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
【本刊讯】瑞士刊物《合作》十二日以《文化革命的原因》为题发表文章，全文如下：
（原注：我们的一位同乡埃里克·维米去人民中国上海外语学院学习法语约两年了。文化革命爆发时，他正在那里。他的话具有人证的意义。为此，我们认为，让他发言是有益的。）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文化革命是怎么回事？中国一年多以来发生的事件用去许多墨汁。可是，西方就这个问题所说和所写的东西，往往与现实相距甚远。看来，人们是想使人相信，中国是一个暴虐的国家，那里毁灭一切艺术品，经济崩溃，工农业混乱，青年人狂热而排外。
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却全然不是这样。
为什么文化革命是必要的呢？
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国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十七年来，它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成就是目前没有人否定的。可是，在文化方面——意义极广：它指思想、道德、风俗等——的发展，显然就不是那么迅速了。在有些方面，修正主义思想有了发展。之所以有发展，有种种原因：
１、旧的资产阶级仍然很有影响。由于共产党执行了十分灵活的政策，资产阶级便保有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且在生产和文化方面占据着重要岗位。它到处传布自己的道德、自己的思想。因此它具有显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则只能是资产阶级的。
２、外部影响对中国的那些期望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仍旧起着非常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３、在共产党内部，经常同旧资产阶级有接触的一个集团，它奉行了一项修正主义的政策。该集团的某些成员占居要职，诸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他们脱离人民群众，过着老爷贵族的生活。为了扩大自己的特权，他们也希望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在党内培养新的资产阶级。他们是非常危险的人物，因为他们是党员，他们得到政治干部和群众的信任。
修正主义者采取一种看来很革命的、似乎毫不是修正主义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建立在驯服和白色恐怖的基础之上的。他们禁止群众对党员有发表议论的自由。群众是驯服（工具），而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却认为他们这样作是真正贯彻党的政策。
因此，共产党员往往是“不可侵犯的”，某些人则是培养官僚、官僚特权阶级。他们往往就这样不自觉地逐渐滑向修正主义。自然，他们接近于旧的资产阶级，首先是物质上接近，其次是由于接触关系，在思想上接近。
因此，十七年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显然，这个阶级不希望发展社会主义，而是希望恢复资产阶级自由化。它虽然在数量上微弱，但从政治和经济观点来看，它相反却是很强大的。它的影响之所以大，还特别是因为，它在极革命的外貌掩盖下隐蔽在共产党内。
必需推翻这个新的阶级的专政。人民群众必须在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真正掌权，因为修正主义的影响正是通过这些方面散布的。
因此，几年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一直试图从政治上唤醒群众，以使他们自己起来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文化革命的目的在于打倒执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干部，肃清在文化、思想、习惯和风俗等领域内仍然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影响；在于使这个国家的社会根基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这次异乎寻常的运动的最伟大的胜利，就是使中国人民觉悟到，服从于共产党永远不应该是驯服，而始终应该是批判的。这种觉悟的证明是，今天对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的奴隶主义、白色恐怖或驯服展开的攻击十分猛烈。
我有幸成为文化革命前中国的社会气氛和今天中国的社会气氛的见证人；两者对照是很惊人的。现在，人们确实有这样的印象：中国人民掌了权，他们想完成自己的革命。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对中国还存在着几乎拥有一切特权的资产阶级这件事曾感到吃惊；特别明显的是在上海，旧资本家大多数仍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并且在道德方面有着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也对同中国人进行坦率而深入的接触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感到恼火。在共产党内部，某些干部的生活条件我所不能接受的。在理论上，他们似乎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而实际上，这些干部却是让人民为他们服务。
这种状况对我来说实在意外，因为从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很出色的，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气氛，同居民的接触，却是令人沮丧的。
今天，我放心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文化革命中遵循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路线，起来造反，自己解放自己了。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八月七日在第四版和第五版上各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刊登介绍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情况的报道，并附有《文化大革命年表》（一九六七年二月到七月）。这篇报道的题目是《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在迷雾中进入第二年》。摘要如下：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全中国开始燃烧以来已经一年了，现在“尖锐”、“复杂”的局面仍在继续。总之，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有很多都是“谜”。现在表露出来的局面，甚至只不过是隐藏着的冰山的一角而已。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包在面纱里的军队，真相不明的夺权实情，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崇拜党主席毛泽东，彼此对照说明什么？
现在中国的领导面临的紧急任务是，尽快地在全国各省、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同时巩固已经成立起来的两市四省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中国虽然在国内夺权斗争中遇到挫折，在外交上孤立的影子越来越清楚，但是，它通过氢弹试验走上了核大国的道路，似乎作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旗手的信心却越来越坚定了。而且中国正在向香港、缅甸、印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等邻国和毗邻地区积极输出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国防部长的人民战争理论，把这一点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前途联系起来看，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中国的人民战争理论是建立在否定侵略这一立场上的，因此，中国不会亲自出马参加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中包括相当一部分华侨，而这些华侨特别是华侨青少年都有一种焦急感，唯恐落后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激烈变动。
因此，中国对这些国家“输出文化革命”即使只限于口头上和资金方西，但文化革命的火种也有通过华侨而迎面扑来的危险。对此所抱的警惕，加上中国又有了氢弹，便形成了双重的恐怖感，不容否认，这就是中国周围的国家越来越同中国疏远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无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而煽起“‘人民”的反政府武装斗争，这是林彪外交的必然结果，不过它很快就会面临严重的考验，这是不可否认的。
【法新社北京十三日电】今天所有北京报纸都说，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凯歌”。
在这里的观察家们看来，这一委员会的成立是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军内的支持者的一个胜利。
这个幅员广大的省份在全国七亿五千万人口中只占有二百万多一点点的人口，在省会西宁集会庆祝委员会的成立。
尽管今天报纸上的通栏大标题说，这是“青海高原上的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但是人们的印象仍旧是，这场斗争限于在军内进行，新的省级领导人——委员会主任刘贤权和副主任张江霖——看来都是从军队来的。
鉴于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大约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实现了群众、党的干部和军队的“三结合”，这个胜利看来就更是一个相对的胜利了。
从对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提出的八点决议的分析来看，、这个省尚未完全实现“革命化”或“毛泽东主义化”。这些指示谈到了“悬而未决的斗争”，没有提到全面的胜利。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明了一点，即青海省的群众支持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路线，这就暗示，如果说其它省份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话，那是因为群众不同意。
继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等省和北京、上海两市以后，青海省是第七个“革命的”行政单位。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一日电】华沙条约部队首脑敦促驻在中苏边界的士兵“提高警惕和作战准备”。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雅库鲍夫斯基元帅是在访问离中国边界只有三十五英里的远东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时对军队这样说的。
据今天苏联军方报纸《红星报》报道，他说：“目前的国际局势使人感到焦虑和某种震惊。”他没有具体说中苏危机，但是他发表讲话的地点使他的讲话有了更多的意义。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远东的军人面临着坚持不懈地提高警惕和作战准备的任务。”
【路透社雅加达十二日电】当局今天向中国驻印尼的外交人员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他们在四天内把他们大使馆的高的混凝土围墙拆掉一部分。
这个红色的围墙是雅加达市长萨迪金的一个新法令的主要目标，这个法令规定：在首都的高围墙应在八月十七日印尼国庆节以前降到规定的一点五米的高度。
本地当局说，已经警告中国人，如果他们不遵从命令，市爆破小组将在星期二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