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避，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
【本刊讯】东京爱国华侨报纸《东风新闻》十二月九日登载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日本名演员杉村春子发表的谈话，题目是《我亲身接触到的中国文艺革命》，摘要如下（文内小标题是原来的）：伟大的革命、伟大的领导人
日本的报纸和杂志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报道中传播着各种各样“不稳”的消息，什么武斗、有人死伤……等等。我怀着希望和关切的心情，访问了中国。首先在深圳，第一次看见了在日本也听说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是因为国庆节即将到来，在火车站和飞机场的候客室，甚至在飞机里都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实在感到吃惊。而且自己应当怎样对待他们，顿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要把《毛主席语录》拿在手里，举在胸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有点不知所措。并不是反对它的内容……
也因为是国庆节，感觉到一种非常热烈的气氛。就拿招待会这一件事来说，也是有一种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气氛。人民大会堂里，有工人、解放军和农民，一片欢呼声，歌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声，那真是活泼极了。当领导人走进会场，周总理开始讲话，挥手示意让大家静下来，但是欢呼声还是不停。那样的情况是以前看不到的。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才慢慢地开始真正懂得了许多事情。我了解到为什么发生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了解到在中国必须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获得了成功，这对中国人来说，真是一件好得很的大事。而且这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激烈的斗争，象我这样的人，甚至一听就吓呆了。……我觉得象我这样的人实在是不行的。因为这是要不断地同自己头脑中的“私”字作斗争，并且今后不管需要多少年也要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业，是改造人的一场革命。……我曾经想，从事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们是多么的辛苦啊。有了这样一些了解以后，我就想在回国以前要在短期内拼命地了解和学习各种事情。回国以后我感到去中国这一趟实在是好极了。因此要说印象，那是同自己曾经想象过的完全不同。北京非常整洁。正巧是晴朗的秋天，北京的街道显得更加清洁。日本人一般的似乎都认为，由于文化大革命，古代建筑，具有古老历史的文化等等可能全被毁坏，弄得乱七八糟了。然而没有这样的事情，一切都很好地保存在那里。没有私心的儿童使我感动
内容虽然改变了，但并不是人的态度改变了，待人接物、照顾的方法都和以前完全一样，我感到人的相互关系都非常好。在上海，我们在早晨很早就起来，去参观了早市。这个市场只在清晨营业，所以五点起床就去了。正巧是收获的时期，所以物品非常丰富，很热闹。不仅是市场，不管什么地方，物品都是很丰富的。街上使人强烈地感到充满着朴素而明朗的朝气。
在北京，我们参观了针织厂，访问了人民公社。以前也是这样，现在也是妇女和男子一样，在革命委员会的各种组织中积极活动。决没有因为是妇女而受到阻碍的情况。我们听了关于在家属当中的革命情况的介绍，妇女都很活跃，精神饱满地工作着。孩子也是这样，比如说，在幼儿园的儿童面前放一个小苹果、一个大苹果，拿哪一个？他自己拿小的，把大的让给别人；也不争着要穿好看的衣服。这种情况不是因为大人说了才这样做，而是他们自己这样做的，实在是令人佩服。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他们自己在消除自私自利之心。这样，孩子长大以后，那必将会形成一个彻底无私的世界。艺术为谁服务，为什么目的服务
我最希望了解戏剧界的消息和情况。正好，在上海为我们举行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所以我率直地提出了问题。这才知道，我们所熟悉的人（导演、演员等），有许多现在受到批判，正在改造或学习。我衷心地期望下次再来的时候这些人能够改正，再回来工作。
在音乐界我们听了青年提琴家的谈话。他说，我们拿了国家的钱上学，演奏大多数群众所不能理解的音乐，而满足于以演奏少数人所能理解的音乐来“修养”深造，这完全是错误的。他说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认为“只有专家才能理解”的那种关门主义态度，认为反正你们不懂而看不起群众，这种情况必须彻底清除。看来是普通的话，但实际上是很难的。的确，农民是听不懂这种音乐的。我只简单地想为什么不懂？如果严格地说，我们似乎是懂了，而实际上不是和工、农一样也不懂吗？也就是说，成了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的艺术。必须从这里出发来思考问题。戏剧家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说，必须创造有益的戏剧。
我看了钢琴伴唱的《红灯记》，的确很好。配上钢琴来唱京剧，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还有《智取威虎山》这出现代京剧，内容非常有趣，布景用幻灯照出来，京剧演员一面合着交响乐表演着京剧的动作，一面唱。象我这样的外国人，虽然不懂得京剧的语言，也能理解它的意思。而且是站在劳动群众的立场，为劳动群众服务，听取劳动群众的意见，再加修改，逐步改成优秀的作品。不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办不到的。即使如此，大家还都说，要新创无产阶级的艺术，现在只是走了第一步，刚才开始。听了这个改革的过程，才知道这是很艰巨的工作。听说江青先生费了很大的苦心。
在修正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祸害之下，象日本所说的那种薪俸阶层越来越多，坐在办公室里脱离劳动的政治家日益增加，因此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必须发动革命，进行夺权，整党，改革行政机构。这是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这是努力争取不倒退的斗争。我感到这就是在建立真正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建设贯彻毛泽东思想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我认为，文化交流不是说戏剧就只是谈戏剧，而必须加深全面的交流。我想，今后的交流将在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而且在质上也将发生变化。总之，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就是一定要交流。菅沼先生说，在某种意义上两国成了相距非常远的国家。我也有这种感觉，可以说是远离的近邻。但是有必要理解毗邻的、文化相近的国家，这是理所当然的，尽管还残存着过去令人不愉快的历史，但无论如何，同文同种这个强有力的关系使我面向中国，而中国的那种诚恳爽直的、心地纯洁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我喜欢中国。首先要真正了解中国在向着怎样的国家发展，然后才能说喜欢或不喜欢。同中国友好，这是要持续到子孙后代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去找出日中文化交流的途径，希望中国也来寻求这种途径。希望使这种交流越来越兴盛起来。
我觉得这次到中国去，的确是好极了。过去我也一直是这样想，就是中国的跃进对亚洲和平将会有多么大的贡献，进而也可能影响日本的前途。中国的变化太激烈了，每隔半年去一次也不多。还是去亲眼看一看，亲身去体验体验，了解得最清楚。所以我常向大家说，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情：关心中国，想着中国，有机会就去看一看。我自己要尽一切可能去这样做。
最后，我觉得，充分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是由于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才取得了胜利这样一个事实，是了解中国的第一步，而且在我们同中国交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法新社香港二十五日电】中国把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全国性计划，由于毛泽东主席最近亲自发出的指示而得到了大大推动。
十二月二十一日首先由全国联播广播的这个指示，号召城镇中做父母的把他们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
这个计划实际上已在较小的规模上断断续续地贯彻多年了。
中国电台所报道的最近大规模移居农村的人大多是刚刚从中学和大学毕业的学生，其中有些人是在一九六六年毕业的。
这次下放显然是个长期计划。过去几天，北京电台和官方的《人民日报》把这说成是“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官方说，青年通过体力劳动和同农民结合，可以去掉中国城市知识分子所固有的“资产阶级”的狂妄自大。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以外，看来国家正苦于无法使这些人在城市中找到工作。
北京电台报道，许多下放青年在告别城市生活之前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由于经常提到青年在城市中游手好闲，以及有些下放的人在两年前，即一九六六年就已毕业，说明城市中就业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长期性问题。
即使像上海、沈阳和武汉这样的工业城市也无法容纳每年的大批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最近的电台广播表明，一次就有几万青年从这些城市迁到农村，有些人则迁到遥远的黑龙江省和人口不多的西藏。
最近把人口迁到农村去的规模可谓巨大。
虽然从十四岁以上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是主要下放的人，但干部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教师和医务工作者也有下放的。
在中国农村，机械化仍处在萌芽阶段，看来现有的五亿多农民是可以很容易地容纳更多城市居民去当农民的。
【东方通讯社东京二十五日电】佐藤反动政府二十四日决定，把日本最高的勋章“勋一等旭日大绶章”给蒋介石匪帮的谷正纲。这最露骨地表现出佐藤政府继续敌视中国和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的反华意图。
谷正纲是所谓“日华协力委员会”的蒋匪方面的负责人。他经常和日本反动派的头目岸信介紧密联系，忠实执行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反华政策，为加强日本反动派和蒋匪帮之间的勾结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