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26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美《洛杉矶时报》九月九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物价上涨对于国家和尼克松都是最严重的威胁》的文章。摘要如下:
    约一年以前,当尼克松和汉弗莱正在进行竞选时,人们普遍认为,下届总统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将是要么搞成不然就会搞糟。按照处理问题的轻重次序,次于越南问题的是街头犯罪问题,与犯罪问题同时存在的是种族关系紧张的问题。
    一九六九年秋季,这些问题就居于次要地位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正如在八月休会时期国会议员们所发现的那样,是通货膨胀问题。与此有关的是因之而产生的税收问题。如果尼克松总统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制止物价上涨的话,一九七二年他将不能再当选总统。这是他突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理由是明显的。在越南发生的不幸战争虽然代价很大,但它对于多数美国家庭来说仍然是遥远的、与自己无关的连累。犯罪率的上升迅速惊人,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说来,犯罪是发生在别人头上的事情。暴乱是四天的狂热。但是,全国每个家庭每周都要买粮食。孩子们要穿衣服,房里的家具必须替换,汽车需要维修。从亚拉巴马回来的斯帕克曼说,“谁跟我谈战争问题,我都不相信他。”但是,他经常听到关于生活费用上升的牢骚。
    一九六七年消费品物价指数增加了百分之三,一九六八年又增加百分之四,到一九六九年的现阶段为止,物价指数上升年率达到百分之六点四。
    物价上涨给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六十岁以上的人带来了最大的痛苦。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依靠固定的退休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他们亲眼看到以他们努力提供的安全逐渐被削弱。他们的处境已是绝望的了。
    上周邮局送来了一位住中西部的老友写来的一封阴郁的信,她是一位退职的拉丁文教员。过去,她在信中一直是怀着愉快的心情谈生活和学习。她是一位六十七、八岁的有经验的、很敏感的寡妇。她为她写一篇悲观的信表示抱歉。
    她问道“我怎么办呢”?“就我所知,我没有浪费一个辨士,我将减少我的饮食,直到我的体重减少了七磅,这在某些方面来说可能是个好事情,但是现在我的衣服不合身了。我买什么东西所用的钱都比几个月以前所需要的钱多。如果没有收到财产税收税员发出的通知,我就不向你发牢骚了。从十月一日起,这间小房子的税每年增加十五点四四美元。我看到这份通告就突然流泪了……”。
    她代表着一大批人。她是数百万美国人当中的一个人。这些美国人在他们最可怕恶梦中也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一天将会变贫穷。
    而且最糟的是的确不能埋怨谁。粮食价格靠农场主决定,但是农场主也受到了伤害。加工费和运输费都上升了,肉类罐头工人和卡车司机也受到通货膨胀的打击。
    物价和工资的控制同自由社会是格格不入的。谁都不喜欢它们,但是“我怎么办呢?”假如尼克松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他在国内就会自由自在。假如不能的话,他和他的一班人以及美国的美元将全部同归于尽,将会由一种人们完全不能预测的新的严格控制体制所代替。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八日刊登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文章,题为《尼克松遇到麻烦》。摘要如下:
    一位前来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周会议的外国银行家问我,白宫又出了一位柯立芝(美第三十届总统——本刊注)。人们希望不是这样。美国需要的不只是致力于减少国债,但是这位银行家肯定是反映出一些美国人相当突然地产生的一种不安情绪。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一种对尼克松总统广泛丧失信心的现象。看来,有许多美国人已同时得出了结论:尼克松正就像他们一直担心的那样是个糟糕的总统。
    就种族情绪来说,谢天谢地,今年夏季是相当平静。他在减少或缓和这一不愉快的国家中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些问题方面,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是没有做什么,这大概是因为他认为美国需要一位保守和无所作为的总统。
    他显然误解了选民对他的委托。上周公布的民意测验表明,在人民群众支持方面,他比约翰逊、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上台头八个月结束时要落后。
    他显然欣赏他的总统职位,但是看来更多地是把这个职位当作对他多年政治效劳的报酬而不是进行领导的一个机会。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一样,看来他把自己当作一个立宪君主。尼克松一直有意无意地助长一个立宪君主的政治孤立。在圣克利门蒂和比斯坎岛的漫长渡假,使人回想起英王到巴摩拉尔堡和桑德林厄姆的游览。
    事情对尼克松总统可能是不公平的。且不谈他的仍未被人遗忘的过去,他确实从前任手里承受了越南战争、种族冲突、扶摇直上的通货膨胀和许多其他的问题。我在早些时候认为他想消除国内不耐烦情绪方面的努力是大胆的。当然,要说他决不会为示威所动,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们得弄清楚这些示威是否由一些蛮不讲理的异想天开的人领导的。如果它们代表了舆论的较团结一致和较大一部分的话,继续执行这项计划就是非常愚蠢的了。可以说这是发疯。


    【路透社华盛顿九日电】尼克松总统今天说华盛顿的犯罪情况已经达到引起危机的程度,并要求迅速通过保卫华盛顿城市的公民、访问者以及外国外交官安全的法律。
    总统是在一次在白宫召开的两党联席会讲话时说这番话的,他说首都的犯罪案件在今年前半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九。
    全国城市犯罪案件在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九。
    报告还表明,在十五个五十万到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华盛顿犯罪的数字占第二位。其中抢劫和盗窃案的数字占第一位,杀人案的数字占第二位,严重斗殴案占第三位。
    他说,华盛顿的犯罪问题是全国关心的事情。
    总统在去年秋天竞选时期曾保证要解决华盛顿以及其它地区的犯罪问题,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他的建议在国会中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十二日电】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今天与国务卿罗杰斯会晤,进行了官员们所说的“一般性讨论”。
    据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说,会谈是根据多勃雷宁的要求举行的。发言人不能立即阐述会谈的内容。
    【美联社华盛顿二十三日电】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美国已收到苏联对尼克松总统关于开始美—苏限制导弹会谈的建议的某种答复。
    克里姆林宫答复的内容——即莫斯科是否准备同意开始举行人们等待已久的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没有透露。
    然而,新闻发布官麦克洛斯基明显的言外之意是:在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昨天要求举行的一次会谈中谈了这个问题。
    这位国务院发言人是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作这样的表示的,因为记者问苏联是否对限制导弹会谈问题作了人们等待已久的答复,他回答说他还没有得悉罗杰斯—多勃雷宁会晤的情况。
    【美新处华盛顿二十三日电】国务院的麦克洛斯基今天拒绝回答有关国务卿罗杰斯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昨天会谈的内容的问题。麦克洛斯基说,没有人向他谈到有关这次会谈的情况。


    【美联社华盛顿二十一日电】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天在苏联两名星际航行员对美国进行两周访问的第二天在白宫欢迎他们。别列戈沃伊少将、他的夫人和儿子以及费奥克季斯托夫在椭圆室受到总统的欢迎。
    在一次简短的私下会见后,他们通过翻译进行谈话,与此同时记者和摄影记者把他们谈话的情况拍下来,尼克松把总统的笔送给访问者,作为纪念品。
    陪同他们的有美国星际航行员博尔曼、副总统阿格纽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二日电】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今天说,苏联打算建立轨道站作为“人类进入宇宙的公路”。
    勃列日涅夫在欢迎完成历史上最大的编队轨道飞行的苏联七名宇宙航行员时发表讲话说,“我们的科学已经达到了建立远程轨道站和实验室的阶段
    ——这是广泛征服宇宙的决定性手段”。
    苏共首脑称赞美国的“阿波罗”飞船赴月飞行是“杰出的”成就,并说,“我们支持在探索宇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他说,上周根据莫斯科的东欧盟国达成的一项共同探索宇宙的计划发射的一艘不载人的飞船是“进行创造性合作的杰出范例”。
    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为欢迎七名“联盟号”宇宙飞船航行员而举行的一个盛大招待会上讲了话。柯西金总理、波德戈尔内主席和其他高级领导人都出席了招待会。
    【路透社莫斯科二十日电】苏共首脑勃列日涅夫今天赞扬美国在宇宙方面取得的成就,并说,苏联赞成在探索宇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
    勃列日涅夫是在克里姆林宫为欢迎苏联七名宇宙航行员而举行的一个大会上讲话时这样说的,这七名宇宙航行员上周乘三艘宇宙飞船在轨道上绕地球飞行进行探索。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国际部记者辻康吾十一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正如谚语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中苏关系已经恶化到谁也不能断言“绝对不会发生中苏战争”的程度。
    在这样非常紧张的时候,突然举行周恩来—柯西金中苏两总理的北京会谈(九月十一日)。但是在原则上有巨大分歧的中苏两国的边界谈判,不仅可以预料到会有困难,而且面临这个转机的两国对待对方国家的态度非常冷淡,且不说谈判的成败,今后中苏关系的新局面将是不容丝毫乐观的危险局面。
    本来是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现在中国却把它应用于对苏关系。尽管有“和平”两字,却包含着一种尖刻的讽刺,即苏联和中国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就同对美国一样,和它结成“和平共处”的关系。
    今后由于中苏断绝了党的关系,所以暂时也许能够抑制两国抗争的激化。然而这种关系是处于现实的国际关系之中的,这种关系和具有世界最长的边界的“两大国”之间必然会有的紧张状态,今后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半永久性的。
    珍宝岛事件以后,苏联对中国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事件刚刚发生以后,苏联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就说“蒙古军处于临战体制,核导弹已经部署在邻接中国的边境”,对中国施加了所谓“核恐吓”。
    中苏两国虽然都想直接地开始边界谈判,在国际政治上却使这种对立抗争更加激烈。苏联正在追求中国所指责的“新反华包围圈”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在联合国,葛罗米柯外长第一次对“中国代表权”问题保持缄默,同时又设法接近亚洲的反共国家。
    现在能够预测的是边界“紧张局势的冻结”是有限的,整个来说,中苏关系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似乎还是无可指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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