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机关报《新世界》周刊六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二十六期，发表了署名佐尔佐利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氢弹》，文章如下：
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一九四五年爆炸的；相隔七年，即在一九五二年，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苏联从爆炸原子弹到爆炸氢弹只用了四年时间，即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三年。就是说，在任何技术领域里，对重复已经试验过的发展过程的人来说，所用的时间总是越来越少，这似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很明显，如果总的技术经济力量不相称，那么这个条件是不够的。英国是比较晚的，但是从爆炸原子弹到爆炸氢弹用了五年时间，即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而法国第一颗原子装置是在一九六零年爆炸的，但是它的氢弹至今还没有爆炸。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在罗布泊试验场进行第一次试验到目前爆炸氢弹，中国只用了两年半时间。可以绝对地说，中国第六次核爆炸，也就是这一次爆炸，是首创纪录。当时第一次试验采用的是铀而不是钚，正像《新世界》已经报道过那样，从第一次试验后两周时间——这在技术上几乎难以令人置信——就证明了，中国能够跃过试验的第一个阶段，即钚弹阶段；同时又证明，在发展氢弹过程中，中国比法国更先进。氢弹只有通过铀的导火线才能爆炸。很明显，以此短暂的时间的设想，简直像神话一样。
因此，我们除一般地报道之外，再谈谈科学技术情况。生产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技术过程。世界上铀的生产是美苏英垄断的，法国到目前才开始生产铀；只谈这些就够了。另外，因为这些国家所采用的方法——很明显是以气体扩散进行的——的特点是消耗大量的能量，所以中国很可能是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即离心法。在其它国家里，这种方法已经作为研究项目，但是尚未取得适宜的结果。最近美国已经禁止私人工业继续研究，但是在最严紧的军事秘密下又恢复了这项工作，这样做就是为了确定这种方法。所以，中国能够比那些被认为技术先进的国家更完善地进行这个过程，这不是什么荒唐的假设。因为在研究和生产核装置的时候，衡量的尺度不仅仅是实验室的尺度，也是工业的尺度，是整个生产领域的尺度；所以，所有这些考虑能够构成了一个图景，那就是中国的发展比人们正常想像的更加先进，更加有生气。
当然，也可以看到军事上更加精巧的方面。中国由于有了氢弹，而从“千吨级”跃到“百万吨级”，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一飞跃使得中国能够制造具有相当一千万吨三硝基甲苯破坏能力的炸弹。可以说，中国已经成功地试验了导弹，所以这就奠定了特别有效的向量工具系统的基础；得出这样结论似乎是很自然的。至多在七十年代前几年，中国就能够抵御美国的进攻能力，并足以劝阻美国进行任何冒险。
而今天中国的声明已经强调了这一点，中国的军事新成就是对越南人民的突出的支持。在美国准备步步“升级”，几乎有确定的可能把中国卷入这场冲突的时候，中国氢弹的爆炸摧毁了美国的计划。是加速了这种计划的执行，还是阻止了这种计划执行呢？中国的声明似乎是偏向于第二种假设。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军备发展可能是对保持世界和平十分有力的贡献，并且也是对越南人民的胜利有力的贡献。
【本刊讯】意大利《观象仪》周刊六月二十五日的一期发表了卢查诺·瓦斯科尼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可信任的氢弹》。文章是以下述的小故事开头：
听说，六月十七日一位塔斯社记者气喘嘘嘘地跑到了玻璃宫——那里联大特别会议刚开始——走到柯西金面前说：“总理同志，北京电台已经宣布，中国掌握了氢弹……”。柯西金瞅着这位记者，但是说不出话来。记者又说：“总理同志，这次爆炸是在新疆进行的，就是反毛派所控制的省份……我们已经报道过此事……他们会让炸弹爆炸吗？”柯西金更加注意地瞅着记者，面容显得越来越悲惨和可怜。后来，他终于开了腔：“同志，你为什么如此慌张？你信任塔斯社吗！”
【本刊讯】英国《金融时报》五日刊载该报香港记者的一篇报道，标题是《缅甸形势》，《仰光骚乱者帮助收割稻子》，摘要如下：
仰光的骚乱发生的时机使人毫不怀疑，这些骚乱的起因并不是完全自发的。缅甸政府对于暴众一旦开始在街上辗转和袭击中国大使馆以后会搞到什么程度，大概是没有想到的。但是，极其可能奈温将军起初觉得，搞一点仇外情绪会使国内的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减弱，使人民支持政府镇压农村地区的共产党颠覆活动的运动，并且为仰光得到西方的更加慷慨的援助准备好条件。
奈温将军的革命政府一直是坚决“排外”的。尽管北京的贵宾经常到缅甸访问，缅甸政府一直小心地不仅把印度人和其他外国人排除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外，而且还把缅甸的三十万中国人也排除在外。仰光对于北京常常坦率地支持武装反叛政府的共产党人，也一直是恼火的。
过去一年里，随着经济开始瓦解，奈温将军遇到了一股愈来愈强烈的公众不满的浪潮。对政府民望的最新的一个打击就是大米严重不足。一九六六年，国家销售了九十八万三千吨大米供国内消费之用，出口量则稍低一些。而在一九六七年，国家仅仅设法采购了七十一万吨大米供国内消费之用，其中一半以上已经售出，在年底新的作物收获以前就只剩下三十一万吨了。必不可少的外汇的主要来源，即大米的出口已被削减到六百吨。
奈温将军现在极端需要大量的外援，而过去他的严守中立的态度使他不能接受这么大量的外援。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中国文化革命期间，他访问了被北京视为敌对国家的一些国家——联合王国、美国、泰国和日本。四月间，仰光同亚洲最顽固地反对中国的国家之一的菲律宾建立了外交联系。在这同时，以前不断来到仰光的北京高级宾客渐渐不见踪影了。
随着外交形势的不断改变，仰光对于它同中国的关系的恶化可能不会感到太难过。无论如何，由于文化革命所造成的破坏使中国出口商品的运交工作拖延了，贸易一直在放慢。
对中国人采取的暴力行动可能间接地缓和农业问题。官员们声称，去年的收成有三分之一由于虫害和天气不好而被毁掉了。他们还很勉强地承认，大米官价不能使农民得到足够的报酬，以鼓励他们尽可能多生产大米和其他主要作物。但是，缅甸农业所遇到的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是农村地区恐怖分子的袭击和颠覆活动。这次的骚乱和北京的激烈的报复可能使叛乱者中的共产党分子所得到的民众的支持减少。
【本刊讯】波恩消息：西德第二电视台六月三十日晚在名为“观察点”的新闻报道节目上放映了中国核试验的纪录影片《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的剪辑。电影除两处使用原解说词的译文外，其余解说词均为这家电视台驻香港记者卡尔·韦斯所撰写配制。
韦斯在解说词中别有用心地说“这部电影在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和一九六六年几乎没有提到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毛泽东的名字统治了全部解说词，每个画面，每一秒钟都如此”。他认为，“这一影片的倾向是要把核爆炸说成是无害的”。他在介绍影片中出现的测试仪器时说，“原解说词说都是中国自己生产的，这是可以有所怀疑的”。又造谣说，“中国进行核试验的科技人员四分之三以上都是西方培养的，好些原来是美国籍的中国人”，“原子军备占中国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十”等。
【合众国际社巴黎四日电】高级官员今天预言，戴高乐总统可能在今后三到六个月内改变他的对外政策，缓和一下他所大肆宣传的反美立场。
法国官员们说，现在正在对中共上月的氢弹爆炸作出估价，西方国家政府认为这次爆炸比原来想象的威胁要大得多。
他们说，中国拥有氢弹，也有情报表明有了将氢弹发射到目标的非现代化然而有效的方法，这可能迫使像戴高乐政府这样的一些政府重新考虑它们同红色中国、俄国和美国的关系。
据说戴高乐内阁中的一些有影响的成员在要求戴高乐对他的整个对外政策的作法来一次全盘的重新考虑。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六月二十九日晚刊登载一条述评，题目是《华侨文化革命活动的发端》。全文如下：
二十六日在仰光发生的反华暴动，到二十八日又公开发生了缅甸人掠夺中国大使馆并刺死一名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事件，从而造成很可能成为中国缅甸两国的重大外交问题的事态。
这次事件，可以“说是中国大陆上的文化革命波及侨居海外的中国人，而引起了同当地当局和当地人的摩擦。受到祖国
——中国的文化革命刺激的华侨们，佩戴“毛泽东像章”，手持《毛泽东语录》，精神焕发的例子在最近香港中国人暴动中也可以看到。从侨居海外的中国人的立场来说，认为是“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旅外华侨对伟大领袖表示敬爱是理所当然的”，而从当地当局人士来看，都说是“平地起风波”。
特别是华侨在许多新兴亚洲各国中，将会出现当地的民族主义和华侨的毛泽东主义之间的激烈对立的场面。如何收拾这种事态，可以说是为文化革命中的中国又提出了一个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