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四日以《捷克人“迎接”耻辱日》为题，转载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人把八月二十一日苏联和华沙条约军队入侵他们的国家这个日子，称做“耻辱日”。对于迎接这个日子的指示，是简单明了的。那就是在八月二十一日不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不要去商店，不要购买报纸，不要到电影院、餐馆和夜总会，修饰墓碑和民族纪念碑，戴上黑色臂带，在中午钟声响的时候，停止工作、步行、驾驶和其他各项活动五分钟。
所有这些指示，都发表在数以万千计的秘密传单中。捷克反抗运动的领导人，正是通过这些传单，指示他们的同胞，如何纪念苏联军队入侵捷克一周年的。鉴于目前仍然有约七万五千名苏联军队留驻捷克境内，不便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反抗运动的地下领袖们乃决定采取上述形式的抗议行动。
“耻辱日”离现在还有约一个星期。届时将成为一个紧张的日子。捷克政府正在积极准备，以镇压任何反抗性暴动。警察已经扣押了起码五十个印刷和分发“反社会主义”传单的人。捷克共产党已对“挑衅者”发出严厉的警告。另外，现在已有一个不速之客到达布拉格。此人就是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将军，他同时是苏共中央委员。他的工作就是镇压政治反抗。
成千上万的苏联和捷克军队，已计划在八月二十一日苏军入侵一周年那天，在布拉格和其他各大城市周围，举行军事“演习”，其目的显然是准备在一旦爆发示威而又失去控制的时候，由军队实行干涉。
与此同时，捷克的两名最高领导人，即捷共领袖胡萨克和总统斯沃博达，应邀到苏联的克里米亚“度假”，在那里同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举行了会谈。有各种迹象表示，俄国人要迫使胡萨克和斯沃博达，公开发表声明，正式同意苏军的入侵。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这样做，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已证实了一个最后的警告：莫斯科已下令不准在八月二十一日发生动乱。
虽然，反抗运动的地下领袖只号召在“耻辱日”那天，进行被动的反抗，但是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八月二十一日可能转变为一个更加暴烈得多的日子。这一天很可能成为苏军入侵事件以来捷克境内爆炸性最强的日子。自从莫斯科指使由胡萨克于今年四月间替换“自由派”的领袖杜布切克以后，捷克局势更是每况愈下。
今天，捷克工人由于不满克里姆林宫强行把胡萨克一派捧上台，纷纷采取消极怠工和盗窃物资的反抗行动。因此，国家所定的指标，几乎每一个都无法达到。许多消费品均感缺乏。虽然，捷克当局已对报刊实行严密的监督，但是，捷克《论坛》周刊上星期坦率报道说，在最近的一次测验中，受测验的年青人，有百分之六十九点七，对于国家的前途表示悲观。
现在，捷克反抗运动主要的根据地是工厂。因此，最近一个苏联代表团参观布拉格市郊的“阿维亚”轻型飞机和飞机零件工厂的时候，工人们以如雨般的石头迎接他们（译按：这个代表团就是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率领的“莫斯科市委代表团”）。
【共同社东京十五日电】外务省很重视在新疆地区发生的中苏边界争端的演变，最近已决定向驻莫斯科大使馆、驻香港总领事馆以及驻亚洲和欧洲各国的领使馆发出指示，广泛搜集情报，辨明事态的进展情况。
外务省人士认为，只要不发展到大战，对日本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加剧亚洲紧张局势这一点上，使人不能不担心。
如果战争打起来，苏联以压倒优势的机械化部队为主向中国内部进攻是容易的。当然，也能够用轰炸机或战斗机从空中进行打击，在边界附近还配备有导弹部队。但是，如果侵入中国领土的纵深，那么，就不能不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沼。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重蹈日中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覆辙，而不能取胜。
【路透社纽约十四日电】美《纽约时报》今天说，苏中军队最近的战斗已消除了对于开始缓和中苏关系所抱的一切希望。
人们可以指出，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在中亚与中国发生局部冲突比在太平洋附近要方便得多。
在乌苏里江流域作战的俄国人是在一条极长和易受攻击的供应线的尽头。
对比之下，中国人比较接近于他们的一些主要的工业和军事中心。
在哈萨克—新疆边界上，后勤问题发生了有利于莫斯科的彻底改变。此外，新疆有许多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多年来，他们一直是苏联方面进行颠覆宣传的主要对象。克里姆林宫中主张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的人很可能感到这是进行打击的最好的地方。
【南通社里约热内卢十一日电】在对疑为煽动和进行恐怖活动和准备“革命武装斗争”的左派地下组织的成员进行大规模搜索时对书店进行的许多次抄查中，里约热内卢的政治警察没收了大约一万本毛泽东思想的“红书”。仅仅在一天中，警察就在里约热内卢没收了三千八百本毛泽东的书籍。
巴西的政治警察目前正在国内的其他城市和大学中心对书店进行类似的抄查，以搜索毛泽东的书籍和格瓦拉的游击战回忆录。
不断清洗外国留学生
新谷：我们在莫斯科读书时，大学当局招收日本学生的手段，也和对待《赤旗报》的方式一样，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苏联当局完全以政治风向来对待日本学生。最初，从一九六○年起到一九六三年，日本留苏学生大体上由“日苏协会”推荐，或者由苏联方面认为有资格的个别日本人士介绍，就可以到苏联留学。但是，当日苏两党关系恶化时，“日苏协会”的推荐就不再被接受，必须由“日苏交流协会”、“日苏亲善协会”等机构的介绍，才被接纳。再以后，连“日苏交流协会”的推荐也不灵了，必须由叛徒志贺义雄的“日本之声”出面介绍或社会党右派组织的推荐，才准赴苏联留学。
因此，一九六三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和一九六四年以后时期的日本留苏学生，其政治质量是截然不同的。在“日本学生会”的内部，日本学生之间也截然分成两派，形成激烈的政治对立面。
从一九六五年夏天起，彻底倒向苏修的“日本之声”选派的人，陆续到了莫斯科。当时“日本学生会”的领导，掌握在“代代本”（日共）的手里。为了向“代代木”派夺取“日本学生会”的领导权，苏联当局事先特别向“日本之声”的志贺义雄叮嘱，要求先派一批有斗争经验、“身经百战”的年青打手（笑声）到苏联去。不仅如此，苏联当局还特别照顾“日本之声”选派的学生，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一起送到莫斯科去，由苏联供给食宿，真可谓“招待周到”了。一两年之内，在民族友好大学，“日本之声”派来的学生就达十几人，他们对苏联当局一呼百诺，在日本留学生中做捣乱、破坏工作。我们坚决和这些败类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直到我们回国时，“日本学生会”的领导权始终未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
新谷：苏联当局对日本政党的态度，也是忽亲忽疏，忽好忽坏，一切以实用为主。它对日共，由于日共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两党关系恶化，这时，苏联就策动日共中的志贺一派出头叛变，这一来和日共的关系更加恶化、且终告决裂。此后，苏联当局又拉拢日本社会党，对它大献殷勤。这时，恰好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日本社会党中的左派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使苏联当局十分震惊。于是苏联当局又回过头来和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破镜重圆，共同进行彻底的反华活动。到了现在，只要是反华的事情，苏联都要和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携手。
但是，苏联当局目前似乎并不太热心于只和日共或社会党右派搞好关系了。苏联当局目前最猴急、最热衷于要和日本的哪些人拉关系呢？就是亲美、反共、反人民的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由于苏联经济困难，需要借外资开发西伯利亚，它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讨好日本垄断资本，拉拢佐藤政府，与日本反动派大搞“友好”，共同反对中国。苏联政府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佐藤发出邀请，请他在认为方便的时候到苏联访问。苏联和日本之间还有一些悬案未决，两国和约还未缔结，但是当前苏联先要求和日本缔结日苏文化协定、交换留学生协定等。不久的将来，自民党和政府系的留学生就要进入莫斯科的大学了。
佐久间：现在，不仅日本的留苏学生被苏联当局不断清洗，日本以外的各国留学生也都是一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开始以前和开始以后，各国学生的情况都起了很大的变动。原本在民族友好大学读书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在人数上大体上保持平衡。大论战发生后，支持苏联路线的国家的留学生多起来了，不支持苏联路线的国家的学生则不再继续招收，原有的也被开除出校。拉丁美洲国家，除了智利和阿根廷以外，其他国家的学生多数热烈支持武装革命斗争的路线，这就引起苏联当局的不满，所以在招收新生时，只有智利、阿根廷的学生大幅度增加，其他国家的均受到限制。（四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