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二月七日译载日本“中国研究所”所长伊藤武雄所写的题为《先进国、后进国》文章，摘要如下：
先进国、后进国，究竟以什么为标准？虽然还没有很科学的定义，但许多人都以为：日本是先进国。亚洲中，除中国外，都是后进国。先进国，一定是有文化的，同时也是优秀民族。人人模模糊糊的想着他们已经幸福地向前走着。习惯、迷信，都是属于笑话的东西了。
然而，真的是这样么？前一个时候，我在中国旅行访问中，一直这样想着这个问题。
现在，连结南京和对岸的浦口，正在架设一道长江大桥。这是第三号长江大桥。同时也是最长的一条长江大桥。第一条长江大桥是十年前修成的武汉大桥。第二条长江大桥，是重庆大桥，于一九六一年完成。长江水涨期，浪涛滚滚，看不见对岸的边边。浊流深时常在三十公尺和四十公尺间，流速一秒间达三公尺，其流量是可惊的。解放前的中国技术水平，要架这样的一条桥，连梦也不敢想的。为了连络津浦路和沪宁线，把列车载在渡船上运过长江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经认为了不起，自吹自擂，说是什么划期的进展了。
南京长江大桥于一九六○年施工。这个工程和武汉大桥建设时不同，是完全以自力更生的精神，用中国人的手、脑，材料进行的。
武汉大桥，已经震惊世界，南京大桥再成功，突然一说，人们会更另眼相看。
众所周知，中国已经以一系列的建筑物，列入世界的建设史中。然而，还有世界的或超世界水准的一件事，为人所不知。那是在近代工业建设经营中，关于“人”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作为世界大建设而出名的有万里长城和连结北京、杭州的隋朝开凿的大运河，这都是用人海战术搞成的，它产生无数的牺牲与悲剧，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掩盖的事实。和它对照，毛泽东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土木大工程的一个特征是尊重人命。一九五八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参观武汉长江大桥，曾问到四年工程中牺牲的情况，听说，因事故而死的仅仅五人，当时，我怀疑：是不是“车大炮”？因为，在日本，水库工程的劳动灾害数，百位以下是很少的。
参观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我也问到这个问题，当他们淡淡地回答：小事故是有的，死亡却没有的时候，我懊悔我不应开口。这只能说是：可惊的世界纪录。
我在访问中国的旅行中，当参观中国的建设工程和工厂的时候，我都问到那里的劳动灾害。从劳动灾害一事看，我就痛愤到资本与利润的世界，无论如何是后进的。坐在四川省宝成线火车上的时候，一方面欣赏四川栈道的壮观景物，一方面也感到修筑工程的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横贯蜀栈、秦栈山河而走的六六八公里的伟大工程，只用四年时间完成，使用了四川农民的十万劳动力。他们出世以来，从来没有见过铁路的，那四年时间，等于进一间技术大学，与自然的艰险而战。这些聪明的劳动者，不久便成为技工，或培养成为技师。
把这个所谓“后进国中国”和今天日本社会的环境比较比较看。报纸上，人灾死亡者没有一天没有。如果要讲交通祸、劳动灾害、公害伤亡的数字，比过去战争或饥饿的杀伤数字还要多。更甚的是，以自然美夸耀的“富士山日本”，在经济成长的波浪里遭推土机剥削，烟尘一天一天的熏着。
这就是“先进资本主义国日本”的现实。有秩序的改造自然和政治基本点在于有“人”。触及人类灵魂的文化革命之火正在燃烧着。要理解“社会主义中国”，不来几次飞跃，那是困难的。
【美联社莫斯科九日电】苏联政府今天在递交给中国使馆的照会中要求立即结束对它驻北京使馆的刁难。
这项照会警告说，除非这个要求得到满足，“苏联方面保留采取必要的回答措施的权利”。
外交部的这项照会还指责说，这种刁难使苏联使馆不可能把苏联的援助经过中国送到越南共产党人的手中。
【本刊讯】贝尔格莱德十日消息：南通社二月十日广播了一则莫斯科消息。消息说：“苏联昨晚的照会提出了充满最后通牒味道的要求，要求在最短期间停止对苏联驻北京代表机构采取的非法措施。在莫斯科的观察家中间认为，这个照会是发生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事件之前的最后警告。这就是中断外交关系，苏联虽有耐心，这实际上已成了当务之急。”
“苏联给中国的警告的一个特殊方面，今天引起了人们注意。这就是中国领导对援越物资的命运现在所负的责任，对于中断外交关系后将出现的局面来说，尤其如此了。”
“一俟两国间一切接触都告中断，苏联认为，现有的困难更将严重，因此，正如《消息报》昨晚所报道的，将采取一切措施，使这一援助正常地和不间断地运交。”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以前的消息的证实。以前有消息说，已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妥，在中苏边界就把运输的物资交给越南专家。据强调，这个协议的命运取决于中国政府及其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这一协议”。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日以《巴黎拒绝上中国孤立的当》为题，刊载了韦弗利·鲁特六日从巴黎发回去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法国官员们认为，共产党中国正在企图用挑惹其他国家同北京断交的办法，来达到一种“纯化的孤立”。
法国不想上北京的当，不习惯于忍羞含辱的戴高乐总统之所以命令对中国的反法行动只提出例行的抗议，原因就在于此。
说中国的目的是搞“纯化的孤立”的人，把此事归根于中国传统的排外心理。
看来北京不想自己担负断交的责任，却确实希望其他国家同它断交。
这里认为，毛泽东主义者即令不愿意走得这样远，至少可能是在利用中国人的排外心理来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北京领导人在中国国内发生骚乱的情况下，看来认为有关外部世界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是次要问题。
【本刊讯】英《苏格兰人报》七日报道说：
全中国正在上演一出大戏，但是外界的人就象一场便宜的皮影戏的观众一样，只能透过一幅巨大的纸幕看到一个粗略的、被歪曲的行动轮廓。因为现在是“大字报”时代，外国记者每天就是从“大字报”中吸收事实和谣言，转发给全世界读者。
【本刊讯】美《国民前卫》周刊一月二十八日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封关于中国红卫兵的来信》，摘要如下：
我要纠正十一月十九日“读者来信”栏中关于中国文化革命的一些评论。
米尔顿·布洛克谈到“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死亡”。全体红卫兵带的《毛主席语录》的第一条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领导的文化革命目的是要使包括党在内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符合于经济基础，符合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这是要解决的“严重内部问题”，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对情况远不是“毫无透露”，而是到处高声宣布的。
布洛克问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建立红卫兵，是谁建立的，为了什么目的？”答复是：红卫兵最先是一个人数很少、未经批准、受到阻扰的组织，它们是在去年春天在学校里因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继续控制进行造反而兴起的。毛主席和党中央赞扬和承认了他们，于是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他们的活动扩大到了整个社会。这不是什么秘密。
布洛克谈到中国社会还不可能“进行什么公开的群众辩论”。那么在七亿人口的整个国家目前到处进行的口头和书面辩论究竟算是什么？照我在北京这里的人来看，这是民主集中制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民主，是群众对官员的监督。
比尔·康韦说中国“在分裂社会主义运动”。当社会主义运动变得不革命的时候，列宁也是这样做的。只有这样他才取得革命力量的增长和团结，以及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
康韦谈到苏联说：“如果他们有社会主义和学校，他们必然有社会主义教育。”不幸的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霍兰·罗伯茨说：“修正主义只是一种咒骂的字眼，除了改变之外，没有经济或社会意义。”改变，是的，但是朝什么方向？列宁用大半生的时间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因此“咒骂”它。如果修正主义没有意义，那么列宁主义也没有意义了。罗伯茨博士曾担任据说是要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加利福尼亚劳工学校的校长，他应当知道这一点。至于他对中国和苏联的“渐进的资本主义”和私人经济的探讨——在中国，私营部分不断地被削弱而几乎不再存在；在苏联，私营部分在法律上是废除了，但是你甚至在《真理报》上也能够看到关于“地下工厂”和对公营企业大规模营私舞弊的消息，现在公开承认许多副食品主要来自自留地，、如果利别尔曼主义不是南斯拉夫道路，那也是极其相像的了。对于资本主义，问题是究竟在使它下降还是上升。
金斯伯格说，红卫兵像希特勒青年组织。一个是要培养“超人”来为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服务，另一个是歌颂群众，横扫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并且鼓励青年继续战斗直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实现它们的共产主义目标。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于北京