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结美帝目无群众
足立：今天的苏共已经失去了作为党的领导作用，这在赫鲁晓夫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中已暴露无遗。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大的损害。具体地说，人民的伤亡达二千万人，物质财产的损害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所受战争损害的总和。斯大林格勒几乎全城被毁灭。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大众希望和平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人民的感情也是强烈地渴望和平。
但是赫鲁晓夫却利用这点，选择了和美帝妥协的道路。对这个问题，如果苏共是真正发挥领导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话，就应该向人民明确指出谁是和平的敌人，指出一条真正的争取和平的道路；就应该彻底地揭露和平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只有领导人民和美帝坚决斗争，才能防止另一次侵略战争。
但是苏共不是这样，他们一味强调再打一次战争就要蒙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苏共利用人民对和平的善良愿望，掩盖它向美帝投降的实质。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苏共从根本上丧失作为党的领导作用。
佐久间：现在谈到的问题，实际上包含着好几个方面，如党的问题、群众路线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大众对苏共的信赖越来越下降，特别是最近，可以说在各方面都再也清楚不过地表露出来了。例如，向苏联工人问到“你是党员吗？”这个问题时，很多人会这样答复：“我为什么要入那个什么党？我不想和那班人搅在一起，不入党不是更好？”（笑声）最近在苏联一般人中，采取这种对苏共蔑视的态度的，出乎意料地多起来了。
原田：有些苏联人还说，入了党，开会就多，拿这个时间赚点卢布岂不更好？为什么一定要入党？
佐久间：还有，一般苏联人对党员们神气活现，只爱吹牛、不肯做事的恶劣作风，十分反感。他们痛感党的领导人已变成大大小小的官僚，对苏共的憎恨更加深刻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苏联共产党不走群众路线，也根本没有群众路线。说明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俄语中没有“群众路线”这个名词。我曾经问过一些懂日语的苏联人：“群众路线该怎样译法最好？”如果根据中国发表的俄文文件，那很简单，群众路线就是“里尼亚马斯”，但是那些苏联人还是不懂，他们说：“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或“没有那种说法”。我问他们究竟应该怎样翻译，他们支支吾吾，半晌说不出来，原因是他们不懂这个词的内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群众路线。我还是追问他们：“究竟群众路线应该怎样解释？”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说明中，始终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其中一个解释说：“就是站在群众的立场，为群众办事……这同林肯的想法是相同的。”（笑声）
这件事情清楚地说明了苏共根本就不实行群众路线，他们心目中也没有群众。（十五）
【本刊讯】南斯拉夫《战斗报》和《政治报》十八日以《在北京的隆重接待》和《周恩来欢送巴基斯坦客人》为题，刊登南通社发自北京的一篇文章说：
由空军中将努尔·汗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团在进行了五天访问，同中国高级领导人进行会谈后，于今天离开北京。
关于这次访问，将不发表联合公报，但是昨晚两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努尔·汗在宴会上的讲话却明确地表明会谈涉及双边和国际问题。至于相互关系，看来对于经济合作赋予了重要的地位，联系起来看，对于修完新疆和吉尔吉特之间公路一事赋予了重要地位。
从在宴会上发表的谈话来看，关于国际问题的会谈曾涉及苏联关于进行区域性经济合作以及建立亚洲安全体系的建议。中国自然拒绝这种建议，认为是直接针对它的，也是针对其他亚洲国家的，而巴基斯坦也不希望被拖进任何可能具有这种性质的联盟。
这一点见之于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在会谈结束后，在昨晚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而他在代表团到达时的讲话中则没有提到这一点。从用词来看，他的讲话的措辞是很巧妙的，没有提到苏联，只是明显地影射印度，他指出，“在这个地区，有的地方相邻关系不好并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因此展开区域性合作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可用巴基斯坦所作的这样的努力来说明：继续奉行前总统阿尤布·汗的同时同三个大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下面这一点也更加强调了这一个结论：在努尔·汗的两次讲话中都没有提到美国，也没有提到越南，这一点发生在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前夕，自然特别值得注意。前不久柯西金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以及巴基斯坦代表团在尼克松访问拉瓦尔品第前夕现在这次对中国的从种种情况来判断对双方都是成功的访问，可以有助于巴基斯坦维护独立的努力。这无疑也比较符合中国的心愿。
【本刊讯】英国《中国政策研究小组会刊》六月号刊载一篇文章，标题是《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摘要如下：
林彪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而且不仅对中国是如此。如所预料的，这个报告受到了中国境外的敌对的或“超然不偏的”观察家的批评，批评例如对于经济政策谈得太少，而对于例如毛泽东主席这些年来在国内和国际上发起的政治斗争谈得太多。
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样的批评是离题的。他们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说，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是适合于中国的。他们从亲身经历中懂得就是这项政策使他们摆脱了过去的贫困和饥饿，使他们渡过了不仅仅是出于自然的原因而且还由于“社会主义”的盟国转过来反对他们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的艰苦岁月，而现在这一政策正在以技术革新和进步以及生产不断增长的形式产生成果。林彪援引了列宁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说明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事实。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
报告中强调革命路线和反革命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当然是可以预料的；报告总结了许多年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正如报告所表明的，这个斗争起码可以追溯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在那年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受到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很大影响。
如林彪在回顾反革命路线的历史时第一次具体说明的，刘少奇和他的同伙多年来逐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团，实际“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林彪援引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二月讲过而在此以前一直未发表过的一段印象深刻的话：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林彪说：“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即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
林彪强调说：“……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
由谁来掌权和如何行使这种权力是关键的问题。中国传来的消息提供了充分的事实，证明一旦权力掌握在有着广泛基础的革命委员会手里之后，毛泽东的这些久经考验的政策正在如何地得到贯彻。
关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的那一部分，着重地追述了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制度之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话。帝国主义制度内部今天突出的是美帝国主义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它们在反对中国和革命运动方面是采取互相配合的行动，但是，同时，在重新瓜分世界方面又是勾心斗角的。林彪援引了毛泽东的话：“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林彪并重述了当代的世界存在着的四大矛盾。
所有这些以及报告中的几乎一切其他问题，在大多数西方报纸的报道中都被忽视了，这些报道多半局限于歪曲报道林彪所谈的一点：必须警惕美国和苏联进攻中国的危险性。事实上林彪是这样说的：“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
使美国和苏联的统治者以及他们的朋友不得不胆战心惊的，不是中国进行侵略，而是全世界的普通人民的起义。
林彪报告对全世界的重要意义，是它总结了中国人民在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以后通过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的经验。这是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预见到的新问题：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这些斗争已经在中国开始，也许还超过了中国的范围。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