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本刊讯】日本社会党机关报《社会新报》九月二十日登载了参议院议员木村禧八郎写的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我看到的中国——重视人的因素的“未来之国”》。摘要如下：
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正在建设史无前例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不仅是我，对未来感兴趣的许多人不是都希望了解中国吗？在这里，想就我借这次访问中国的机会接触到的中国经济与生活，把所见所闻如实地介绍给大家。然而，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二十六倍，人口是日本的七倍有余，逗留期间只有两个星期，访问的范围也限于广州市和北京市以及郊区这样狭小的地区，所以我的见闻记真如“瞎子摸象”一样，是非常不全面的，希望读者谅解。
访问了中国，对中国的经济生活首先感到的是，日本的经济与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在中国没有，而中国的经济与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在日本则没有。
就是说，中国没有日本这样的高速度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的迅速上升），同时也没有日本那种使国民生活苦恼的通货膨胀、苛捐杂税、公害、交通事故、房荒等等。
其中值得惊异的是没有通货膨胀的中国的经济与生活。一九五○年三月在全国稳定了物价，扭转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了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局面，以后到今天，二十年中物价一直是稳定的。去年八月，医药品全部降价百分之三十七。国民生活极为稳定
在这个期间，中国遭到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由于苏联停止援助，撤回技术人员，生产遭到了破坏。尽管如此，但是物价仍保持稳定，这是十分值得惊叹的成绩。这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时的基本问题在于物价的稳定。
物价，尤其是粮食价格和房租、水电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费用都稳定在低廉的水平，所以中国人民的生活看来是非常稳定的。目前世界上好吃的东西吃得最多的国民恐怕就是七亿中国人吧——在中国居住了十几年的日本贸易公司的一位青年职员这样说。七亿人全都饱餐好吃的东西，仅仅这一件事也是了不起的。
据说工资平均是每月五十元到六十元。伙食费每月约十元，房租、水电费包括在内，居住费每月三元到四元。所以最低生活费同我国比较，是十分低廉的。农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衣服的样式和我一九五三年访问中国时的样式是一样的。男女都穿蓝色裤，白衬衫。也看到有穿裙子的妇女。日本的商业报纸报道说北京也出现了短裙，是错误的。如果只看服装，样式和一九五三年当时一样，好象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但是仔细看，衣料的质量提高了。物价下降了，所以生活提高是事实。尤其是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是明显的。证据是体温表、毛线、半导体收音机在农村中飞快地卖出去。象体温表之类的东西，中国一向是向东南亚出口的，听说因为农村需要增多，最近不能出口了。经济建设上的两种对立意见
中国物价稳定二十年之久，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那就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进而对财政、金融政策的基本方针有过两种意见的严重对立和斗争。
我这次访问中国，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譬如对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政策以及对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有矛盾和斗争的。
也许因为我学习很不够，所以这次才知道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是采取健全的财政、金融政策，还是采取通货膨胀的财政、金融政策，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派和刘少奇派之间是有过严重的对立和斗争的。贯彻健全的“财政政策”
贯彻健全的财政金融政策，是一条艰巨的道路。依靠通货膨胀的财政金融政策，是一条轻松的道路。毛主席派勇敢地选择了艰巨的道路。他们解释这样做的原因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对不能象帝国主义那样，用加重国内劳动人民的负担、剥削殖民地人民的方法来取得资金。”
因此，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资金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积累。来自国营企业的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据说，收入和支出如果出现了不平衡状态，就靠计划经济加以适当的调节，依靠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来解决，而不是靠国内外的债务，或者靠发行货币来解决。这样做的结果，自从建国以来，中国的财政保持着收支的平衡和国际收支的平衡，而且多少有些盈余。
这样，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所需的资金，而且在去年年底全部还清了本利共计四十八亿二千万人民币（约合二十亿美元）的国内债务；在一九六五年初提前全部还清了从苏联借来的本利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十五亿五千万美元）的债款。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国家。
中国没有通货膨胀，是依靠领导人的这种艰苦奋斗和中国七亿人民刻苦的、辛勤的劳动取得的。
我综合分析了各个方面，得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具备了发展条件，已逐渐达到今后要扎实前进的状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但还在进行，不是已经完成了。没有游手好闲的人
我觉得作为今后扎实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条件，可以举出下列几点：
第一，不论怎么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自力更生，健全财政，健全金融的方针，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建立起来了。彻底清算了刘少奇派提出的依靠通货膨胀、依靠外国资金的财政金融政策的主张。
第二，八年连续丰收，粮食丰富。如上所说，人民的最低生活得到了稳定。
第三，按照“精兵简政”的方针，在行政机关以及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中，管理人员减少了十分之一的样子，减下来的人都调往生产单位去，而且一般居民，也动员多余的劳动力到生产单位去。因此创造出庞大的劳动队伍和动力。这就有助于增产。目前中国人除去老年、病人、儿童以外，全都在紧张地劳动，以前那种散漫的，游手好闲的人看不见了。
第四，工厂、农村中从事生产的人们，在商店工作的人们、学生、妇女，直到解放军，都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完全改变了精神面貌。就是说，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一个中国人民都有了为什么劳动，为谁劳动的觉悟。这种觉悟就是，不单纯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且是为了中国人民，进而为了亚洲被压迫人民、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而劳动。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那里无法听到的风格高尚的语言，从工厂的工人、人民公社的农民的口中就可以听到。毛泽东主席在谈到为什么而工作时提出了这样三个战略目标：①备战；②备荒；③为人民。在谈到工作态度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毛主席提出的这些指示，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实到基层的每一个人民并得以实行。可以说，这就是和以前不同的巨大的变化。工人是管理工厂的主人
第五，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通过革命委员会参加工厂的生产管理，因此，生产热情高涨，发挥了发明创造的积极性，虽然是微小的部分，也都进行技术革新。在工厂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成了主人翁，所以工会就没有必要了。没有公害，有充实的医疗设备
中国没有工厂的公害，也没有食品的公害。然而，中国也不是不考虑对付工厂公害的办法的。北京市市内人口四百万，包括郊区人口六百万。在限制市内人口集中的同时，也由于国防上的原因，把工厂分散到地方，并正努力防止因工厂的集中造成的公害。北京的风向是由西北向东南，因此，城市的建设计划是把工厂建在东部，住宅、学校等建在西部，以防止煤烟污染城市。
据说在现在的中国，不是病人找医生，而是医生找病人。这和日本现存的无医村有天壤之别。特别是在农村，“赤脚医生”（只要有病人，马上就赶到的医生）经常跟随农民下地治病，自己也参加一些农业劳动。
通过这次访华，我了解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以及财政、金融方面的一些情况。
我感到，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真正的人的因素第一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正在为建成这个社会而奋斗。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未来之国。（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本刊讯】阿根廷南美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女作家韩素英写的《中国，二○○一年》。
作者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是“我十年来访问中国的结果”，“中国的变化、特别是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以来的变化的惊人速度，使研究中国问题的所有材料都显得过时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民族报》在书评栏内说：“韩素英分析了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取得了显著变化的一个国家人民的过去和现在。人民中国，或者说共产党中国，虽然还保留着明显的农业国的特点，但是在就人类前途展开论战的论坛上起着强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当然引起其他各国政府、其中包括苏俄政府的担心。这个新的‘世界革命强大堡垒’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苏俄的失败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