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
【本刊讯】菲律宾《马尼拉公报》六月二十日发表何塞·德·贝拉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保安军查获的文件表明，民抗军早就有一项长期有效的命令，要在十一月份的大选之日对保安军、陆军和警方人员发动广泛的伏击。
保安军的情报专家昨天继续分析文件，以前情报机关毫无所知的颠覆运动的秘密开始揭开了。这些文件是在最近袭击打拉市郊的一条长二十米的水泥地道时查获的。
第一保安区司令埃米略·塞鲁多准将及其情报人员作了大部分的解释和分析工作。
从迄今为止人们所不知道的秘密中昨天暴露出来的有：
一、四名大学教授和十八名新闻工作者是重新恢复了生气的菲律宾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二十二人组成。
二、菲律宾共产党及其军事组织“新人民军”（以前称为民抗军），早在去年三月二十九日（《马尼拉公报》又一消息说是今年三月二十九日
——本刊注）就建立了干部部、组织部和在米沙延群岛和棉兰崂岛的六个地方建立地区委员会。据这些文件说，在这些地区，“工作已经开展起来”。
三、十八名新闻工作者之一，被任命担任菲律宾共产党机关刊物《Ｂａｙａｎ》的主编，一直在北京作为民抗军的公费留学生。
四、重新恢复生气的菲律宾共产党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的会议上批准建立一座武器弹药厂，这个厂将冒充为“现代摩托修理和汽车装配厂”。
五、菲律宾共产党还在五月十三日的那次全体会议上批准建立一座印刷厂。
据一份文件说，预定要伏击警察、国家保安军和陆军人员的地区包括吕宋中部、南部的一些省份和米沙延群岛、棉兰崂岛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派出的民抗军部队”已经分布到各处。
正如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伏击计划的一名高级的中央委员所解释的，伏击的时机选择在十一月十一日大选前一周和在大选当天。
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同过去的大选年一样，政府人员、特别是国家保安军和陆军将分散在广大地区，执行选举任务，因而力量很单薄”。
昨天整理出来的一份四十页的文件证实了早些时候的消息，即菲律宾共产党及其军事机构民抗军比五十年代组织得更好，有较大的机动性，增加了火力，而且通讯设备也改善了。
据人们推测，它所以进行改组是由于菲律宾共产党政治局一九五○年被破坏、何塞·拉瓦被捕、路易斯·塔鲁克投降、“阿里巴斯巴斯司令”及其警卫和家属被一名渗入分子暗杀等事件吸取了教训的结果。
查获的文件表明，菲律宾共产党及其军事组织设有中央委员会作为它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由二十二名高级人员组成。
政治局有八名委员，有三名候补委员。
执行委员会有五名委员。它由一位主席领导。有一位副主席负责军事事务，另一位副主席负责“民族统一战线”。
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有菲共总书记和“新人民军总司令”贝尔纳维·布斯盖诺——化名“丹特司令”。
据文件透露，南吕宋和大马尼拉这两个地区的地区委员会已经组成，在组织这种委员会时，这两个地区获得了优先的地位。给予“优先地位”的理由是上述地区群众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较先进的政治觉悟。
由于吸取了一九五○年的教训和遵循共产党中国毛泽东思想，菲律宾共产党决定把总部设在农村，而不是设在马尼拉或其他繁荣的城市。
根据毛泽东思想，已改组了的菲律宾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主张占领乡或村，占领农村广大地区并坚持下去……因为被农村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人民包围的大小城市最终会没有多大抵抗地——如果说它们会抵抗的话——投降。
【本刊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六月八日刊登麦卡拉从北京发回的一则报道：
人民解放军医疗队（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在中国各地运用中国的传统的针疗法医治聋子。这个试验起初是在吉林省一所聋哑学校里进行的，有一个解放军医疗队驻在这所学校里。
在这医疗队中“有三个军医和五个护士”。他们谁也没有进过医科学校。
他们在自己的身上进行试验，把针插得比以前被认为是安全的深度更深。
这种治疗方法确实有效，这个学校的一百六十八名学生中的一百二十九人终于能够听了。这个学校以前是教打手势，现在开始教儿童们怎样说话。
这所学校和我在广州附近访问过的那所学校相类似，那所学校离香港的新界只有几英里路。广州军区的医疗卫生单位的一批士兵曾来到这所学校。学校里的四百名学生中没有一个能说能听的。一位军医护士说，在对这些学生进行了一个月的治疗后，他们当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恢复了听觉。
（本刊按：这家英国报纸同时还刊登了广州聋哑学校学生表演节目的两张照片。一张的说明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医生对一位母亲说，她孩子的病治不好了。另一张的说明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士兵扎针，听觉恢复了。）
抵苏时中苏大论战已开始
佐久间：我对十月革命成功的苏联，过去是很向往的，也曾经是参加日苏友好运动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家。在日本，无论怎样设想，都无法体会社会主义社会。例如：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的优秀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思想如何，喜欢些什么？日常生活中有些什么看法？我对这些都是饶有兴味的。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变了，当然人的意识也变。我非常想看看，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应该说是受过充分思想教育的苏联青年，特别是最近出生的青年——他们是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和日本资本主义教育下的青年，究竟有什么不同？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亲眼看见，亲自体会。我曾经强烈地希望在这样的社会里改造自己。
我留苏的另一个理由是，以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构造，稍微学了一点，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构造、经济理论却一窍不通，如果我能直接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想专攻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我进民族友好大学选读经济系的动机。
足立：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到苏联留学，一九六七年回国。一九六二年正是《莫斯科声明》发表之后的两年，正如声明中所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全面危机的新阶段”，反帝民主力量压倒帝国主义的时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取得了独立。在这样的时期里，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去到苏联学习。
但是我到苏联后，每天接触到苏联修正主义社会的现实，初时令我失望，继而令我愤怒。最近几年来，从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辩论中，使我逐步接近毛泽东思想。
原田：我留学苏联，原抱有四项目的：第一，我想正确地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向它学习。第二，通过专攻经济学，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三，希望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下的新社会的苏联男女青年共同生活，一起学习；第四，希望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青年交流，正确地了解国际主义精神。我抱着四大目标，满怀希望，同时也意识到任务的重大，离开横滨前赴苏联。
刚巧，我在一九六三年到苏联时，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了。这时，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我这个被称为日苏协会高知县联合会的青年活动家，感情上当时是亲苏的，和我一起的日本留学生，我想也是亲苏的。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场国际大论战，我在日本时每天收听北京和莫斯科广播，试图尽可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判断、分析谁是正确。为什么会爆发这场大论战？当时听到一种解释，“支持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总是正确的”，我自己也就随便附和了这种看法。到莫斯科以后，目睹苏联的种种现实，这才了解到今天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实际情况，决心要彻底地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新谷：我的情形和大家一样，留学苏联的目的，是希望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的国家学习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理论，学习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经济理论。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初到达莫斯科。这年年底就爆发了中苏公开的论战。第二年七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这一连串的事件，使我受到留学初期时无法想像的大冲击。我们在这个大漩涡中学习到种种非常宝贵的经验。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初起，特别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后，日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恶化，苏联当局对日本留学生的态度和以前大大改变。赫鲁晓夫下台前夕，我们已陷入随时可能被驱逐回国的境地。一九六六年，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这时起，日苏两党关系又开始恢复好转，到我们一九六七年毕业回国时，日苏两党关系已非常好转了。我们在苏联留学的五年期间，遭逢到日苏两党关系前所未有的变化。
我们在这个期间，无论在理论上和生活体验方面，都深刻地接受了现代修正主义给我们的教训。现在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正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