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13日参考消息 第1版

培养革命后代,一定要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养成敢想,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


    【本刊讯】据香港《文汇报》三日报道,日本第五次访华学生友好参观团一行一百二十八人,在我国参观访问三周后,二日下午由穗抵港,三日乘飞机返东京。
    团长小宫秀雄,副因长片冈宏,事务局长远山一郎,事务局次长饭田升在会见记者时,表示此行获得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他们说,他们看到全中国人民正在兴高彩烈,满怀激情,准备迎接新中国建国二十周年光辉节日的来临,将进行极其热烈的各项庆祝活动。他们看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国青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参观各地人民公社、工厂、学校后,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又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他们指出,他们在中国目睹的一切,使他们在日本国内听到的对中国的造谣诬蔑的反华宣传,一扫而空。
    他们说,他们到了中国革命策源地井冈山、延安参观访问,使他们受到了最深刻的革命教育。他们通过这次远到中国西北的旅行,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如何取得伟大的胜利。他们在井冈山和延安,都遇到由北京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他们在南昌参观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这学校有一百二十个分校,五万学生,一面生产劳动,一面读书。
    他们表示对于中国学生的革命精神,无限敬佩。
    他们说,他们是怀着加强日中人民战斗友谊的目标到中国去进行访问的。
    他们回国后将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对美帝,苏修,日修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法新社莫斯科十一日电】权威人士今天在这里说,苏联总理柯西金今天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总理周恩来。
    这里的人士说,双方讲了各自的态度,“进行了对双方都有益的讨论。”
    这个消息使大多数的外交观察家感到意外,他们指出,柯西金为了避免飞越中国,是经由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飞往河内的。
    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同时,正好苏联发动新的反华宣传,苏联报纸激烈指责中国在五千英里长的边界上保持武装紧张状态和进行“挑衅”。
    眼下无迹象表明是谁提出开这次会议的。
    这些人士说,柯西金昨晚在塔吉克的杜尚别过夜,他是从那里飞往北京的。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二日电】柯西金在从河内回国途中在北京作了停留,他在河内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
    这是两位总理自从一九六五年二月会晤以来的第一次会晤;一九六五年二月,柯西金往返河内途中曾在北京作短时间的停留以便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
    据说当时对他的接待是“冷淡的”,没有理由认为十一日的会晤比那次较为热情。
    【德新社伦敦十一日电】伦敦《新闻晚报》驻莫斯科记者维克托·路易斯今晚自苏联首都报道,柯西金总理在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后返国途中在北京同中国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会晤。
    【法新社华盛顿十一日电】美国官方人士今天从一些通讯社报道得悉苏联总理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会晤的消息时表示感到意外。
    【路透社巴黎十一日电】法国官员说,今天苏联总理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会晤是国际事务中的“重大事件”。
    一位官员评论说,“起码说是令人大吃一惊的。”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八月二十九日刊登该报驻京记者秋冈二十八日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文化大革命重新加紧——国庆节即将到来的中国》,摘要如下:
    十月一日的国庆节即将到来,文化大革命显出了重新加紧的倾向。在北京使人感到已经开始奏起庆典的前奏曲,不过,它的曲调反映着国内外情势,似乎将成为“战斗”的调子。
    正在迎接国庆节的中国的情势怎样呢?最近引起外国观察家们注意的仍然是生产跃进的现象。
    生产的跃进本来是由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而产生的,并且是要在革命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但是据认为最近在一部分人中以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三年,大体上差不多了”这样一种想法有所抬头。前不久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理论杂志《红旗》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可以说就是为了对这种倾向提出警告并彻底贯彻文化大革命路线的。
    因此,今年的国庆节似乎将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度过。这篇联合社论还有另外的目的。那就是肃清革命组织中的宗派主义和社会上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总之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这样看来,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可以认为它正在继续发展。
    【德新社北京九日电】(记者:西蒙)在北京的大街上和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各广场上,从清晨到傍晚都可以听到人们列队操练的齐整的脚步声和口令声。
    学生、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的长长的队伍来到广场,二十五人排成一行,由人民解放军战士予以严格的训练。这不是备战,而是十月一日共产党中国建国二十周年盛大游行的操练。
    游行的人在练习列队行进,以便到时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在大广场上的天安门前面,已经划好了游行队伍行进的白线,队伍排列处已经标好了号数。


参观革命博物馆的时候
    佐久间:我们一到达莫斯科,立即到列宁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参观。但是,馆内连斯大林的“斯”字也没有了。响导员在解释中,只是左一个斯大林、右一个斯大林乱讲一气。整座博物馆没有一张斯大林照片,没有半点有关斯大林功绩的图片,那响导员满口说的是斯大林的坏话。当时我们早已听得厌烦了。我们一到莫斯科就赶着到博物馆参观学习,想不到却碰到这种事情。
    按照那响导员的说法,斯大林的功绩被全部抹煞了。甚至在苏联共产党党史中,作为三十年的党的领导者的斯大林,竟被全部否定,一笔勾消。于是尼谢赫鲁晓夫的名字出现了。但是曾几何时赫鲁晓夫又被赶下台,在这期间准备重新改写出版的《苏共党史》,又遭到难产,又非再次改写不可,因而引起一场争吵。
    到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斯大林在苏联又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不错,和赫鲁晓夫执政期间相比,稍为被恢复了一些地位,但是,这只是表面上极小限度的恢复而已。例如苏修被迫承认斯大林是卫国战争的领导人。一九六八年对纳粹作战胜利纪念日举办的展出物当中,有穿着军服的斯大林像,有斯大林演说的一点摘要,只是到此范围而已。
    在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首府基希涅夫的市中心,有一幢政府新型建筑物,全部是白色的,当地人挖苦地称之为“白宫”。大厦正前方有一座凯旋门式的建筑。赫鲁晓夫当权时期,门侧刻有的字已被凿去,最近两年又恢复了。那是约
    ·维·斯大林的名字和他在纪念基希涅夫从纳粹手中解放时演讲中的一段摘录。斯大林的名字这样显著地被恢复,只在此地而已,在莫斯科是绝对没有的。我对此事也感到有点意外,后来问起当地的市民,他们说:“这一段凯旋门上文字的恢复,是经过一场流血斗争之后才准许的。”这就是说,是在苏联人民的压力之下,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被迫作出的一点点让步。还有关于斯大林的选集,本来传说是要重新刊行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这说明了恢复斯大林的地位是极其有限度的,是苏联当局在强大的人民压力之下勉强作出的,但只有很小的限度,超过就不行。
    原田:我们由于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问题,非常需要斯大林的著作,否则,对过去三十年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方面,就无从进行研究。我们很想获得斯大林的著作,但是不仅各书店一本也没有,即使从其他方面到处去找,也无法得到一本。
    佐久间:我经过多方搜求,才收集到斯大林全集第一到第十三卷。
    我想起这样一件事:我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苏联工资问题的。为此,我到图书馆寻找旧文献参考,发现当前苏联一个经济学“大权威”的说法,令人非常惊异。他在斯大林时代写的论文和在此以后写的论文,竟然对同一个问题的论述有一百八十度的差别。他在五十年代的著述中,频频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语句,反复说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是怎样正确地指示的;但是,同是这个“大权威”,在八年以后出版的论著中,却说:“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经济学领域是一片不毛之地。特别是工资这个部门,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完全见不到阳光。在这段时期,学术方面长期得不到进展。”
    这篇著述还大捧赫鲁晓夫的场。这里也是尼·谢·赫鲁晓夫怎样说,那里也是尼·谢·赫鲁晓夫怎样说。最近,在他写的经济学著作中,既不提斯大林,也不提赫鲁晓夫了。(笑声)
    (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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