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苏联《真理报》六月十日以《草原在改变面貌》为题刊登塔吉克共和国扎法罗勃德区棉农和农机手的读者来信，摘要如下：
饥饿草原。水渠里，水潺潺地流着。
自从第一条水渠流水以来，已经过去七年。在此期间，一个强大的水泵站阶梯、长八十公里的两条混凝土水渠建成。结果将近二万五千公顷的土地投入轮作。这里诞生了一个新的植棉区——扎法罗勃德。
饥饿草原显著改变了样子。国家对水利工程的巨大投资目前还没有收回成本，这使我们感到不安。最近两年，饥饿草原塔吉克部分的国营农场向国家少交一万七千吨以上的棉花。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情？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开垦荒地的方法不正确。在饥饿草原，一切都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新建立起来。因此，必须替那些改造这一荒漠的边区的人们考虑正常的生活条件。然而，饥饿草原建筑局和中亚细亚国营农场建设总局的领导人萨尔基索夫和卡西莫夫同志却忘记了草原上的人们。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帐篷里。一共七年。除个别例外，没有人离开垦荒地。人们意识到，这里需要他们，这里的一切很快会发生根本改变，这种意识控制了人们。但是，光阴流逝，很少发生变化。工人开始离开这个边疆区。
什么妨碍建筑住房？真叫奇怪的是，中亚细亚国营农场建设总局和共和国国家建筑局领导人之间却在打本位主义的官司。例如，关于在垦荒地建筑什么样子的房屋就争论了两年。最后妥协：建筑两种样式的房屋。可是，时间已过去！
在医疗服务方面也存在许多缺点。医院设在缺少设备的房子里。缺乏有经验的医生，没有药房。
报纸和信件送来很迟，没有卖书的组织。
【本刊讯】苏联《汽笛报》六月十六日刊登该报记者写的一篇通讯，摘要如下：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电力机车修理厂负责人苏哈切夫同志，是个身体魁梧、坚实的人，他装出一副抱怨的脸孔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说：“你们的报纸很少报道我们的情况。至于要报道什么东西和什么人，不是报道我，是报道在执行计划的普通劳动者，请你们报道吧……”
如果，机车质量的改善从此逐渐朝着好的方面改变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再提起这件事了。
去年，在生产出来的一百八十七部机车中，用户提出赔偿要求的有六十八部，由于产品不合规格而亏损的就达三万二千卢布。今年也未见好转。谢罗夫、库什瓦和彼尔姆等机车库都纷纷提出赔偿要求。
在第一季度，平均上旬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十三，下旬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五月份，相应的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七点三和百分之六十六。于是月底就特别的“忙乱”了。这时，已经顾不上质量了。只要“了结”计划就行了。有时，“了结”的方式是独特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还有两辆尚未完成的电力机车在装配。计划显然完不成了。于是，工厂领导人想出了主意。他们考虑了片刻之后就写了一张条子，说由于缺少柴油机方面的专家，故电力机车不经试验即发往订货单位。
工厂里的经济也管理得不好。第一季度超支了八万四千卢布。
共产党员、工程师特列谢夫同志在几次会上都谈到了缺点，并且就这些缺点写了文章，于是他被置于不得不离开工厂的境地。在职工中享有很高威望的总设计师、工程师克拉夫钦科同志也离开了工厂。
他之所以走，是因为在许多问题上不赞同苏哈切夫的观点，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苏哈切夫的粗暴。
苏哈切夫倒很高兴同工程师扎哈罗夫同志和工程师马特维耶恩科同志以及那些批评他的人分别。不给扎哈罗夫找到工程师的职务，而让他当一名钳工。把马特维耶恩科由工长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时，没有忘记削减他二十个卢布的工资和六天假期。
可是，不久前，他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想法：给领导人员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他把人们召集来，把门一锁，然后发表一通简短的开场白。他就这样说，如果谁对我不满，那就当面直接说，而且挨着个儿问。当轮到劳动工资处处长舒里雅克同志的时候，他就引证了一份外国杂志的短文，里面谈到求实精神和礼貌问题。
苏哈切夫同志立即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暗讽，感到非常委屈。这时，党支部书记莫克鲁申同志便出面干预了。他建议……给舒里亚克同志的言论以政治评价。过了一些时候，舒里亚克就离开了工厂。
【东方社东京二十一日电】日共修正主义集团捏造所谓“砂间、绀野”事件，连日疯狂奔走，进行反华宣传，在八月二十一日的《赤旗报》第一版占用了五分之四的版面，登载了题为《对捣乱者的坚决回答》的社论，指名攻击毛泽东主席，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竭尽其诽谤和诬蔑之能事。
社论诬蔑说，“（他们）要求世界革命运动无条件地把这个（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理论’。这就是主张外国的革命运动在思想上附属于他们自己；显然这是极其高傲的大国主义、沙文主义的要求。”
社论还说，“今后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于他们企图迫使我国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加以颂扬的‘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也要坚决行使揭露其本质，进行科学批判的权利。”
社论最后还说什么“最后一定会克服目前的极左机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潮流”。
日共修正主义分子自己暴露了他们完全堕落成为美日反动派和苏修爪牙的事实。
【共同社东京二十一日电】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在二十一日的“社论”栏中刊登了激烈攻击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这篇文章长约一万二千字，题目叫做《对捣乱者的坚决回答》。
可以认为，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新“宣战书”。两党的对立已经登上了越来越高的顶峰，值得注意。
【本刊讯】苏联《消息报》五月二十六日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写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谢苗恩·彼得罗维奇·西林当了十年集体农庄主席。
农庄庄员们不愿让他当“头头”，所以就这件事给《消息报》写了一封信。
“我们为自己的诚实劳动而高兴，并且还准备在良好的水平上从事经营。但是，我们的农庄主席却阻挠一切工作的进行。他对大家，甚至妇女很粗暴，用粗野的话侮辱人，还可能打人”。
信的作者们没有“列举所有的事实，因为这样要写一部书”。他们非常了解庄员的权利——在必要时提前改选农庄主席，并且想在总结会议上行使这种权利。
“但是出席会议的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讲话时说，现在不能这样作，因为第一是总结会议，而不是总结选举会议，第二，谢·西林还在干部名单之列。”
应该说，人们还是把西林看作是一位经营管理人员。但是，凡是我在克鲁托雅尔见过的人，都是受欺侮的人。他对于每个个别的人却是粗暴的、冷酷无情的。
克鲁托雅尔是个条件非常好的村子。村子里有一家人，这一家同所有的家庭一样是不幸的：丈夫和父亲都是酒鬼。母亲常常生病。有四个孩子，都是学生。房子潮湿而空旷。女主人是个戴眼镜的矮小女人，擦了擦窗下的长凳，让我们坐下，就最乐意地谈了起来。
应该提高人的地位，应该同情人的苦处。我到西林那里要些麦秸，因为房顶漏了。他说：“不给，他的丈夫是醉鬼。”然而自己的不幸我本来就知道的。又有一次，我请求运些燃料来。可是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呢？——她滔滔不绝诉说着，以致大家很难为情地开始看地板和天棚。
欺侮吗？当然是大量的、沉重的。就这样，一桩桩欺侮人的事积起来以致多得要全都写出来真的得写“一部书”。受一百次欺侮，就是爆炸的力量。
【美联社华沙二十一日电】外交人士今天说，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上星期曾来波兰，显然是同波兰对苏联装备起来的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遭到令人震惊的失败，以及对为了重新装备阿拉伯人而消耗华沙条约国资源这一点感到不安这件事有关。
波兰报纸透露，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在度假期间曾来到了华沙，人们设想，他参加了所说的同格列奇科的会谈。
外交家们说，在波兰某些级的军事机构中，发现了对苏联在六天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的怀疑和提出的批评。
【本刊讯】苏联《汽笛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了尤达诺夫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根据自愿……》，摘要如下：
去年，在修路机械站工作的一百九十个工作人员中，有七十九人被解职。如果不算定居在这里的工程技术人员，每两个道路工人中就有一个离开这里。什么原因呢？
枕木捣固机专家助理菲隆奇克解释说：“在车辆上工作腻了，住在车厢里，离家很远。领导人拿我们就像外人一样。我们长期住在涅戈列洛耶车站。修路机械站头头中很少有人来这里瞧瞧，更不用说铁路分局或者区工会铁路理事会了。
什么东西迫使青年人离开修路机械站呢？例如，什么东西迫使罗扎、斯塔罗沃托娃娅姐俩和季希娜离开了这里呢？
姑娘们说：“谈到我们工作中的困难，用不着谈得很多，本来大家都知道的。雨、雪、风、炎热，而我们在区间是露天工作。即使有了‘遮太阳的东西’，通常也是劳累得满头大汗。但是，使我们苦恼的还有其他事情：人们不为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姑娘们着想。年轻小伙子可成为技术员、司机，而我们呢？只叫我们干最重的活：起重、修路、铺藤……”
而姑娘们怎样度过晚间呢？那就是碰上什么算什么了。很想听听有趣的讲演或者谈话，就读过的书籍交换意见。修路机械站站长米哈林科、地方委员会主席普拉托诺夫和党组织书记达维登科最喜欢的是：在车厢旁站一会儿，叱责一下某个人，就无影无踪了。
某些工长仿效他们的榜样：没有像头头应当表现出的那样来同下级打交道。道路工人特别不满意工长特列季雅科夫。这是一个粗暴而无教养的人。随便谩骂下级、侮辱妇女。
女工布杜诺娃不知怎的得罪了他。他就亲笔从关于奖励的指示中勾掉了她的名字，写上了自己的朋友麦谢罗。当道路工人们抱怨特列季雅科夫的行为时，他指责这位优秀女工旷工，虽然他明知道，布杜诺娃是得到准许去安葬她母亲的。
工长列斯金也是很粗暴的。从他那里可以听到骂人的话，可以听到威胁，但是，从来没有对良好的工作给予应有的表扬。
“我请求根据自愿解职”。人们仍然把这样的声明不断递给修路机械站站长和管人事的副站长。米哈林科同志和达维登科同志没有想到，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自己，在于他们对劳动和休息的条件以及对人们的职业提高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