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毛泽东
【本刊讯】意大利《共产主义者》一、二月合刊刊登马里奥·夸兰塔撰写的一篇题为《策划进攻的一次会议》的文章，评苏修集团正在策划的欧洲修字党会议。摘要如下：
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国进行的政治斗争，基本上是由于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需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作出的抉择而发生的；以苏联为代表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已经彻底摒弃，这也是因为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中共领导集团内发生的分裂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根本抉择而产生的；事实上，这些抉择所触及的不是次要的问题，而是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决定性抉择。以刘少奇为首的路线有系统地提出另一个不同的抉择，而正是从这个方向在苏联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的胜利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因为这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已日益融合于资产阶级联盟体系中去，所谓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阿尔巴尼亚除外——正是由于没有进行文化革命而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文化革命冲击和埋葬了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在文化革命中，革命力量可以批判所有应当批判的领导人，不管他们职位多高。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的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以继续进行，在全国各生产中心建立了新的民主机构，不断地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得到了全体青年的拥护和积极支持。社会主义中国是对苏联大国政策进行客观批判的经常因素，因而后者必然要攻击中国，攻击文化革命，以图限制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对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推进力量。
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的反华宣传进一步加强了，在同中国接壤的一些地区进行挑衅活动。苏共中央十二月十四日的决定把反华斗争作为苏共政策的中心。苏共要根据这个政策重新确立它的领导党作用，并为此筹备会议。
这次新的共产党会议是加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新企图，并根据一项激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纲领使这种分裂固定化，以便使工人运动准备好为公开反对中国做辩护。
我们已看到，过去竭力组织这种会议的人遭到怎样的下场；苏联领导集团现在又力图加深反帝阵线内部的分裂，使企图把反帝作为促进革命发展的斗争旗帜的人灰心丧气。
我们早已知道，两次会议也好，十次会议也好，都不足以阻止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各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对美帝的斗争。现在是这样一个时刻：一切有助于划清修正主义者和马列主义者之间的分水岭的事实都应当受到人们满意的欢呼，拟议中的会议也是这样。今天，甚至在策略上，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马列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联合起来，因此，我们将要加倍努力继续我们的行动，揭露苏共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政策目的，揭露美国和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目的；把仍然想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共革命立场的周围。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一日刊登该报记者关自北京发回的一条题为《北京街头恢复生气》的电讯。摘要如下：
梅花开放，街树的嫩芽也披上了一层薄薄的淡绿。试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根拔起的横吹一冬的暴风也渐渐衰弱下来。挤满北京的各地的红卫兵和工人在市内也看不到了，大街上又渐渐恢复了平静，中小学学生在解放军士兵的率领下进行春季植树。
来自各地的人们都回去了，食品、消费物资又丰富起来了。在这个冬天，使外国记者感到佩服的是北京的食品、消费物资的供应能力。由于红卫兵和工人上京而使北京市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稍稍感到不足的只是花生油和雪白的面粉。市民对党和政府妥善地安排了红卫兵和工人大军的这种领导能力又增加了新的信任。
从上海的“一月革命”开始的夺权斗争使文化革命进入了最高潮，最后终于出动了解放军。在混乱和摸索中确定了“三结合”的夺权方式，与此同时加强了“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和“自上而下的指导和集中”。
在春天到来之前刮起了一股“二月黑风”。在健全“三结合”体制的过程中，造反派内部展开了肃清妨碍大联合的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另一方面又在几乎全部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中积极地恢复一部分“革命干部”的名誉。据说，伪装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便乘机卷土重来，掀起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但是，总的趋势还是朝着“三结合”稳定发展。
在毛主席发出指示以后，揪着戴高帽子的反动分子游街的情景早就看不到了。据说，工业生产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也正在恢复。
长安街、东交民巷、王府井、景山公园这些名称消逝了，正式地改成了东方红路、反帝路、人民路、红卫兵公园、五四街、井冈山路等革命的名称。这是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成就”。
现在，极其流行的是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牌。
在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中小学学生又开始学习语录和开展体育活动，接受植树和扫地等劳动教育。大专学校学生结束夺权斗争以后，也必须全力投入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使其成为以学习毛泽东思想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制度。
现在正加紧大量印刷《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路线在全国得到彻底贯彻还是今后的事。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三月二十七日在《这就是中国》专刊栏内，登载了星野芳郎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摸索中的“自力更生”，科学实验与学制革命》。摘要如下：
在去年六月，随着文化革命的兴起，北京的女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建议改革学制。接着于去年七月，中国人民大学的七名学生提出了改革大学文科学制的意见。
学生中间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改革学制的意见，是有理由的。总之，高中以上，特别是大学生的阶级出身脱离了基层的工人和农民，以前的资本家、地主、富农和高级干部的子弟越来越多。有名的大学，譬如北京大学学生的阶级出身，工农阶层所占比率由革命后不久的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二。
原因不是因为领导干部和资本家、地主、富农的子弟比工农子弟聪明，而是因为前者的家庭生活条件比后者的好，有着优越的学习条件。因此，只要实行统一的入学考试制度，前者的子弟就占有优势。这样，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大学，即清华大学（理科）和北京大学（文科）这两所大学，工、农子弟就自然被排挤出去了。
这种现象，按照毛泽东思想、即革命的基础是贫农和工人的想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偏差，如果长此以往，那末，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全国的领导阶层恐怕会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阶级出身的人所占据。可以说，共产党中国认真地进行学制革命，也是不无道理的。
虽然工人中也出现了新的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但现在每年都有十几万名大学毕业生参加到科学和技术的行列里去。于是便发生了怎样培养富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感、联系生产实际并掌握哲学的新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的问题。
中国的新生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的特点是直接与间接地同生产现场和工人相结合。但这只是特点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这就是碰到难题时在攻克方法上非常重视基本方法论。这时活用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是他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理论。
工人出身的科学家、上海的蔡祖泉教授在试制碘钨灯的时候，由于这是体积小而又光度强的新光源，看来问题非常困难。首先估计到它具有同普通的钨灯相同的一般规律。
据认为，在攻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的想法是自如地应用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中所阐明的理论。因此，即使说蔡教授靠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而完成了放电灯的制作，也是不足为奇的。
在中国，应该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斗争，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
中国的技术革新运动意味着旧思想和新思想的斗争，意味着书本上的知识和生产现场的体验的斗争。它成为三大革命运动的支柱，恐怕也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