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二日登载了特派记者森本从莫斯科写的文章，题目是《面临转变期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前途》，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的苏联”要向何处去？
勃列日涅夫政权已经五年了，在这五年中，在内政方面吸收了利润论，使经济近代化；在外交方面以中苏对抗为轴心向前推进。勃列日涅夫政权今后更是困难重重的。勃列日涅夫政权动手搞的五年经济计划进入了最后阶段，达到了顶点，利润论方式也到了转折点。而且明年要召开党代表大会，制订新的经济计划。世界共产党会议总算是勉勉强强开成了，但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多中心化却没有止住；七十年代中，对付美中苏的鼎足局势将是最大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政权面临着一个要维持从来的政策和现状而不能高枕无忧的转变时期，但是它将以什么姿态来渡过这一关呢？
首先成为问题的是，作为技术挂帅的政权，并且一直坚持实用主义的勃列日涅夫政权，是不是能够产生出适应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意识形态？例如说，斯大林时代的“建设和保卫世界上最初的社会主义”，赫鲁晓夫时代的“赶上并超过美国”等口号消失以后，勃列日涅夫政权还没有提出代替这些口号的独自的理想。相反，它派遣经济专家到美国和日本，学习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同时，勃列日涅夫政权在意识形态以及政策上非解决不可的另一个问题，是自由化和民族主义的问题。突出的例子就是捷克事件。
总之，苏联社会主义在理论政策上还没有把东欧的自由化或其他民族主义的自主路线充分吸收进来的那种准备。预料七十年代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多中心化将更加激烈，如何对付这种局势将成为今后的大问题。这还牵联到用在行政上加以取缔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来抑制苏联国内的自由派文化人的活动能否达到目的的问题。
这五年来，勃列日涅夫政权忍受了尖锐的中苏对立，很不容易地窥见到了缓和紧张局势的一线之光。但是中国问题也逐渐来到了不容许再犯“试行错误”的阶段。勃列日涅夫政权一方面勉强召开了世界共产党会议，搞了“谴责中国的大合唱”，并且发展到在边界搞武装冲突的地步，而又突然来个大转弯，同意举行边界谈判，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战争，倒可以说是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遏止中国”，作为实际问题，已不可能这样一个现实造成的。
一点是，因为苏联虽然一度指责中国是军事官僚统治的制度，但是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和党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员的还很多。并且认为中国是“第三个有核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应给予相应的任务这样的世界舆论也逐渐不容忽视了。
【路透社莫斯科十八日电】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率领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开始同中国人举行的紧迫的谈判，他是以克里姆林宫的解决困难的杰出能干而称著的。
库兹涅佐夫现年六十八岁，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机期间，前总理赫鲁晓夫挑选他去纽约就撤除苏联驻在这个加勒比海岛上的导弹基地问题进行谈判，这样，他就一跃成为这方面的杰出人物。
去年及今年年初，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华沙条约国入侵、局势发生动乱时他作为苏联全权大使在那里度过了几个月。
看起来温和可亲的库兹涅佐夫，是克里姆林宫少数几个非常了解北京的高级人员之一。紧接斯大林死后不久在一九五三年最后九个月中，他担任了那里大使。
在一九五三年到外交部工作以前的若干年中，他是苏联工会的负责人，他担任这个职务为他以后担任的职务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他自一九二七年成为共产党员，现在他已是中央正式委员了。
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在美国度过了将近四年，在匹兹堡的卡内基理工学院学习三年，后来又在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公司平炉车间工作了大约一年。
自一九五五年起他当了第一副部长，他曾率领苏联代表团几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和日内瓦裁军会议。
【美联社莫斯科十九日电】在中苏边界谈判的前夕，一位苏联高级领导人十八日指责北京实行“冒险主义、沙文主义政策”。
共产党意识形态专家米·苏斯洛夫在最近一期党的重要理论政治杂志《共产党人》发表的长篇文章中进行了这个攻击。塔斯社十九日报道了文章的摘要。
苏斯洛夫说，“引起全世界共产党人愤怒和深切不安的是中共现领导人的冒险主义沙文主义政策，中共现领导人已经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决裂，企图使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这一切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中国劳动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很大危害。”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必然会在中国取得胜利。”
苏斯洛夫还在这篇文章中赞扬今年六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共产党会议“有力地打击了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者……”
苏斯洛夫在这个双周刊上写的文章，显然是在这里十八日宣布苏联代表团已乘飞机前往（中国）参加预定二十日开始的边界谈判以前就被批准发表的。
但是，塔斯社十九日报导这篇文章的很长的摘要，表明莫斯科已经决定继续进行它的反华宣传运动，尽管这有损害在北京的谈判取得成果的机会的危险。苏斯洛夫的文章，是苏联总理柯西金九月十一日在北京出人意外地同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以来，苏联对中国的最强烈的攻击。
目前不清楚苏斯洛夫的攻击是表明要开展新的反华宣传运动呢，还是为的是警告北京：不管谈判的前景如何，莫斯科没有认为中苏争吵已经结束。
【美联社莫斯科十九日电】一个苏联高级外交官星期日（十九日）抵达北京，并且表示希望边界会谈取得成果。但是在同时，一个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提醒中国说，俄国继续持敌对态度。
在举行旨在使紧张边界上的流血得以结束的会谈前夕，这两件事表明苏联对华问题的态度有矛盾。
（续昨）毛主席曾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超码的知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刨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确，要了解斯里卡库兰精神，就必须知道它的人民，并了解他们。不这样，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创造奇迹的这种动力。只有在我来到了这里，看到了特区的战斗的领导人和群众之后，我才认识到查鲁·马宗达同志的预见是多么真实。
这里全是山，大山小山，山连着山，望不到头，山上覆盖着密密层层的森林和树丛。在这些地方，一个村子只有三四户人家。最多只有十户或十二户人家。甚至独家村也不少见。这里的生活非常简单。这里的人民还吃不到米饭之类的东西。他们主要是靠从芒果核取出的果仁维持生活。把干果仁碾成粉加水后制成主食。游击队员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人民群众阶级觉悟提高很快
但就是他们，已经奋起，精神焕发，有了政治觉悟。在这里，人们甚至无法找到最起码的所谓文明的东西，更谈不到教育了。房屋是低矮的，连白天光线都很暗。但是就是他们——住在这些房屋里的人民，没有文化，没有受过教育——今天在印度是属于政治上最先进的人民。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落后、黑暗的山村变成了印度今天最光明和“最先进的革命堡垒”。我从无数琐事中，从游击队活动的报道中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警察把一个村庄给烧光了，燃烧着的木头冒出令人窒息的浓烟仍包围着这个村庄时，游击队回来了。村里的人对他们遭到的损失既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愤怒，相反，他们看到游击队时很高兴。他们说：“同志们！这些癞狗们烧了我们的吃的东西。好吧！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给你们做一顿正式的饭，你们来吧！我们一起，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有八百多名吉里江人被关进监狱。他们的家属现在也成了游击队员或村防队员，有些人在给游击队筹划粮食和物资。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点儿恐惧或沮丧的情绪。时常有人从狱中被放回来。入狱前他们为斗争很少出力（大家都知道，警察很少能抓到重要的人），但现在回来以后，他们要求分配任务，迫不及待地要求参加战斗。
游击队进行了一个接一个的战斗。起初，他们在山区清除了地主及其代理人。后来，战斗也在平原地区开始了，阶级敌人和地主分子一个个被消灭。连警察一天到晚进行守卫也挽救不了他们。阶级敌人被消灭之后，他的全部财产被没收，连同他的扫帚柄一起全部分给人民。游击队缴获的每件东西都上交给党中央。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参加战斗的英勇的吉里江人或者其他的农民同志把什么东西据为己有。
我见到萨瓦拉吉里江族的一位青年同志，是一位游击队指挥员，二十二岁。他用流利的泰鲁固话作报告。他说，“我们要分清阶级敌人和我们的同盟者。我们要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才不致犯错误而把我们的同盟者当作我们的敌人。”这个同志在报告中所说的内容概括起来是：“必须政治挂帅”。据一些领导同志说，这位同志进步很快。他每参加一次战斗，他的觉悟就提高一步。吉里江的革命同志们渴望见到毛主席
我听到一些不识字的和谦逊的吉里江的普通同志在谈话中谈到毛主席。他们是如此渴望见到毛主席。许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不能见到毛主席？”这不是普通的政治觉悟的人要说的话，这是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表现。这些纯朴的土著群众是怎么会变得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呢？他们是通过逐步建立群众组织和通过参加一系列经济斗争而达到这种觉悟水平的吗？远远不是这样。他们也没有参加任何“有名的理论家”所办的学习班，盘起双手温顺地倾听他的“革命”说教。那末如何来解释他们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呢？毛主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还说：“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你从城市里的学术讨论中是绝不会学到这一伟大真理的。我奉劝那些想确证这一伟大真理的人去和斯里卡库兰的战斗的群众见见面。这将使他们相信，这种觉悟是由于进行游击战——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参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我们走了三天半，……我渴望“中央”就在我们每次开始爬的那座山上。“中央”终于到了。
天已经亮了，我们沿着一条稍微有些陡的山坡往下边走边跑。太阳升起来了，曙光逐渐把深蓝色的天空染红，这时一支合唱歌曲透过清晨新鲜的空气传到了我们的耳边：“阿隆帕塔卡……”意思是红旗。当我们走近的时候，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则是会集在“中央”的同志的头顶上迎风招展的红旗，他们正在向红旗致敬。他们紧握拳头，表示红色的敬礼，他们围成一个圈子，站在一块空地上，空地两侧则是一排排的房子。有一个同志站在中间，高举着红旗。萨提亚纳拉扬同志和两名妇女先开头，接着由其他同志跟着唱。曙光映红了他们的面颊，豪放的歌声在周围的群山中回荡。他们唱的这首歌是由安得拉邦著名革命作家和剧作家苏巴拉奥·潘尼格拉希作词和谱曲的。敌人千方百计劝他放弃革命工作，电影制片人邀请他，他的剧本写得很成功，收入数千卢比，上演这些剧目的制片人答应给潘尼格拉希同志一大笔钱。但是他抛弃了这一切，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去。他的兄弟姐妹（现在已经被反动政府逮捕）也都是很好的同志。敌人的阴谋被挫败，气急败坏，妄图对他的全家进行报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