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七日刊登威廉
·怀特的一篇报道，题为《承认北京打击了美国的立场》，摘要如下：
加拿大决定同共产党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事，表明美国所作的长期的、并且截至目前为止取得了成功的努力——把一个国家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开始完结了。
华盛顿整个外交界现在正在私下谈论这样一件事：西方其他盟友在这个问题上正变得动摇起来，不会再长期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中国赤色分子了。
当然，加拿大的这一行动对其他国家帮了大忙，使它们能够合乎情理地转变为亲北京的立场。因为它们可以这样说：如果美国最近的邻国——并且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可以改变立场，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可以？
由于干得有失礼仪，仪这里认为特鲁多的作法是无端的挑衅，特别是采取这一行动所选择的时间。因为我们正处在就接纳共产党中国的问题在联合国进行每年一度的斗争的前夕，共产党中国通过几乎一切可能的方式违反联合国宪章。
因此，选择这个时候踢老朋友一脚是不怎么公平的。
尤其是，所发生的事情典型地说明了在维护“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边界”（当然，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明白的现实是，这是的的确确仅仅由一边——美国
——来保卫的世界上最长的防御边界）的良好关系方面存在着真正的和看来不可弥补的困难。
〔本刊编者按：本文作者新谷明生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的作者之一，今年五月间曾率领日本反修青年访华团访华。这篇文章从八月九日起在日本《长周新闻》（三日刊）上连续发表，尚未写完。本刊从今天开始将已经发表的部分予以转载，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都是原有的。〕访问世界革命的根据地
这次由于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有机会从五月二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大约五十天的访问。我想谈谈对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在持续跃进的今天的中国的几点印象。
首先想说明一下接受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的经过。这次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是对《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的四名作者发出的。这本书原来是以《长周新闻》上登载的我们四个人所举行的座谈会记录为基础写成。这个座谈会是我们四个人为回忆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自己在苏联的留学生活、交谈自己的体会而举行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由东京的大安书店出版，之后被译成中文，在香港发行的报纸《大公报》上连续刊载。接着，九六九年十二月由香港的三联书店以《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这本书目前在中国被广泛地阅读，在了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现实之一斑、推进中国的反修斗争方面，是一种参考材料。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四个人以“日本反修青年访华团”的名义，访问了中国。我们根据在莫斯科的五年留学生活中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经验，尤其是一九六六年以来与日本的宫本修正主义作激烈斗争的经验，很久以来就抱着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访问已经成为国际反修斗争中心的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会主义中国，加深学习。这次，承蒙中日友好协会的关照，实现了这个愿望，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同时，也坚定了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知识的决心。关于这次访问，我们确定了两个努力目标：（１）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思想；（２）正确地介绍日本人民反美帝、反垄断资本、反修斗争的现状。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参观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延安、长沙、韶山、安源、井冈山、南昌和广州等地。
我们日本反修青年访华团六月五、六日和七日这三天里，在北京有机会和中国的有关方面人士约一百七十人举行座谈会，就日本的形势、人民斗争的实际情况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现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另外，正好是在日本人民粉碎“安全条约”的斗争最高潮的时刻，我们从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十时三十分到二十三日上午二时三十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面的人民大会堂里，和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四个小时。在这次会见中，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先生也在座。与周总理会见时的情形的速记纪录全文，已经在《长周新闻》和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的机关报《日本和中国》上面刊登和介绍了。
我们在这次访问中所学到的东西，我想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①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状；②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③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井冈山和延安根据地的斗争史）。对这几部分内容，大家都想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各个方面去学习，所以学习欲望十分强烈。
在结束我们五十天的访问的时候，我们应在中国发行的《人民中国》杂志（月刊）编辑部的要求，举行了两天座谈会，交谈了这次访问中国的印象。这个座谈会的内容已决定在最近发行的《人民中国》上刊登。
我们确信，通过这次访问，在进一步加深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在北京我们还和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的朋友们重逢。所说的印度尼西亚朋友，就是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的两位女儿，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和她们一道进行过反修斗争。据说她们俩人在今年二月才取得了三年来的斗争的胜利，从苏修当局那里拿到了到中国去的护照。所说的柬埔寨朋友，是一位在莫斯科的民族友谊大学里和我们一道在经济学院学习的青年。现在，他参加了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正在北京工作。六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市东郊的工人体育场召开了“首都人民纪念朝鲜解放祖国战争二十周年、声讨美帝国主义非法霸占台湾大会”，在我们参加这个十万人的大会的时候，突然和他在会场上相遇。
在北京和这些在莫斯科一道进行过反修斗争的朋友们重逢，决不是偶然的。我想，这正是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反修斗争的中心，成为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伟大后盾和解放区的必然的结果。（一）
【本刊讯】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十五日转载了《纽约时报》发表的蒂尔曼·德丁十四日从香港发出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北京能争取在宣布同加拿大建交的联合公报中提到这个共产党政权对台湾的主权是一个很不错的收获。尽管加拿大加以否认，说对这一提法只是表示注意到了，但是，人们仍认为在公报中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在心理上的一个胜利。
一位欧洲外交官说：“这是在台湾问题上要全世界、特别是要美国给予注意的一种干脆利落而又不寻常的办法。”
另一位欧洲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承认的代价变得更高了。我忖度，等到美国要给予承认的时候，代价将会变得多么高。”
观察家们回顾说，在法国一九六四年由承认中国国民党人转而承认共产党人的时候，北京仅仅要求法国与台北断绝关系并且实现了这一条件，当时没有提到共产党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本刊讯】美《洛杉矶时报》十四日刊登了唐纳德·布伦纳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与加拿大建交是红色中国的突破》。摘要如下：
加拿大承认共产党中国是北京文化革命后改善它的外交关系的努力中最大的突破。
加拿大是文化革命开始前不久以来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重要国家。渥太华的这个决定将使北京能在北美大陆设立它的第一个大使馆。
此外，这个决定使承认中国的国家的名单里增加了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决定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所具有的潜在影响。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四日登载了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新井十三日发回的一条消息，标题是《苏联对中加建交神经紧张，担心对国际平衡产生影响》，摘要如下：
苏联认为加拿大承认中国是预料之中的动向，虽然表示了冷静的态度，但是由于这次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这对于将来的中苏关系以及美、中、苏的三足鼎立的力量对比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此，苏联也正在保持警惕。
苏联在原则上是同意中国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参加联合国的，关于加拿大承认中国，苏联的立场也是不得不公开地表示“欢迎”。另外，指望中国“重返”国际社会使中国的“战斗性”软下来，这样一种期待，苏联不会完全没有的。不过，同中国恢复正常国家关系的工作，虽然基本上在顺利进行，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对立仍然是不能妥协的，尤其是在印度支那和中东等国际舞台上中苏的争斗今后将日趋激化。
因此，苏联对这种由于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加强而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量增大，不能不神经过敏。
加拿大的决定本身对苏联来说并不是十分惊奇的事情。
但是，这项决定当然要在联合国最近预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中反映出来，而且也肯定会促进意大利、比利时等承认中国的“后续部队”的活动。从苏联来说，更加警惕的是这会成为将来美国和日本接近中国的一个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