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十七日至十九日连载了新西兰道格拉斯·莱克的一篇文章，题为《我在新中国六年的印象》。现将这篇文章摘要转载如下：
（原编者注：本文作者道格拉斯·莱克是新西兰人，曾在新西兰外交部任职，到中国之前，是个新闻记者。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偕其夫人及三个女儿前往中国，在中国居住了六年多，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归返新西兰。在中国居留期间，莱克在《北京周报》社里担任校阅英文译稿的工作；回到新西兰后，曾应邀在新西兰许多大小城市举行演讲。他在惠灵顿的《晚邮报》上发表了连载文章，畅谈其旅居中国的观感。）
过去两年内，我在中国出席了许许多多的会议；会议上的发言人经常都是这么开始：“我要说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它只表明我对事情了解的程度。我的政治水平不高，我对事情的了解也很有限。如果我说的有不足或错误的地方，希望你们能指出来。”
我想不出其它比上文更好的字句来作为一篇谈论有关中国的文章的开头。它不断发人深思，促使人们去深一层了解中国的社会秩序怎样使到数亿劳动人民那么意气风发。
他们作为劳动人民，明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互相交换意见，并把这些意见付诸于实践，这是极为重要的。他们也知道，个人的经验非常有限，唯有综合集体的意见，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种人人有权表达意见，并将这些意见交给集体去考虑的集体民主，正是毛泽东主席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通过这种集体民主的进展，中国人民正在明智地创造历史。
我年纪越大时，我越明白在生活上委实没有真正简易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去尝试探求事物的本质。我觉得去探求中国的本质是很重要的。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谈谈我对中国本质的认识并将论述一些新西兰人感到特别有兴趣的问题。第一件事物
关于中国的第一件特出的事物是：中国的社会是一个革命的社会。这是一个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个国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指南（非常完整地概括在毛泽东主席的著作里）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在人类生活史上不断地开展。有时，这斗争是公开化的，有时则是暗地里的，有时是采用和平方式，有时则是采用暴力手段。
中国现在已从文化革命中浮升出来。这场社会风暴是中国及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第一场革命。我说这是第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是因为我相信，在中国，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化革命；或许在这个世纪里还会有一两次；它们的形式也许会不同，但是内容和目的将是一样的。
在中国刚发生过的动荡，有它自己精确的定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大”的，因为它的规模以及它要达到的目标都很大；它是“无产阶级”的，因为它宣称的目标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它是“文化”的，因为它包括了各种的思想领域：诸如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戏剧、法律、经济，简单一句话，就是各个思想领域中新与旧的思想的斗争；它是一场“革命”，因为它牵涉到激烈的变更。这激烈变更的目的是——那些掌握了政治权势而不准备继续明智地、自觉地去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他们的权势应被剥夺，这些权势应移交到那些准备这么做的人的手里。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文化革命的过程表明了人民对毛主席路线的拥护。它可以最好地被譬喻为“社会工程”的大实习
——一场自由，但却没有失去控制的大实习。我们都很熟悉改造自然的观念；在新西兰，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例子。在中国，毛主席则开展改造人类灵魂的运动，并建立一个强调大众利益、一个最推崇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顾个人得失的人的社会，而摒弃强调个人和私人利益的社会。有人或许会问，这有什么新鲜呢？事实是：中国人民正在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探寻完成这项目标新方法的工作。
文化革命并不是一场没有韵律和缘由的无谓运动，也不是一场不同派别的野心家们争夺个人权利的斗争。文化革命是一场政治斗争，其问题是政权——应该由谁掌握政权以及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在我看来，这问题现已解决；那些相信中国仍须继续革命、继续进行建设社会主义工作的人已取得了胜利。
我相信这一点是当今在中国发生事件中的本质。正如中国人民自己说的，他们正在进行着使社会的上层建筑（即思想领域）跟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工作。我把这项工作称为“社会工程”。中国人民认为，假如他们不这么做，旧的思想、旧的习俗，以及旧的行为便会猖獗起来，有一天这些旧东西就要得势；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便要改变，而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万里长征中的另一步
好几个新西兰人对我说，毛泽东主席常常能提出人人都能接受的哲理。我觉得这话颇有道理，而且毛泽东主席也反复警告不要盲目接受任何人的观点。在以后的年代里，我相信中国劳动人民将会取得“社会工程”的新技术，以便将这些哲理付诸于实践。
一九四九年，当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三十年艰苦的和复杂的政治及武装斗争后夺取了政权时，毛泽东主席说这仅仅象征着万里长征第一步。今天，我们就较能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我想，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场规模庞大、历程复杂的文化革命也仅仅是长征中的另一步。
或许文化革命的突出成就就是中国现在所强调的两点。第一、劳动人民、劳动阶级（不是官僚们）必须领导一切；他们有最实际的经验，而且属于人民的多数。第二、由于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民正在农村工作，以及被鼓励前往农村工作，社会服务工作亦须深入到农村去。
因而，在农村中，医药服务、革命化的教育服务、新的工业，全都蓬勃地发展起来。一九六八年，所有的年轻医科毕业生都坚持前往遥远、偏僻的农村地区去为公社社员们服务。（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知识分子下放
当前的一项重要问题是协助城市里的行政干部，帮忙他们安排转移到农村去居住。
这是一个克服官僚作风、简化行政、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以及减少没有替社会从事生产的人数的方法。当我们旅行经过江西省会南昌市时，我们见到许多载满干部的运输卡车，他们携带了家眷及家具用品，准备前往农村，并永久住在那儿。
这只是文化革命新面貌中的一个小侧面罢了。人们再也不向往白领（指坐办公室靠领薪水生活的人
——本刊注）的工作。行政人员的人数有大幅度的减少（在一些情况下，减少了百分之七十），报界方面的工作人员也减少了许多；人们同时了解到，必须采取实际的步骤，使知识分子和行政人员能跟种稻给他们吃的农民以及生产物品给他们用的工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怎样才能了解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想的是什么，需要的又是什么呢？中国人说，唯一的途径是去同他们一边生活，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新教育制度正建立起来
旧的教育制度已趋死亡，一个新的教育制度正在建立中。新的教育制度将是怎样的呢？现在尚言之过早。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我们所熟悉的考试制度已被扔掉了。学校已复课，但有许多学生都离校前往西部和东北去开辟新天地。新的大学生很可能是有实际技艺的成熟工人及农民（没有年龄的限制），或者是曾在工业或农业方面工作了两年至五年而被他们的工作伙伴推选出来的知识分子。这是符合毛主席关于教育方面的教导；毛泽东主席强调第一手的实际经验，而不是第二手的死记来的学问。他说，读书是一种学习，实践也是一种学习；这两种学习中，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新中国的新气象
关于今日中国人民的一般情况，我应说他们朝气蓬勃。中国已从一个穷困、落后的国家改变为一个进步、现代化的国家。在某些方面，她仍然贫乏，但在其他方面，她非常富裕。在各处都可见到新与旧的痕迹。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点，每一个游客也可以观察出来。中国人民在短时期内走过了一条很长的道路，而且，他们满有信心，他们相信在未来他们可走得更快、更远。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里也会有差异。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景象：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足够的食物吃和足够的衣服穿，也都有房子住。而且，每个人都有工作，文化革命正把教育和医药卫生服务大力推广。在中国，没有通货膨胀，物价稳定或在下降中。我们居留在中国六年里，看到了食物、衣着，以及其他消费品在数量方面、质量方面和种类方面都不断改善着。
多数的新西兰人在考虑到中国人民拥有的物质时，不以为中国人民是富裕的。在中国，许多人都拥有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包括半导体收音机），但并没有汽车、电视机之类的东西。我也不曾在中国人的家中见过“满铺的地毯”，或电冰箱。一般家庭的布置很简单，家中的小器具也不多（这或许是节省劳力的设计）。但是，在中国料理一个家庭要比在新西兰容易得多，也许是大多数人都是在工作场所用餐的关系。我不以为中国人民对我们拥有的物质和我们常有的烦恼会有所羡慕。在中国，分期付款是闻所未闻的，所得税亦是如此（我想，只有一小部份在过去领取了财产赔偿金的有钱佬要付一些所得税，其他的人则不必）。此外，也没有酗酒、娼妓或吸毒这类东西。巨大的革命成果
文化革命导致了一些经济的损坏是实在的事。这原是预料到的。但是，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却在文化革命中蓬勃发展起来。在一九六七年，各种农业生产都得到了丰收；这不只是气候一般上都很好的原故，而且是因为田地里的工作做得好，同时技术也不断在改进。这几年，农业又一次得到了更好的收成。
一九六八年十月当我们在上海时，我们会见了一些青年工人，这群年青工人和年纪较大的干部一样身负重责；他们在政治上的成熟是我们在中国最后一个旅程中得到的特出印象。
在文化革命中，他们是站在最前面的人。他们宣称（且拥有数目字可证明）文化革命以后上海的生产产生了飞跃，他们还预料，将来会有更大的增加。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大家对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有深一层的认识，所以他们将干得更加起劲；而且，新的思想将更迅速地涌现出来，更快地在实践中接受考验。强调简朴的好风气
同时，在过去，物质刺激（比如奖金之类的东西）成为薪金制的一环。在文化革命中，这类物质刺激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因为它被认为是反社会主义的
——只鼓励人民自私自利，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而不是为集体的利益。
近年来许多人写了有关这富裕社会的文章。我看中国并不打算建设这样的社会。
例如，新西兰拥有一百万辆私人的摩托交通工具；那中国就需要二万万到三万万辆。中国并非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管将来会怎样，中国今日的资源大量投入在灌溉、电气化、造林，以及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方面；目的在于使到每个地区，每个省份，甚至每个县都大体上能自给自足。
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他们已经拥有、或正在寻求他们需要的一切东西。然而，他们仍然强调权力、节约及朴实生活。浪费、懒惰以及不负责任都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胸怀世界的伟大志向
由上面颁布纪律叫人民遵守是罕有的事；但人人都建立了自觉的纪律。人民都觉得工厂、农场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知道，倘若他们降低生产的成本，他们也同时降低了物价；倘若他们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那大家都能受惠。
先前我说过，中国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在中国国内，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在国外，这意味着中国将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今天在中国有句很流行的话：“站在家门口，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人家对我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中国人民不能只顾自己，而应该关心世界上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命运。诚然，这是个阶级观点，因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包括了美国的受薪工人，也包括了印度的农民。（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参观“五·七”干校
在这次访华时，我们有机会参观了“五·七”干校。这种所谓“五·七”干校，是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创办的，今天，已经在中国各地举办。我们参观的是设在北京郊区的东城区“五·七”干校。
毛主席的这个“五·七指示”，是指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给林彪副主席的信中提出的号召而言的。毛主席在这封信中号召要把全国所有省市建成既进行工业生产又进行农业生产，既有文化又有军事的革命化的大学校。解放军战士、工人、农民、学生，还有服务行业、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都要以本职为主兼学别样，都要培养成具有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我们最初认为这种所谓“五·七”干校，大概就是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干部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参加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的地方。这个东城区“五·七”干校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建立的，来自北京市东城区三十个单位一千三百九十八名男女干部在这里学习。他们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搞群众运动，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在北京市郊区开垦荒地，挖掘水井，盖宿舍、建造肥料工厂和农业加工厂。在这里，他们过着集体生活，同时，进行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他们努力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正在把自己锻炼成为自觉建设社会的有教养的人。在这里，不是需要特别的天才。有时候，邀请先进的工人、贫下中农做报告，但主要是自己本身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锻炼自己。听介绍后知道，希望进“五·七”干校的人很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批判并且还未被解放的干部，无论如何也不能进校。没有解放的干部，是革命群众认为他的自我批评不充分的、有待进行彻底批判的干部。
看来，“干部”的说法，中国话使用的范围比日本话的范围和意义要广泛得多，如果用日本话来说，在机关工作的事务职员都属于“干部”的范畴。现在，北京市东城区各机关干部，大部分都希望到农村或干校去，行政机构大大精简，只留下不到原有人数十分之一的人坚持工作。苏联，也有“高级党校”形式的干部学校，但它要经过严格的选拔，招收入数很少，是培养党和国家最高级干部特殊的特权学校。
中国的“五·七”干校，是作为群众运动由广大群众自己建立的。在这种学校里，广大干部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从受到偏于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任何一方的阶级社会的残余影响的人，锻炼成为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由于城市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不能收容那么多，如果建立这种类型的学校，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如果在这样的学校过集体生活，就有以下优点，能和许多先进人物生活在一起，能够受到很好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一进入这样的学校，都是具有同样倾向的人生活在一起，会形成宗派，反而容易产生和在城市工作时差不多的现象。可能有以下缺点：不易接受工人、特别是贫下中农直接的阶级教育，不易切身体会他们的阶级感情和生活感情。因此，这个学校的学生尽可能轮流到附近的贫下中农家里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为克服以上缺点而进行了努力。有些干部认为，进了这样的学校后，就是“好好劳动，吃好、睡好”，犯了丢掉“继续革命”的自觉性的错误。在这里，不是“拿起锄头，放下笔”，而是要求“扛起锄头拿起笔，改造世界观，改造世界”。
毛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我认为，“五·七”干校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宏伟的设想，它要把全中国变成培养那样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大学校。我认为这是最革命的，是世界上的第一次尝试。（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