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毛泽东
【本刊讯】日本东京“茶水”书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了福岛正夫编的《中国研究所纪要》第三号专集，题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全书约合中文十五万字。现将前言和有关毛泽东思想部分摘要如下：
这本专集的前言说：“中国震撼着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本身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实践的确经常在震撼着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与各国的极大冲击不次于过去发生的各种事件。在当前形势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对于中国跃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和对付国际危机，肯定是十分重大的。而且，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理论的革命的实践。
福岛正夫在这本专集中写道：这次文化大革命，正如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是在一贯的谱系和发展的基础上，才达到现在这个阶段的。就是说，它继承和发展了现有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所采用的方法是群众路线。
从十中全会到十一中全会四年中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确实是特殊情况。不过，据现在了解到的看来，中共中央的会议的内容，从一九六三年五月农村工作会议开始，就没有公布过，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每次会议都进行了充分的调查，重大问题都在毛泽东领导下共同商议，因此，根本不可能独断专行。十一中全会公报中也规定了彻底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坚持群众路线的传统。尤其这次文化大革命，乃是在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和教育运动的高潮中开展起来的。这不但在苏联党史不曾有过，而且在中国也是把传统的特点作了划时代的发挥。
中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是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是创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的理论家，但是他没有看到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斯大林继列宁之后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了，但是斯大林仍然没有能够完全地把社会主义培植起来。从现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很少有这样的人，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作为卓越的理论家，自己创立革命的理论，根据自己创立的革命理论指导革命，而且现在仍把革命推向前进。在这少有的人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毛泽东。
在中国这样一个规模极其广大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有着长期的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且在总结了中国本身的革命经验的同时，还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战后东欧各国的经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那样的理论，仍然是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但同时在现阶段它已具有以世界革命经验为根据的普遍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具有普遍性的，必将为新兴国家所研究和参考。
当然各个国家各有自己适用的条件，有可能在新的形势下使它得到发展。
【路透社香港六日电】今天看来，中国的毛泽东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正在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谋求成立地区的政府。
他们的机关刊继续强调有必要模仿巴黎公社。
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的一篇社论预示了还要有上海市和山西省那样的按巴黎公社的形式改变政府的消息。
这里观察家们认为，这篇重要的社论是一项政策文件，它从中国“文化革命”现阶段的角度提出了巴黎公社的形式。
【本刊讯】英《经济学家》四日一期在世界栏共产主义事务项下以《一省一省地搞下来》为题，发表一则评论，摘要如下：
中国的文化革命正在经历一个在外部观察家看来，已从高级人士转向互斗着的群众的阶段。在目前，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正在全中国城镇展开的数不清的夺权斗争上。
这一周，亲毛势力取得了极大成功。
有些消息说，“革命造反派”之间有不同意见。
、在陕西，地方电台悲哀地抱怨最近在西安地区的毛派分子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据说他们是搞了“折衷主义、调和主义和改良主义”。
一月三十日，北京《人民日报》不满某些革命造反者中间“相当严重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视组织纪律”的情况。毛已在他的拥护者之中以及反对者之中放出了他将难以控制的力量。
【本刊讯】《澳大利亚人报》四日报道了记者对悉尼电气工程大学校长克里斯琴森教授的访问记。克里斯琴森说，在中国发生的暴力是很少的，没有发生内战。
这位教授在中国度了六个月的假后回到这里。
这位教授说，“关于中国动乱的消息是混淆视听的，大大地夸大了的或者是纯属捏造。”
他说，“日本记者和东欧记者的消息直接取自于北京的大字报，而且翻译常常发生谬误。这些人的消息，有一些可能是故意搞鬼。而那些来自香港的消息通常是纯粹的捏造，因为在那里有着关于中国的故事的现成的市场。”
【德新社华沙六日电】约有二百名波兰青年今天把中国驻华沙大使馆外面的一个展览橱窗涂上了墨色颜料。
这个展览橱窗中有一幅招贴，上面写着“苏联必须向中国偿还血债”。
当中国外交官到场抗议这个事件时，这些波兰青年对他们进行威胁。
波兰警察进行干涉以防止扭打。
这个橱窗今晚还被涂着颜料。警察已经加岗，但是大使馆外没有异常的事情发生。
【共同社东京六日电】述评《毛泽东的伟大实验》之四：《庞大的“政治集团”解放军在夺权斗争中登台演出》。
自从去年中国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以领导者姿态出现的解放军，在一月初毛—林主流派展开夺权斗争以后，在各地都出动来镇压反毛派，作为夺权斗争的推进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对人民解放军（当时是红军）说：“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他还规定，除打仗以外，生产劳动也是红军的任务。
在红军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以后，还继承了这一军队的性质。因此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展开全国性的夺权斗争，建立新秩序，同时反毛、林派进行顽强抵抗的最关键时刻的阶段，军队“介入”意味着，它与其说是一个握有武器，不如说是作为一个负担着宣传、组织工作的“庞大的政治集团”进行活动的。军队不介入政治这个外国的原则，在中国则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在这次推进文化革命的时候，曾经对解放军重新发布了不要武力介入的命令。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年底起，反毛、林派的抵抗益发增剧，尤其是新年过后，在南京、上海及其他地方发生了冲突事件，而且当权派乘主流派之虚用“经济主义”制造了经济混乱和交通混乱，毛—林主流派于是就下了决心，把解放军推上了前台。
在一九五五年彭德怀任前国防部长时代，解放军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推进了国家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并且效法苏联，设立了军衔制度，比起政治教育更加重视军事教育和技术教育。这样，就造成了过去的“政治集团”承认解放军的特殊性的结果。然而，自彭德怀将军在一九五九年遭到失败、林彪将军继任国防部长以来，按照毛泽东思想再次加强了对解放军的政治教育。
同时，对于上升到第二位的民兵，也加紧进行了教育。林彪国防部长在一九六三年发布了“贯彻党领导军队原则”的政治工作条例，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决定废除解放军的军衔制度，增进了军民和官兵之间的联系，对人民战争体制作了部署。
按照这种对军队实行政治教育的领导方针，不断涌现出象雷锋和王杰那样的充满革命热情的典型战士。因此，自一九六四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解放军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旗手，是因为解放军在国内最先开始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