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8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九月五日报道:
    台湾“省税务处长”黄锡和八月二十二日在“税务会议”中透露,台湾在一九六七年度(一九六六年七月至一九六七年六月)共征税一百零九亿四千九百余万元(新台币,下同),比原预算超征十三亿八千一百余万元,超征率达百分之十四点四。蒋帮认为,这是“国民踊跃输将的良好表现”。然而,台湾报纸指出,这是“取之无道”的表现。
    根据蒋帮统计,台湾征税额由一九五○年度的八亿五千三百万元逐年递增,至一九六六年度计增十九倍有多,台湾同胞的血汗几被吸干。八月二十三日台湾《联合报》社论为此指斥蒋帮,征税应“取之有道”。社论指出,“譬如最近有些县市税捐稽征处为了‘表现’,竟然自行强令厂商提高营业税额,多开三至四成的统一发票;台北县为了争税,不惜一再胁迫厂商就地纳税,这是取之无道的作法”。“目前对于纳税人及在生产过程中所行的重复课税,也有背取之有道的精神”。
    尽管台湾舆论一再反对加税增加人民负担,但蒋帮还是加得无厌。就拿由八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一个星期来说,台湾加征和新开征的税目就达二十七项之多,确令人咋舌。
    根据《联合报》报道,八月十九日,“省府”通令各县,将房屋税、契税、屠宰税、筵席税、娱乐税、车辆牌照税各附征百分之三十的所谓“教育捐”;其他还有田赋附征百分之五,非生产性营业税附征百分之十,地价税及土地增值税,则以照现时税率超过部分移充。紧接着在八月二十一日,“省府”又“指示”各县市对律师、会计师、医生、药剂师、兽医、助产士、司法代书、土地代书、建筑师、歌唱及演奏者、歌场舞厅及夜总会的歌女及技艺表演者、引水人、经纪人、著作者、艺术展览者、病理检验者等人,开征所得税。
    除此之外,“省税捐处”十八日又宣称,台湾全省将在十月一日开始,进行一次房屋税籍全面普查,蒋帮并不讳言,“普查结果将作为明年一月起开征的房屋税稽征资料”。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十二日报道:
    据台湾《自立晚报》报道,上月间开始,台湾“一连串的加价、加税、调整学费的规定,把平日所有向人民要钱的项目,无一幸免,尤其调整规费,幅度之大,骇人听闻,实令人为之惊愕不已。”报纸说:“目前,社会和舆论正呈现着一片反对加价的呼声。”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监察委员”在报纸上发表谈话指摘蒋帮,他说,蒋帮“如此大肆更张的加税、加价、调整学费的措施,影响人心甚巨,间接地自然会刺激物价的上升”。
    可是蒋帮仍一意孤行,还说什么台湾纳税人“未树立纳税观点”,它要纳税人“应养成缴税习惯”。为此,蒋帮最近举办了所谓“便民服务工作”,以“改善纳税风气”。据七月十一日《台湾新闻报》消息,蒋帮税务机构现正大张旗鼓地在台湾各地张贴标语,放映幻灯,车辆巡回广播,鼓动,“冀使一般民众对税务常识有深切了解”。同时,又固定每月第二周的星期二为“税务恳答日”,派出专人“接待”纳税人“解答”各项问题;举办“税务有奖征答”;派员分赴各中学“讲解”有关“税务法令”,“灌输税务常识,使其在求学时期,即对有关税务有深入了解,进而使学生家长有普遍明了纳税为国民应尽之义务”。台湾报纸对蒋帮作加重人民负担的措施,议之为“人谋不臧”。报纸说,蒋帮“不为人民着想,不用智慧,竟以加税、加价增加收入,加重人民负担,刺激物价的上涨,使人不胜其惶恐”。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一日报道:
    《台湾新闻报》最近登载了一则劳资纠纷的消息,揭露了一宗资方残酷迫害工人,工人提出抗议,蒋帮当局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工人的事件。
    事情发生在一个多月前的六月二十六日,高雄“真达纤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厂”的五十四名女工突然遭到厂方无理解雇,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慨,并提出强烈抗议。被解雇的女工们在“陈情书”中指出,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那天,她们已按厂方的规定从上午七时至下午七时连续工作了十二个小时;厂方为了赶货,竟强迫她们在疲倦不堪的情况下,再加班三小时。女工们因体力不支,拒绝加班。第二天(二十六日)上班时,该公司的董事长郑真达竟亲自在工厂门口拦阻她们,不准进厂,并当场宣布她们已被无理解雇。当时,五十四名被无理解雇的女工,坚持留在工厂门口,要求复工。但是,资方竟召来大批武装警察到场镇压、恐吓,并指称她们罢工,强行威迫她们签“辞职书”。
    被无理解雇的女工赵素霞等数十人在“陈情书”中还揭露,厂方为了便于向她们进行欺凌压榨,订出了许许多多不合理的苛例。厂方首先在工人工作时间方面,就极尽压榨剥削之能事。规定每天工作时间最短的要连续工作十小时,最长的竟连续工作十八小时。厂方规定工人工作的时间是:每星期一自上午七时至下午五时共十小时;星期二、三、五、六四天,每天自上午七时至下午十时连续工作十五个小时;星期四及星期日两天自上午七时至下午七时连续十二小时。同时,厂方还规定随时要工人加班,并且一年到头,不准工人休息一天。
    此外,厂方还自订了罚则和罚金等“厂规”。例如工人偶而打一下瞌睡或稍有小过,即被扣薪水罚款。最高罚金竟达四百元新台币(按,台湾一般女工的工资约五、六百元新台币)。除了扣薪水罚款外还有体罚。厂方经常处罚工人们集体跑步、殴打、辱骂……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女工们说,长期以来,她们都在厂方的欺凌辱骂下忍气吞声,那是由于台湾失业者太多,谋职比登天还难,因此,平时她们都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厂方对工人的欺凌迫害却变本加厉,甚至连工人们上厕所也要取得厂方管理人员的同意,先领牌子。最近甚至将她们集体解雇。女工们表示,她们已忍无可忍,不得不向有关当局提出“陈情书”,并向厂方提出数项要求:一、让被无理解雇的工人无条件复工,保障她们复工后不得再有欺凌迫害的事情发生,补偿被无理解雇期间的工资;二、切实履行每日八小时工作,不得强迫工人连续工作十八小时之久;三、废止打盹罚金高达四百元的“厂规”,废止强迫工人绕水池跑步等体罚。但是,厂方竟断然拒绝接受工人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美联社雅加达六日电】印尼代总统苏哈托宣布国家军事组织上的重大改变,使他掌握了广泛的新权力。
    苏哈托昨天和武装部队四军种的司令的谈话中宣布,他将取消武装部队各司令的部长衔。他们将是在将由苏哈托担任的安全与国防部长的领导下的司令而已。
    将受到这次改变的影响的是陆、海、空、警司令和退伍军人部长。
    但是,按照印尼典型的方式,苏哈托说,为了减少震动,这个变化将在一个时期后实施。但是,组织上的改变已经在进行。
    这次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武装部队各部长不许再像过去一样直接与总统商量问题。他们必须通过安全与国防部长。这个部长起码暂时是苏哈托。此外,苏哈托将直接指挥武装部队的部下如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和警察机动部队。据他的分析,这些单位的司令在没有得到他的批准前,不得自由行动。苏哈托对司令官们说,这种改变是整顿武装部队和中央集中指挥的计划的一部分。
    【美联社雅加达六日电】苏哈托代总统昨天私下与空军司令鲁斯明努尔亚丁会谈。据悉,这些会谈集中于重新改组武装部队的问题。
    有人问努尔亚丁,他对于苏哈托关于取消四军司令的内阁部长头衔的决定的看法,他拒绝谈。
    这里的一些政治人士也预言,苏哈托采取这一重要步骤是为了削弱警察部队的权力,警察目前是这里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它拥有完备的装甲车营和伞兵部队。这些人士说,苏哈托计划把它贬低成普通警察部队,但实际上他将遇到反抗。
    【法新社雅加达六日电】今天有消息说,苏哈托代总统决定改组印尼武装部队,把它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当地报纸今天说,苏哈托的决定昨天已通知军事司令们。
    苏哈托还决定,作为过渡的办法,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司令们将继续担任内阁部长。
    当地报纸说,他决定让四军司令(暂时)担任部长,是为了避免在武装部队内引起“心理上的混乱”。


    【本刊讯】雅加达电台六日就苏哈托宣布撤销印尼四军司令的部长衔并设立武装部队司令的决定广播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印尼武装部队各部长将恢复为各军种的司令,他们在执行任务方面向整个武装部队的唯一部长即国防与安全部长兼武装部队司令负责。
    这个目前还在一步一步地实行的工作,是(使武装部队)走向简化、高效率、统一以及创造一个统一指挥的进一步措施,而且可以想像将节约很多金钱和物资。
    据解释这项总统决定的穆达尔·阿明准将说,过去的政策造成国防与安全方面存在五个部门,好像各自独立存在,没有协调,更不用说是明确的统一,其结果是各军种之间进行竞争,这当然是不健康的,这一切都在旧秩序时代得到了证明。
    我们可以从人们记忆犹新的事例——九卅运动—印尼共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发动的政变——看到这种情况。雅加达特别军事法庭或其他地方的特别军事法庭的审讯结果,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武装部队的某一部分同另外一部分是如何容易产生相互猜疑;武装部队的一个或一群领导人是如何容易被人打进来利用他们搞夺取政权的政治活动。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看到印尼武装部队迫切需要形成一个实际整体,作为我国整个保安与国防工具。


    【合众国际社新德里八月二十七日电】一周来在印度三座城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发生了冲突。今天死伤总数增加到七百多人。在今天最近的一次事件中警察使用了警棍和催泪弹。
    【法新社新德里八月二十六日电】印度军队今天开入斯利那加和查谟来帮助警察平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激烈冲突。
    军队被派入查谟,因为几千名示威者掠夺了出售武器弹药的商店,开始在街上设置路障。若干商店被纵火焚烧。


    【本刊讯】《印度斯坦时报》四日报道,“联邦内阁三日结合查格拉最近在孟买的讲话讨论了印度的对华政策。
    “据信,查格拉对他的内阁同僚说,他发表讲话的目的是消除国外的这种印象:印度对中国采取过于僵硬的态度。
    “据说,若干内阁阁员在讨论中表示认为,由于中国目前脾气不好,同中国会谈是不可能的。还有人提到,为了促成这种会谈,有必要举行官员级会议,最好是在第三国举行……如果中国作出反响,可以采取行动在巴黎开始会谈。据认为,中国很少可能作出反响。”
    《政治家报》还说,“灵活性可能不会产生任何立即的好处,至少对于目前易怒的中国来说是如此。即便如此,据认为,印度在比今天更加明确地表明它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一切争端之前不可能恢复外交上的主动权。
    “据认为,有人解释说重申印度愿意的态度是必要的,以便使印度在执行外交政策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在新的形势下这样做的必要性增加了。这个新形势是:莫斯科和华盛顿对次大陆和南亚问题的态度开始变得一致起来,从而减少了印度的抉择余地。
    “在对华关系方面,下列看法渐渐得势:印度应该采取这种立场,即它准备讨论会谈的范围作为在举行实质性谈判前的初步会谈。据信,对这种态度的含义作出了解释,在这方面提到了德赛最近同日本领导人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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