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毛泽东
【本刊讯】菲律宾《马尼拉公报》二十九日刊登洛斯·贝拉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民抗军的战术：枪，毛泽东思想》，全文如下：
改组后的菲律宾共产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它试图推翻政府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马尼拉公报》昨天曾说，这是一些第一流的军事情报人员所作出的最新分析之一。这些情报人员一直在整理警察在六月九日袭击打拉省打拉市郊区的菲共民抗军隐蔽处时所缴获的文件。
已经被译出来的文件绝大部分都说明，改组后的菲共正在嚣张地鼓吹以农民和工人阶级既作为工具又作为基础的武装革命。
在一份记录了菲共政治局一系列全体会议讨论情况的半英寸厚的文件中，改组后的菲共领导人说，接受毛泽东思想是菲律宾工人阶级革命的最新战略。
根据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菲共领导人今后将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加强同群众的联系。
在这份讨论记录中，中央委员会的一位高级人物提出了打入群众中去的具体目标，这些目标最终将会变成一种根据地。
记录中支持这一点的意见说：“主要由贫农、农业工人和贫苦渔民组成的农村贫民和主要由居住在城市贫民窟里的工人、小贩和穷苦手工业者组成的城市贫民，合在一起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虽然他们在菲律宾是绝大多数，然而他们现在却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最没有权利和最受压迫的。他们是反对外国和封建主义的剥削的革命力量的广阔源泉。”
关于这一点，这位中央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强调说：“菲律宾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所应当走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以武装的革命粉碎武装的反革命的道路。”
这些菲共最高领导人还按照毛泽东思想解释了这个重新活跃起来的组织和它的军事组织——新人民军（简称民抗军）之所以必须离开城市到农村去的理由。
文件解释说：“人民民主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首先正是要把敌人的军队诱入农村并在农村把他们打败，然后才能从剥削阶级手中夺取城市。”
它接着说：“政府军队最薄弱的环节正是在农村，人民民主力量正是在农村可以在战术上把它们包围起来，然后在战略上消灭它们。
“正是在农村，人民军队可以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把农村建成人民民主革命的先进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堡垒这三者结合起来，从而在农民中积蓄力量。”
另一次全会讨论的记录说：
“在政治方面，菲律宾共产党对工人阶级实行革命的领导，为推翻政府及支持它的一切反动阶级，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体系而奋斗。
“在经济方面，菲律宾共产党为争取经济上实现自力更生、人民享受公正和富裕的生活以及民族工商业不受外国垄断资本和封建主义的控制而奋斗。
“在文化教育方面，菲律宾共产党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教育而奋斗。
“在军事方面，菲律宾共产党领导并加强人民军队（民抗军），这支军队是民族与社会解放运动的主要支柱，以后也是人民民主国家体系的主要支柱。”
【共同社东京三十日电】特派记者中岛宏香港二十九日电：中国在二十八日以新华社记者报道的形式，开始了对于苏联版“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的攻击。可以说，中苏争夺亚洲的斗争从此正式展开了。
中国一直对日本接近苏联（如帮助苏联开发西伯利亚，办日苏航空联运业务等等）的状况保持着警惕，认为日本是美国的包围中国圈的据点。当中苏对立向着亚洲发展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对日本的批评也将越来越激烈。
【德新社北京三十日电】中国报纸正在显著地位报道加德满都和新德里目前发生的摩擦，中国支持尼泊尔的要求，斥责印度的态度是新殖民主义的。
报纸特别提到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上周同政府办的加德满都英文报纸《新兴的尼泊尔报》记者的谈话。
观察家追述，比斯塔曾说，他的政府已取消了与印度的武器协定，要求印度军事人员从尼泊尔撤退。比斯塔在谈话中透露了印度—尼泊尔关系中迄今为止没有公开讨论的一些方面，他暗示，“特殊关系的说法有一种限制尼泊尔的主权的味道。”
比斯塔认为印度—尼泊尔共同安全条约对尼泊尔不再有约束力，因为据说印度违反了条约的规定。
观察家指出，北京在过去几年对加德满都作出了积极的姿态，向尼泊尔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
表明北京和加德满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另一点是：周恩来总理参加了尼泊尔驻这里的大使六月十七日为庆祝他的国王的五十寿辰而举行的招待会。
另一个例子是，北京改变了由外交部副部长发表祝贺的讲话的这种通常的作法，在这次招待会上，由副总理李先念发表了这种讲话。
这里认为，新德里和加德满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印度同意参加美苏对中国的“敌对包围圈”的直接结果。看来北京准备在这个冲突中以一切方式支持尼泊尔，对印度政府来说，这个冲突从战略和政治角度来看是同样微妙的。
四名日本留苏学生回国后写了一本书。书中以大量事实揭露了苏修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指出苏联的党已完全堕落成只为少数特权阶层谋利和镇压人民的法西斯党，苏修社会已经腐朽不堪。作者从苏修的堕落并进一步认识到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深远意义，认为苏联革命人民必将起来推翻苏修的统治。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从六月十五日起以《留苏闻见录》为题，连续译载日本四位留苏学生合写的一本书，书名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留苏学生谈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实况》，本刊从今天起连续转载（有删节），文内小标题是《大公报》原来的。
《大公报》在连载时作了这样的介绍：作者新谷明生、足立成男、佐久间邦夫和原田幸夫四人，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八年间，同在莫斯科“卢蒙巴各民族友好大学”就读。他们回国之后，以座谈会的方式，道出各自身历目击的事实，方面宽广，形式活泼，批评尖锐，印象鲜明。这些座谈记录曾在日本《长周新闻》发表，广获好评；后由作者再加补充，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我们为什么留学苏联
新谷：首先，我们想从我们曾经度过了五年留学生活的莫斯科民族友好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等话题谈起。谈谈我们当初抱着什么样的目的进入这间大学？我们在未赴莫斯科之前，对从未见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抱着什么样的印象？我们对苏联原来抱着怎样的希望和期待？以及过着什么样的大学生活？
原田：我们就读的大学，正式名称是“帕托里斯卢蒙巴各民族友好大学”。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开办。
这间大学是赫鲁晓夫在任时，作为他的“和平共存”、“裁减军备以援助落后国家”政策的一环而开办的。此举意思是说，只要裁军，就能做出这样一件好事。苏联作出了这样的例子，利用裁军节约下来的开支创办了这间大学。
民族友好大学刚创办时，据说有世界八十多个国家的四万多人报名，以印尼学生最多，有近五百人。现在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八十多国的青年，加上苏联的青年，约有三千学生。
足立：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政府对这间大学的热情也就急速低落。原本苏联学生只占全体学生的一成到两成，渐渐苏联学生名额增多，外国学生占的比例不断减少。日本学生每年平均有十五人入学，现在总共不过七十多人。
佐久间：这是一间综合大学。一般的院系入学前先要读一年的俄文预科，本科学习期限为四年，全期是五年，仅医学系为七年。
新谷：进入这间大学，须经过苏联方面认为可靠的政党、团体、工会或其他个人的推荐。我们是通过日苏协会、国铁工会等团体的推荐报考的。
原田：我在高中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反对勤务评定斗争”、“反对日美安全军约斗争”。高中毕业后，我又参加“日苏协会”高知县联合会的团体活动。由于年青，充满正义感和热情，我曾经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在高中读书这三年内，我好不容易才对日苏友好运动、民主运动有了一些认识。我觉得为了使运动进一步发展，仍然需要读书。我想到进大学，也就是想进入民族友好大学。当时的高知县日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全力帮助我，实现我留苏的愿望。
但是我现在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热烈拥护者回国了。回国后有些朋友问我：“如果去中国成为亲中国派还说得通，像你们这些过去搞日苏友好运动的人，去苏联之后竟变成亲中国派回来，究竟是什么道理？”
足立：我们对这点可说是自己也感到奇怪，看来人们是不容易理解的。五年来，我们在苏联每天都看到十月革命的祖国不断在变质、腐败、堕落。我们现在明白，要实现共产主义，除了毛泽东思想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向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抱有幻想的人们传播，让他们对照今天苏联的现实，了解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这是我们的重大任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