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莫斯科八日电】星期六发表的一份公报说，法国总理蓬皮杜到这里的访问“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尤其是政治关系方面。
关于蓬皮杜为期五天的访问的公报是在他分别同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会谈之后发表的。
公报说，“法苏两国关系的讨论表明，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鉴于恶化的国际局势，最为重要的进展是在政治方面。”
公报说，“苏联和法国政府满意地指出，他们在目前世界面临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具有相同的立场。”
公报指明，这包括需要以色列军队撤退和美国停止轰炸北越。
它说，两国政府“将继续就相互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并计划为此在两国之间进行各级的接触。”
蓬皮杜在他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先是在克里姆林宫同柯西金会谈。
后来这位来访的总理会见了勃列日涅夫。官方声明说，他们进行了“一次友好的谈话，他们在谈话中谈到了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些迫切问题和苏法关系。”
【法新社巴黎八日电】法国总理蓬皮杜、外长德姆维尔以及陪同他们访问苏联的其他人员，今晚乘飞机抵达巴黎。
【路透社莫斯科七日电】法国总理蓬皮杜今天同波德戈尔内讨论了中东危机问题。
一个官方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在友好和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讨论了目前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
法国人士说，中东问题是他同波德戈尔内讨论的主要问题。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七日电】今晚宣布，法国总理蓬皮杜明天将同勃列日涅夫会谈。
会谈将在蓬皮杜在这里访问的最后一天举行，这就完成了他同俄国三巨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会谈。
说苏官方说法是，美必须撤出越南，但在私下，又说目前不能撤出。苏已为国内许多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本刊讯】提前出版的美《展望》杂志七月十一日一期刊载该刊主笔阿特任德发自莫斯科和西贡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为什么越南使俄国人感到不安》，摘要如下：
今年春天的莫斯科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城市。在我上次一九五六年访问莫斯科时，路上来往车辆很少；今天，虽然没有严重的交通堵塞的现象，但是的确看到许多私人的轿车和许多在鲜明的新式公寓房子上伸出来的电视天线。在公园中，甚至能够发现青年公开听半导体收音机内的《美国之音》广播。但你在火车上和公园里以及餐厅中遇到的人们显然渴望得到更多的东西。
越南问题怎么样？他们避免谈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渴望和平——首先是同美国和平相处，因此他们甚至不愿意想到冷战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和危险。很奇怪的是，苏联是美国人目前能够访问的最友好的国家之一。
但是在我同许多党政官员和报刊杂志编辑交谈时，头号问题是越南问题。在苏联高级权力集团中，传出来的信息是很明确的：他们非常担心，战争悄悄地升级将会导致可能除了中国人以外谁也不希望出现的危险的苏美对峙。
俄国领袖们同样担心的是，对于我们越来越多地对北越施加压力的做法，中国可能作出什么反应。到目前为止，河内还未要求中国提供“志愿人员”。但是俄国人深信，如果我们的军队越过十七度线侵入北方，那么不管胡志明邀请不邀请，中国是会参战的，就像在我们越过三八线时，他们在朝鲜所做的那样。于是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所得到的答复是忧伤的，但是是坦率的：
“苏联只好一起来保卫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付美国的侵略，不管后果如何。”
我之所以说“忧伤”是因为苏联人民和他们的领袖真正希望改善或至少稳定同美国的关系，这一点是不会有什么误解的。我之所以说“坦率”是因为我在莫斯科进行一切私下会谈时深感我们的交谈是坦率的。例如，苏联官方的说法是：我们必须撤出越南，四月份的和平示威证明，大多数美国人民赞成停止战争。但是在私底下，在人数少的时候，俄国人的说法就大为不同了。人们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们目前不能撤出南越。我们对于你们和平运动的力量没有什么幻想。”
“只要告诉河内和越共停止战争，战争就会结束。”这样回答是容易的。但是最可靠的证据表明，胡志明不听任何人的意见。他自行作出决定，并且仍然认为他能够比我们支撑更久，就像他对法国所做的那样。在这方面，他是受到中国人的鼓励的。
俄国人说：“在轰炸袭击的威胁下是没有这种希望的。”但是他们认为，如果轰炸停止的话，他们在河内的“积极的”影响可能加强，中国鹰派的影响可能削弱。
苏联领导方面已经在为国内许多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要是没有越南战争，他们就能同美国改善贸易和文化关系最后甚至减少防御开支并在空间计划方面同我们合作。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五日刊登驻莫斯科记者东野四日由莫斯科发回的一条消息，题目是《葛拉斯堡罗会谈后，苏联从和平攻势转为和平守势》，摘要如下：
只要重新确认美苏和平共处，那么不管处理中东问题要拖延多长时间，苏联也能够以坚强的信心和不动摇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脑会谈获得了成功，挽救了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但是这种和平共处是以美国势力在世界各地——越南、中东、希腊等——占优势为前提的，也可以说是苏联处于守势地位的和平共处。
过去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西方都用“和平攻势”这样的说法，但现在苏联却站在“和平守势”这样一种被动的立场上。可以认为，美苏共处即使能构成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力量，但是已经失去了过去左右世界政治的那种万能的力量。
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提纲”没有象赫鲁晓夫时代那样把“和平共处”放在苏联对外政策的第一位，而是放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支援民族解放斗争”的后面，就是说改变了重点。不过据认为这是为了适应世界政治环境的变化。
同时，在赫鲁晓夫时代说：“即使存在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避免”，而这次发表的提纲则改为“只要帝国主义继续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危险”。这大概也是因为不得不承认越南战争、中东危机、对古巴的挑衅等“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
另一方面，中国夸口说它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氢弹是对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而戴高乐总统的法国也作为世界多中心下的一方之首在走着自己的路。
葛拉斯堡罗会谈以后，苏联一方面看到了美苏和平共处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同时又采取了新的立场：不可能再继续靠和平共处左右世界，也不抱这种想法。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八日就波恩和莫斯科关系发表评论。摘要如下：
德苏关系有改变的迹象吗？目前在苏联政治局有没有一种倾向，表明莫斯科在某种情况下准备改变过去对联邦共和国的不妥协态度，并鉴于在近东的外交失败，转而采取一种新的、首先是慎重的政策呢？
最近几周德国和外国的外交官观察了莫斯科的形势，认为看出了在这方面的苗头。他们一致认为，从许多关于完全不同的问题的会谈和私下交谈中可以听出一种新的微弱声音，这种声音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排除意见的改变。因此，应该对从苏联对东柏林的政策直到不扩散核武器这样的专门问题分别进行观察。
当然，这在目前仍然是一种希望，并且希望不很大。外交官们也不排除这一点：苏联针对联邦共和国的宣传攻势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再次达到一个新的顶点。从各方面来看，苏联的政策是多条线的。
但是，经验再三告诉人们：莫斯科有时能很快地和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改弦易辙。
西德驻莫斯科大使格布哈特·冯·瓦尔特已经成功地使以前那种严寒的气候至少在私人关系方面解冻。
【法新社莫斯科八日电】法国总理蓬皮杜今天在苏联第一次举行的外国首脑在电视上答记者问中，要求“结束一切外国部队”。
撤退是“根本的需要”，将是“符合每一个人、包括这些部队的利益的”，这是他在同苏联电视和《真理报》、《消息报》记者的轻松交谈中说的。
他说，越南战争“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后果，因为它造成使世界其它地方的问题复杂化的对抗和敌对”。
记者问蓬皮杜认为中东危机的解决前景如何时，他说，“大国间”的协议可以帮助解决中东各国生存、它们的领土完整、难民和航行的基本问题。大国也可能终究会保证这些问题的解决。
关于欧洲安全问题，蓬皮杜引用目前的法苏和解作为法国是怎样相信问题可以解决的一个例子。
“我们不彼此对抗，而必须设法彼此认识、一起会谈、寻求协议。这样，我们定将逐渐解决安全问题”。他继续说：“我们的接触几乎是持久的，我的访问一定不是最后的。我相信我们的交谈已经很有益，已经使我们的合作有了巨大的进展。我还相信法苏协商对于维护和平很有好处。”
蓬皮杜说，“我们都为和平愿望所激励，我们的会谈因此对我们两国人民极其有益。他们给全世界、给所有各国间的和平提供了一个范例。”
蓬皮杜还被问到法苏在经济、技术和科学上合作的问题。
他答道：“柯西金先生和我一致认为，已经取得巨大进展，这应该继续下去。”
“在商业领域内，我们的交流可以增长许多倍。”
【法新社伦敦六日电】威尔逊首相今天在下院说，苏联和英国代表正在讨论在伦敦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热线」的问题。
他说，正在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一项协议，不久将签字。
【美联社莫斯科六日电】喀麦隆总统阿乔希今天同波德戈尔内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正式会谈。
没有立即表明讨论了什么。
阿乔希正在苏联进行七天正式访问。
会谈后，波德戈尔内陪阿乔希到喀麦隆使馆参加宴会。苏联第一副总理波利扬斯基也参加了宴会。
阿乔希明天离开莫斯科到克里米亚和基辅度周末。十日他将飞到列宁格勒。
【法新社莫斯科六日电】塔斯社报道，诺沃提尼昨天和今天同勃列日涅夫在这里会见了。据塔斯社播发的正式公报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捷苏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所讨论的所有问题上观点一致」。
诺沃提尼正在苏联休假。
【本刊讯】法《新观察家》周刊六月二十八日刊载克劳德·克里埃夫的文章，摘要如下：
无疑，我们正处在我国历史上至少是废除君主制以来最令人惊奇的潜藏的危机中。所有部长都对戴高乐将军在六月二十一日内阁会议开始时发表的讲话感到突然。任何人、甚至蓬皮杜总理都没有预先被告知。戴高乐将军的政权的真面目从来没有暴露得这么明显，要是在旧的议会制中，戴高乐将军便可能几乎处于孤立状态了。自那时起，知情人士就指出，毕约特将军和武装部队部长梅斯梅尔可能辞职，这里只指出这两个人，其实远远不止他们。
梅斯梅尔不同意继续禁运武器给以色列。但是，自戴高乐上台以来，正是他和他的部下负责向以色列出售武器。
不仅仅他一人。无论在部长中，在议员中，在戴高乐派领导人中，都有他这样的人。在多数派内部已形成裂痕，谁都不能预料其后果如何。
从五月十三日以来，阿尔及利亚战争和经济社会问题使戴高乐派内部出现的分歧，都在涉及以色列问题时消除了，而代之以其它更加不为人所知道的一些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