议论着它的内容。
    几十名学生由于抄写《纪事》和其它一些刊物遭到了逮捕并被从学校里开除。但是这种抄写活动仍在继续。有些抄本是用影印机印的。这也是件新鲜事。
    据不能得到证实的消息说,现在在流传着一种通过类似美国的复制技术的照相机印制出来的一些版本。
    这样的版本只有在从事科研的专科大学里才能印制出来。
    当局和党被这种地下新工艺的出现气得暴跳如雷。
    尽管维持治安的警察对于签证限制得更加严格,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也有所加强,但人们对于弹压的恐惧心理却是减少了。
    始终有人在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


    【本刊讯】法《农业进军》一月十三日载文说:
    美国官方人士指出,苏联目前正竭力签订将在春季交货的供应牛羊肉的合同。苏联可能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美根据向这些国家购买的可能性签订这些合同,苏联的需要量为三万吨,要求在五月底以前在黑海或波罗的海各港口交货。美国官方人士指出,由于没有专用船,卖主很难保证如期交货。
    【本刊讯】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一月十五日刊登一则消息中说:
    根据可靠消息,苏联正“通过第三国家”购买更多的香港货物。
    昨天贸易界消息来源说,苏联通过那些做“转换贸易”的国家如日本及欧洲国家购买香港的货品,其中有廉价的羊毛编织品、女用衣物及长靴。
    消息说,另一方面,本港进口商人对苏联的消费品并不感兴趣。
    苏联无能力从那些和它有贸易协定的国家那里购买较昂贵的消费品,而发觉香港的产品是可以接受的。
    昨天出现在本港市场的“苏联”糖已被证实为古巴的产品。
    贸易界消息说,既然美国目前不购买古巴的糖,苏联就一定要购买并再输出。
    因为从“苏联”运来了大量的糖,而在短期内有更大量的从东欧各国运到,所以昨天在本港糖的批发价大大减低。然而,糖的零售价仍然稳定。


    【美联社加拿大维多利亚二十九日电】前任世界教会理事会秘书长胡夫特昨天说,苏联的教堂,有大量的听众。
    他在维多利亚教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说,在苏联,基督教教堂的听众,人数在五千万到六千万之间。
    他说,按人口平均计算,在列宁格勒,参加教堂听讲的人,比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还要多。


    【本刊讯】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季刊》去年九月份出版的一期刊登了爱丁堡大学政治系教授埃里克森写的文章,题目是:《走向“新的”苏联最高司令部:对“恢复朝气”的研究(一九五九——一九六九)》,摘要如下:
    有一种古老谚语说,老军人是从不死亡的,他们只是消亡了。但是在苏联,从最近登的许多讣告来看,有不少的老军人一直在死亡。他们并非全是年老的;从平均年龄来看,他们的年龄比去年的数字低,肯定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平均数字要低。在研究苏联司令部内的“恢复朝气”过程方面,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兴趣。
    看看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六五年苏联武装部队的高级指挥集团内的年龄情况,甚至是最肤浅的观察家也可以马上注意到,这两套数字是“非常不对称的”。在一九四五年,这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指挥集团;在一九六五年,它是最老的。一九四五年的元帅和高级将领的年纪主要是属于四十一——四十八岁这一类。一九六五年,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它由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一直到军区一级的陆军司令以及舰队司令所组成)的高级军官的年纪都在六十岁以上。
    此外,一九六五年也可以作为另一个统计记号,因为就在这一年,对苏联各级军官的效能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企图加快“消亡”的速度,以提拔在旁边等待着的应受提拔的较年轻的人。
    但是,对苏联军官团的任何调查,都带来在统计方面和社会学方面的一系列困难,首先,存在数字问题。第二,存在认识这个制度的“规则”的问题。
    至于数字,可以这样来处理,就是以武装部队中共产党的力量(党员人数)的数字作为军官力量(党员的身份和军官的地位或多或少是结合在一起的)的近似数。这将意味着,在全部兵力中,苏联军官人数约为百分之二十;(据估计,目前正规军的兵力约为三百二十五万,不包括准军事部队)。关于苏联军官团的这种“比例”,指出下述一点是有趣的:在一九六五年底开始工作的那些特别委员会建议:在各级司令部,在每四名苏联军官中提升一名军官。
    因此,姑不论作为一个制度的军官团的数目和特别的结构之间的不平衡,现在必须更仔细地认明“恢复朝气”过程所影响的或没有影响的那些”高级职务”。从国防部长一级一直到军区的主要任命,包括陆海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一般的”部队(陆、空、海)和“任务类型的”部队(战略火箭部队和防空)的司令部,后方勤务,地面部队各兵种(导弹、火箭、装甲和空降)的司令,军区司令部,防空区,舰队司令部,苏军在国境外的三个“集团军”(德国、北部、南部)。如果我们把副司令也包括在内,就可得出大约三百名军官这样一个数字,这为全部高级任命的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年龄范围
    在讨论谁现在属于“关键”地位以及谁将担任可能导致“关键”地位的工作以前,最好考虑一下苏联司令部内的“年龄问题”,考虑一下苏联在“恢复朝气”方面的初步反应。概括说来,所讨论的“指挥集团”的年龄分为五类:
    一、六十九岁以上:总参谋长扎哈罗夫元帅。
    二、六十五岁以上:格列奇科元帅、克雷洛夫元帅。
    三、六十岁以上:巴夫洛夫斯基将军、什捷缅科将军。
    (从第一到第三类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军官、陆军和高级军事行政军官。)
    四、六十岁以下、四十五岁以上:戈尔什科夫、托卢勃科、雅库鲍夫斯基、奥加尔科夫、马里亚欣、巴季茨基。
    这一类的范围相当大,高级成员在军事领导集团内居于很高的地位,而像奥加尔科夫和马里亚欣等人进行了突破,最后是一些低级将领。在这一类人中,大部分在战争期间都担任过团长到师长的职务,最年轻的是尉级军官,而在战后,则要看是否受到较高的军事教育而定。
    五、四十五岁以下:一大批上校和低级将领,其中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出生的人曾作为军士参加过上次战争。
    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把一种“恢复朝气”过程强加给苏联的司令部和武装部队。据他自己承认,他的复员行动在一九六○年迫使二十五万军官退伍,“有计划的提升”产生了四百五十四名新将军。这个计划是要使苏联部队适应于军事技术的革命,让具有必需的技术技能和教育条件的较年轻的军官参加进来。赫鲁晓夫对军官
    但是,一般地说,赫鲁晓夫未能对第一类和第二类进行很大的侵犯。这两类人牢牢地控制了军事部队。赫鲁晓夫既下台,恢复朝气的过程就重新开始了,从一九六五年“审查军官”开始。在一九六六年任命卢卡申上将为古萨科夫斯基上将的第一副手时,这个过程的势头更大了。
    卢卡申至少是在他的公开声明中,表示自己对于由于年纪大而“不能在常备部队发挥自己的力量”的军官感到不耐烦。
    卢卡申特别强调副司令的重要性。帮助“老”司令或多或少是无限期地呆下去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就是任命一些年老无能的副司令,从而就消除了对其直接的上级和保护人的任何威胁。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副司令都是老而无用的;更糟的是,一个真正有魄力、有才干的副手不大可能被提升,这恰恰是由于他的首长需要他的技术和才能以使自己提升,因而就阻挠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下属晋级。
    对干部的压力是完全不平衡的,在上面和下面之间造成了很大的悬殊。在低级,退伍的速度在最初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到三十五岁就算“老”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一九六○年抱怨说,“甚至团长也不能肯定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在上层,这个制度的实施情况恰恰相反。
    干部的年龄分布的不平衡和在军官的两端(低级和高级)的危机,清楚反映在对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颁布的“普遍义务兵役法”的修正上。
    根据一九六七年的法律,高级将领——相当于三星以上的将军——继续任职到六十岁,这时,他们可能被调到最低一类的后备役(第三类)。相当于一星和二星的将领的退休年龄仍规定在五十五岁;但是现在上校在四十五岁就退休(比他们以前的服役期限减少五年)。中校也在四十五岁退伍——退伍的年龄未变。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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