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日东京消息：
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决定在今年五月二十二、二十四两天，在东京文京公会堂隆重公演芭蕾舞剧《白毛女》。
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早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公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从那时以后，该团在日本各地先后演出了一百七十多场，大获各方好评。最近各方纷纷要求该团再次演出。
松山芭蕾舞团从一九五八年二月曾到中国访问两月，并在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各大城市公演《白毛女》芭蕾舞剧，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六四年秋，中国将《白毛女》编成芭蕾舞剧，并首次由上海舞蹈学校演出。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作为文艺革命一环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舞台，成为革命样板戏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团长清水正夫在访问中国时，一遍又一遍地仔细观看了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回国后和全团积极研究学习，准备今年五月的公演。
清水正夫就这次《白毛女》的公演发表谈话说：
“一九五五年我们最初公演的芭蕾舞剧，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着手编剧的。当时我们想借《白毛女》这个故事在日本提出一些问题。当时演出的目的不仅仅是介绍国外的革命文艺，而更重要的是吸取它的精神，作为对日本的现实提出新的问题。
“从那时以后《白毛女》演出了一百七十多场，到一九六一年以后就没有再演。这一一期间之所以没有上演，主要是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新的《白毛女》芭蕾舞剧诞生了。我们要向中国学习，以日本的现状言，现在再次上演《白毛女》又有其现实的意义。这次演出的《白毛女》和过去的不同了，而且日本情况也和那时的情况不同。因此，上演《白毛女》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法新社香港一日电】北京今天第一次就尼克松总统的国情咨文发表评论。它谴责这篇咨文是美国走投无路急剧没落但仍要继续侵略的一篇自供状。
新华社对尼克松的人身攻击是中美大使会谈一月二十日开始以来最猛烈的一次。它称这篇咨文“调子之低沉，内容之空洞”为尼克松历届前任的咨文所不及。
这篇一千四百字的官方评论表示感到愤怒的是，尼克松对日本的政策以及他“要加紧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决心。
新华社援引了尼克松的这一些话：“日美两国的友谊和合作建立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新基础，这一友谊和合作是太平洋和平的枢纽”。
这就是说要加紧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以作为“美帝国主义镇压和奴役亚洲各国人民的工具”。新华社要求亚洲各国人民保持“极大的警惕”。
关于美苏关系问题，新华社援引尼克松的话说，“如果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里要有和平的局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将是美苏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它谴责这番话是表明，美苏企图争霸和瓜分世界。
对美苏勾结的指责是北京过去三周来的第一次，中国在一月十二日就台湾问题向莫斯科提出的抗议除外。
但是这篇评论没有提到尼克松表示希望避免同中国发生冲突，希望为和平解决中美分歧奠定巩固基础这类话。
新华社评论的整个语调是一种瞧不起的调子。它说尼克松的咨文表明他面对着“国内外一副无法挽救的烂摊子”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
评论说，面对着这样一副烂摊子，一心想推行美国“侵略计划”的尼克松现在力图要它的“仆从国”来分摊战争重担，而由美国来坐收其果。
新华社说尼克松的咨文是“一篇绝纱的反面教材”，“它进一步帮助世界人民、美国人民认清美帝纸老虎的本质”。
【德新社莫斯科三十一日电】苏联谈国际政治的杂志《在国外》今天指责共产党中国人企图在最近在华沙举行的中美会谈上博得在一旦苏联攻击中国时得到美国援助的保证。
这家杂志对美国和中国的外交代表们在华沙举行的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议进行了措词激烈的攻击，指责中国领导人准备对苏联进行军事挑衅。
【南通社莫斯科三十一日电】中国今天受到指责，说它正在策划对苏联进行军事挑衅和加剧苏中边界的紧张局势。
自从苏联同中国就边界问题开始进行秘密谈判以后，北京在将近四个月以来没有谈到过苏中边界上的紧张局势。然而，苏联《在国外》周刊在最近一期中评论了华盛顿和北京的代表们在华沙的接触，并且还谈到了边界紧张局势的加剧。
由于苏联所有的消息中都没有谈到苏中谈判的进行情况，所以，人们首先认为《在国外》的这篇文章是对香港的亲北京报纸《大公报》的一篇文章的反应。《大公报》最近发表了这种看法：未达成谅解要由苏方负责。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二十五、二十六日译载日本和光大学美术史教授宫川寅雄发表在今年一月份《日中文化交流》月刊上的一篇访华观感。宫川寅雄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去年十一月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文章摘要如下：
这次到中国访问，我衷心的希望能到中国的大学去参观，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现状。近两年期间，日本的大学发生了学潮，对日本大学的本质、教学等进行了批判。这是一桩很有意义的事。进一步追究下去，大学和学问带有阶级性就表现出来了。在日本的学潮中，暴露出教授享有本单位授予的特权和考试制度的弊病，教授会也以权威自居，驾临自治和学问之上，等等。当然，中国和日本在社会构造上是不相同的。看到日本大学的斗争，再看看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学教育革命，对我来说，确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当局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让我们参观了我们想去访问的广州中山医学院。
十一月二十七日午后二时过后，我们自广州的下榻处——广东迎宾馆出发，乘汽车到中山医学院。沿途只见道旁树丛开满了紫荆花和鲜红的大红花。到达大学门前，大学的革委会，党委会负责人，解放军和工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教授、学生多人出来欢迎我们。我们被引进会议室，经过一番介绍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古周全向我们介绍了中山医学院的教育革命概要。
中山医学院是解放前的中山医学院、光华医学院、岭南医学院合并成立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大学无论在制度上管理上都无例外，走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由少数的专家掌握了行政管理大权，个人名利主义充满着这个学校。教育方针就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和脱离人民的所谓“三脱离”道路。在这个大学里，一年级的学生医学根本碰不上，读了三年后还不许临床，读了六年，也从未和工农接近过。毛主席曾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号召教育改革，但是遭到刘少奇代理人的阻挠，未能实现。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革命小将起来造反才把刘少奇的代理人打倒。一九六八年夏天，毛主席发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指示，中山医学院的师生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
一九六八年十月，这个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一千四百人下放到远隔广州的龙川、和平等五个县的农村。这些知识分子进入农村，和贫下中农同住，同吃，同劳动，同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阶级教育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教师和学生，获得了“好社员”的称号。
在下放期间，师生们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村患者治病防病，对五千病者施行了手术。在广东博罗县，师生们帮助当地创立了医务人员训练班，在农村建立起医疗阵地，并且克服了一向重西医的倾向，实行中西医结合。现在这个大学的师生正在转战各地农村，并且有大量的农村“赤脚医生”参加了这支革命的医疗队伍。
古周全副主任介绍完之后，一位神经科的女医生梁秀玲和学生李素兴先后报告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体会。梁秀玲的讲话侧重于她自己怎样克服偏重西医的思想。李素兴的报告着重于他到农村人民公社以后，怎样进行斗私批修。两位的报告极其生动有说服力。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谈。
经过说明和报告后，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都获得解答。我们的问题多半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动向，特别是现阶段的教育情况。
如古副主任所说的，当文化大革命进行时，师生中间由于受到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的挑拨，分裂成为两派。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实现了大联合。大部分受批判的人重新被解放，并担负起新的任务。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学生）被选为大学革委会的主任，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学生出身）有的担任了广东省革委会常委。
中山医学院革委会成员有革命干部七人，教师十一人，学生七人，原大学里的工人二人，解放军二人，共为二十九人。革委会的常委有革命干部三人，解放军一人，群众组织的代表四人。这些常委工作很繁重，但都不脱离生产。这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校行政当局比较，实行精兵简政，人员少了三分之二。
党委会虽未成立，但已决定在最近经过讨论后就要成立。目前由工人和解放军的党代表以及革委会的党代表组成领导小组，指导整党、建党工作，建立一元化的领导体系。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无论大学或其他单位都是沿着三结合、一元化领导的革命路线推进。（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这一天我们一直访问到夕阳西沉，天色黑暗，我们提出的问题获得解答后才离校，主人殷殷送到大门外并亲切道别。这历时四小时的访问内容丰富，我在这里所能写出的不到三分之一。
我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听从毛主席的教导，推动斗批改不断前进的中国友人表示衷心的敬意。
如所周知，毛主席对文革中的教育革命，一向非常重视。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制订的十六条中就规定：“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埸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塌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沏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是一个大方向，表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还须要化几十年的时间加以克服。十六条里还规定：“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沏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关于教育革命的路线。
中国的教育革命主要是依靠革命学生、教师、工人以及其他积极分子。
目前，小学、初级中学到高中已经复课，大学的再开已经上了日程。一九六八年七月，毛主席的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里已经清楚地指明了中国大学的方向。我所看到的中山医学院的教育革命和它的展望，正是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方向发展的。
在我的访华见闻中，全国理工科大学的再开已见诸于日程之上了，不但有新的制度，新的内容。而且在不断展开教育革命的同时，也不断与生产密切接触，起着促进生产的作用。
社会科学系统的大学还未见登上日程，但是它的大方向则已经决定了。大学的教育改革实际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环，是一定要实现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大学改革，今后必将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视听关注，成为全世界人民研究和学习的对象。据我所知，中国的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停止。旧的教育制度的机能确实停止了，破坏了，但是新的大学也胎动起来了。
我回到迎宾馆，一面吃着晚饭，一面沉思着中国文革之下的这一场教育革命，同时也想到在不同的地点，日本大学里发生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