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毛泽东
【美联社香港五日电】（记者：约翰·坎特韦尔）一位欧洲旅行者五日到达这里的时候说，共产党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看来是平静的。
这位五日回到香港的欧洲旅行者说，他和他的一行人所到之处都遇到了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并且受到了非常友好的对待。
他说：“他们实在是太友好了。因为和那么多人握手，我的手指头现在仍然是疼的。”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五日刊登盖伊·塞尔斯四日自香港报道的一条消息，评我《红旗》第三期社论。
摘要如下：
毛可以宣布目前取得胜利，因为他的一派力量已成功地把文化革命推向了新阶段，即无产阶级——现在叫做“革命造反派”——正在自下而上地夺权的阶段。
继上个月上海夺权后，造反派现在又把山西、贵州、江西和黑龙江省也纳入了他们的控制。青岛和昆明两市也被夺了权。
并有迹象表明，北京不久将由造反派管理。
文化革命这一新阶段的蓝图是在《红旗》上的社论中提出来的。这家杂志说，上海夺权——中国报纸现在称之为“一月革命”——开创了新纪元。
毛认为这种举动是使国家巩固起来的做法。《红旗》追述了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无国家社会的范例，特别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
社论还说，中国当前的运动将“大大地丰富和发展巴黎公社的经验”。
毛是第一个没有个人自私心并充分信仰共产主义原理、认为实现没有政府的社会是可能的全国共产党领导人。
在目前情况下，尽管他们承认发生暴力和流血事件，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看来活动接近正常。中央当局仍然能进行所需要的操纵来发动像本周发生的谴责苏联那样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示威。
【路透社莫斯科六日电】有消息说，俄国示威者今天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周围举行抗议集会。
中国大使馆官员说，“数百”人（有些人手拿横旗）来到了大使馆，有些人进入了中国领土。
据说，今天早些时候，莫斯科、列宁格勒、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它一些城市的工人在工厂举行了集会，抗议中国人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的示威。
这些集会是在俄国举行的针对北京共产党政权的头一次这种集会。
政府报纸《消息报》说，工厂今天召开的集会是抗议“红卫兵”对苏联和苏联公民“犯下的暴行”。
举行这种集会虽然经常是抗议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的，但过去却从来没有针对另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政策。
《消息报》说，在集会上讲话的人“对中国人民表示了兄弟的情谊，而中国人民现在却正经历着毛泽东及其一伙，为了打垮所有反对北京现行冒险方针的人，而组织起来的狂热青年玩弄的精神和肉体痛苦的困难时刻”。
【本刊讯】法《世界报》四日发表题为《保持理智》的社论，摘要如下：
一月二十七日，标志着中国学生同法国警察在巴黎发生冲突而引起的一系列事件的开端，而这一天正好是法、中建交三周年。当法中整个关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仍然相当令人满意的时候，第三个年头以如何可恼的情况开端，这是令人遗憾的。
法国在北京的存在，并不是没有重大意义的。同中国“来往”的问题，乃是过去几年的国际局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能说为了帮助中国回到国际大家庭而作的真诚努力，不是这样一个国家作出的：它以它的世界主义原则的名义，在它的愿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外交政策范围内，它最能够作出这种努力。假如在文化革命以来处于狂热状态的中国人迁就他们狂热的革命青年的呐喊，假如他们愿意打破一九六四年初耐心地奠基的事业，并断决同西方的最后的桥梁，那么，主要的责任便将由他们来负了。
学生和警察之间在巴黎的斗殴（即使象有人说的这些警察在斗殴中稍强些），北京的交通事件（大体上这就是变成了“里沙尔事件”的事件），既不应该变化成为国家事件，也不应该引起外交的危机。
【法新社巴黎一月三十一日电】前在北京的一位英国教师克鲁克教授星期一晚在巴黎的一次讲话中说，他支持“文化革命”，并说他不久将返回北京，他自一九四七年以来一直在那里工作。
克鲁克透露，据他所知，人民中国的所有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目前都停课进行“彻底改组”以便工人阶级子弟入学。
他说，停课对学生并无害处。相反，它可以使他们学习工厂和人民组织中的生活情况。
克鲁克说，在中国的若干美国学生最近参加了“红卫兵”的长征。
克鲁克说，在人民中国反对毛泽东主席的只是一小撮人。的确正在考虑他的继承人的问题。
他说，文化革命的基本目标之一是保证中国的年青一代成为像他们的长辈那样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其目的是防止他们变成像苏联领导人已经变成的那种资产阶级。
认为这种形式把企业管理权交给了群众，可以防止出现特权阶层。在对我大跃进进行诬蔑之后，又承认大庆大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面旗帜。
【共同社东京五日电】题：《毛泽东的伟大实验》之三：《废除叫作（长）的职务，管理企业的新方式》
在毛泽东的伟大实验方面，经济政策的具体的形式正在出现。特别是新年以来，在毛、林派开始向生产部门的当权派发动总攻的过程中诞生的上海玻璃机械厂的新管理方式，似乎可以说是它的一个轮廓分明的形象。
据二十三日北京广播说，上海玻璃机械厂的管理机构是根据巴黎公社原则经过协商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的“革命生产委员会。”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委员都叫作服务员，过去叫作“长”的职务完全被取消了。各服务员分担工厂内的种种工作，分为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同过去的领导人老是蹲在办公室里完全不同，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实行领导。
北京广播对这种方式给予极高的评价，说“这是新的共产主义的工厂组织的萌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根据毛、林派的说法，认为过去的工业企业的管理形式能够产生管理者集团这种新的特权阶层，扩大领导者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点上，这个新方式由于把管理权在更大限度上交给了群众，就是为了达到防止出现那种特权阶层为目的，可以说是一种划时代的实验。毛、林派今后将把这样方式推广到各地，促进生产部门的重新组织。
毛泽东的经济理论的基本点在于：“要想提高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其创造性，不是靠物质刺激，而必须靠学习毛泽东思想加强思想革命化”。
这和苏联、东欧现在开始实行的重视物质刺激的利润方式，简直成了鲜明的对照。
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曾经通过五八年的大跃进政策进行了试验，遭到了很大的失败。加上从五九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六○年苏联断绝援助种种原因，到六一年中国经济已经濒临危机。这样才实行了称之谓“调整”的稳步前进的政策。“调整”中改变了大跃进政策的强硬作法，以恢复农业为重点，采取了以包括自留地（个人所有地）、自由市场在内的物质刺激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政策。
靠这些好容易克服了危机，经济开始回升。提出并推行这种政策的中心人物是当时掌握着党和国家权力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的警告：指出这种政策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萌芽三自一包和单干风的危险的风潮。
另一方面，在这个期间，也培育出了毛泽东派经济路线的萌芽。这就是工业方面的大庆油田、农业方面的大寨人民公社。
虽然大庆的所在地还没有发表，估计可能是位于东北的中部的一个油田，是苏联停止援助之后，靠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开采的，靠这个才使全中国的石油自给有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毛泽东指出的“自力更生”的典范，同时，这个油田由于采用了由政治委员制度保证的政治挂帅的方针，取消了领导人的特殊待遇以防止出现特权阶层的作法，以及由工业兼办农业而达到的粮食自给、工农业间矛盾的解决等等许多方面，所以才被作为毛泽东在经济上的伟大实验的典型而大书特书的。
还有，大寨是农民们在山西省山岳地带中铺满石块的贫瘠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靠政治挂帅的敢想敢干的精神，克服了困难，成功地提高了生产。只有这个地方废除了自留地制度，实现了全面的集体所有制。
可以说，从这两个事例中看到了毛泽东的理想及其可以实现的前景，并暗示出他的伟大实验所指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